当前夹在美朝之间的韩国似乎面临巨大的双重压力。然而韩国也享有巨大潜在优势，那就是在韩朝中三边框架中，韩国处于十分有利的中间人地位：既能够和朝鲜说上话，又正在和中国加速修复关系。若韩国能以此为契机，同时拉拢中、朝，以自身为中心打造一个三边协调（trilateral concert）的多轨道、多层面长效机制，重建东北亚的共同安全新格局，那么不仅当前韩国所担心的“平昌和平窗口关闭”之问题将迎刃而解，而且从长远看，东北亚地缘政治版图也将出现有利于韩国的结构性变化。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如何延续来之不易的“平昌和平窗口期”？
我注意到，刚几位发言的韩国教授都反复提到一个关键词——由平昌冬奥会带来的“和平窗口期”。他们都非常关切如何能够延续这种来之不易的和平。刚才中韩学者们也达成共识：在2月25日冬奥会结束后，三月或四月美韩军演仍会进行，而这势必对朝鲜造成某种触动，并有可能引发负面连锁反应。正因如此，韩国当前政界学界都在探讨：如何使“和平窗口”不被美朝的敌对行为所关上、终止？如何延续事实上的“双暂停”，甚至在其基础上建构某种可持续的东北亚安全新架构？这些是摆在同样期盼半岛“无核”与“不战不乱”的中韩两国面前的共同课题。
毫不夸张地说，在半岛实现无核化与不战不乱这两个目标上，中韩两国目标最一致、民心最相通。然而，回顾自2006年来12载朝核博弈，国际社会的努力乏善可陈。尤其中韩两国的声音、主张与和平努力，屡屡被其他国家间的战争叫嚣所淹没。
究其根本，六方框架下“集体行动的困境”或许是一个可能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其他国家对实现“不战不乱”与“半岛无核”这两个目标恐怕远不如韩中两国真心实意。所以我们才看到，每当半岛局势有所转机，总有国家跳出来，节外生枝地谈“绑架人质问题”；也总有国家希望以半岛局势的恶化为借口，为他们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炮制合法性；我们更看到，就在今天，就在此时此刻，当韩、朝、中三国人民一起期盼平昌冬奥会成功召开的时候，大洋彼岸又传来种种不和谐的声音，无礼且无理地压制韩国，让文在寅总统很为难。
面对这样的困境，中韩两国政府、学界和民众唯有拿出大智慧，摒弃前嫌，精诚合作，才有可能跳出窠臼，创造性地重构东北亚共同安全新格局。
韩国正处于主导性优势地位的“机遇窗口期”
表面上看，现在文在寅总统的处境似乎很不妙，可谓：前有朝鲜临时变卦之“狼”，后有美军突袭眈眈之“虎”。阅兵与军演齐扰，内忧共外患一色。在美-朝-韩三边互动的框架中，文总统为了半岛生灵免遭涂炭，为了东北亚的“不战不乱”操碎了心，却既得不到华盛顿的理解，又不被平壤领情，反而两头受“夹板气”。国际大局势的风云变化，在首尔的国内政治中也引发连锁反应，朝野上下对文总统“月光政策”的质疑之声也一浪浪袭来。有谁能理解文总统的良苦用心？又有谁能体谅韩国的难处？
然而，危险之下也往往暗伏转机——就看决策者如何利用。如果暂时抛开美-朝-韩三边框架，而把视角锁定于东北亚陆地区（East Asian Continental Region），我们就不难看到，在韩-朝-中三国的互动中，韩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有利地位和主动态势——中、朝都有求于韩。
一方面，朝鲜在连续核试爆、导弹试射之后，在技术可靠性和射程上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故对美日已初步具备一定威慑力。但朝鲜为之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随着国际社会制裁的加强，其经济与军事潜力正在经受考验。更重要的是，朝鲜弹道导弹技术的进展已经将其与美国的“摊牌时刻”大为提前，而朝鲜拥核的目的并不在于“在实战中打败美国”，而是“在战前吓阻进攻”，因此平壤在这个临界点上保持战略弹性是理性的。上述原因共同促成朝鲜在年初向国际社会抛出橄榄枝，而在此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的正是韩国。对朝鲜而言，韩国不仅是其与外界联络、释放善意与灵活性的（唯一）可信通道，同时也是在危急时刻遏止美国动武决心的“救命稻草”。
另一方面，中国也有求于韩。自朝鲜最高领导人上任五年来，中朝两国作为名义上的“盟友”（中朝条约有效期至少到2021年）、中朝两党作为“兄弟政党”，至今仍未实现元首/党首互访。这在两国关系史上是未有先例的。随着中国严格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中朝关系更急剧恶化。这一趋势似乎已被最近中朝几次党际交往和外交互动所验证。中朝两国两党间的互信和交往层级很可能正处于历史的最低点。
大约两周前，在上海的一次由察哈尔学会主办的中韩政要、学者恳谈会上，来访的韩国国会议员对中方代表提出一个请求：“9号冬奥会开幕。8号朝鲜要阅兵。我们韩国很担心这次阅兵会对冬奥会产生不利影响。你们中国可否帮忙，劝一劝朝鲜取消或者延迟阅兵？”中方诚恳而遗憾地表示：“议员先生恐怕真的高估了我们对朝鲜的影响力。”
上述由笔者所亲身经历的案例似乎给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韩国对中国在半岛事务上发挥正面作用是有明显需求和期待的。
第二，然而现在的情形是，在与朝鲜沟通、对话方面，北京可能还不如首尔。换言之，要对朝鲜发挥外交影响，北京可能还需借重于首尔，即中国对韩国有需求。
第三，正因为当前韩国与中、朝都能说上话，同时中朝关系处于暂时性的低谷，因而给韩国在三边框架中扮演中间人，甚至更为主导性的角色提供了难得的战略窗口。
第四，韩国可能因为还没有未认识到上述第二、三点，故尚未找到“使用中国”的正确方式。
“中国牌”无可替代的价值与正确使用方式
如前所述，在对朝外交方面，当前中国面临暂时性困境，其影响力恐怕还不如韩国。那么，我们据此就可以推导出“中国无用”么？其实不然。
第一，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中国在确保半岛“不战不乱”与“无核”这两个核心目标上与韩国高度一致。
第二，尤其是在确保“不战不乱”，即遏止美国动武决心方面，中国实际发挥的作用也是韩国需要且无可替代的。换言之，如果中国明确表示欢迎或者不反对美军动武，那么文总统此前有关“我若不同意则谁也无法在半岛发动战争”的政策宣示，在国际社会（包括朝鲜）的可信度恐将有所下降。可见，中韩两国在确保半岛“不战不乱”这一共同利益上存在较大空间，提升相互协作水平。
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实事求是的看到，在确保半岛“不战不乱”的共同目标上，中韩两国虽有共同需求，但需求程度存在差别。韩国对防止半岛重陷战火是有强烈“刚需”的。原因很简单，集中全韩四分之一人口与财富的首尔-京畿直接处于朝鲜火炮和导弹攻击范围之内。无论美军专家如何评估并反复担保“在开战3分钟之内绝大部分汉江突出部火炮将被摧毁”，韩国民众和政府都不敢拿自身性命押宝。
类似地，中国也有这种担忧。毕竟朝鲜的核设施大量部署于中朝边界而非“三八线”。因此一旦它们遭遇物理攻击，产生的核爆或核辐射会对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东北亚地区造成巨大的环境威胁。但是，毕竟相对韩国而言，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离半岛战场距离更远。
中国2月6日进行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有国际舆论认为这是中国在为可能到来的半岛危机/战争进行军事准备。联系此前国际媒体报道的中国在东北、华北地区的兵力调度，我们有理由推测：一旦北京完成在环半岛地区的有针对性的军事再部署，达到当半岛“生战生乱”后亦能将其对中方之负面影响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affordable）的门槛，那么届时中方在遏制美方动武一事上的决心必然会有所下降。这也意味着，届时面对核武能力更强的朝鲜和动武决心更大的美国，韩方恐将要么独立支撑遏止战争的重任，要么自行承担战火涂炭后的主要后果。上述事实和可能趋势共同决定了，当前韩国在半岛及对中朝事务中所拥有的战略优势存在一定脆弱性。换言之，如果青瓦台未能及时捕捉这些有利信号并意识到潜在威胁，未能及时主动出击采取行动，趁早打造有利于己的半岛安全新框架，那么一旦“窗口”关闭，吾恐“机”失而“危”至矣。
第三，中国对韩国的利用价值，不仅表现在遏制战争，更体现在对冲（hedging）美国压力，从而在事实上变相提升韩国在地区事务中的自主性、主导性与话语权。
驻韩美军、战时指挥权等硬机制的存在，迫使韩国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对此，从一般逻辑上讲，任何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都是不愿意看到这种境况永久化的。而与此同时，中国显然也一贯乐见韩国在对美外交，乃至所有地区与国际事务中，表现出更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不仅是中国一贯“大小国一律平等、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道义主张的政策体现，同时也因为中韩两国利益交集较多、政策立场相近。
譬如我们看到，每当韩国为其自身国家利益而独立行事时，中韩关系就容易走近，两国交往就愈加密切、互信度大幅提升：1992年韩国顶住国际社会对华制裁而与中国建交；2015年韩国总统不顾西方反对坚持参加中国抗战胜利大阅兵；韩国政府为提升本国人民福祉、充分就业而坚持加强对华合作，积极参与中方提出的各种合作倡议等等。中方对此也是心存感念。
反之，每当韩国受到外力影响而被迫对本国既定对华或地区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时，中韩关系就容易遭遇挫折。在这些负面案例中，我们都知道韩国行为的背后也有自己的苦衷与无奈，但无论中韩民间如何“惜别”，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好势头每次都这样被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逻辑所碾压。
上述事实雄辩地说明：在美韩现有的双边框架中，首尔对华盛顿的议价能力显然是较为有限的。而引入中国作为“筹码”，或有助于韩国对冲、平抑美国的外部压力，增强其政策独立性与自主性，从而更好地维护韩国自己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如果韩国能发展出一种新的外交“技能”，即将中国拉拢进来，成为其自身在对美谈判博弈中的“观众”，那么以中国的实力和体量，这其中的“观众成本”（audience cost）想必是相当可观的。用“中国牌”做“挡箭牌”，对冲美国外交压力，将使青瓦台在白宫面前更加自信、从容、有力。
我注意到，刚才诸位韩国教授都表示，美国执意在冬奥会后要恢复美韩联合军演，而这又很可能引发朝鲜以试射试爆进行反制和报复，因而非常担心这种负面恶性循环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半岛缓和趋势。对此，在座各位提出了种种具体措施，诸如“美韩军演要控制规模”、“军演前后要耐心向朝鲜说明解释”等等。然而正如大家都承认的，这些不过是“治标”之术。其有效与否尚不敢断言，至于“治本”则更不敢指望。
此刻，处在中朝之间“左右逢源”之有利地位的韩国，何不打造以自身为中心的东北亚共同安全新架构，从而将“暂时有利的时刻”延续为“韩国主导半岛事务的新时代”呢？这才是从根本意义上延续刚才诸位教授所讲的“平昌和平窗口期”。
从六方博弈到三国协调，打造以韩国自身为中心的东北亚共同安全新架构
韩国要想摆脱现今在美-朝-韩三角关系中两面不讨好、处处受挤兑的窘境，最好（甚至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跳出这个老框架的窠臼，利用当前难得的战略优势“时刻”（这个机遇期可能不会太长），尽快发挥主动性作用，拉拢朝、中，以自身为中心和主导打造一个三边对话与协调机制，并使之常态化、制度化、实体化。
有人或许会质疑：中国又凭什么甘心做韩国手里的“牌”呢？那是因为朝鲜的桀骜不驯以及中朝关系近年来的持续恶化赋予了韩国某种独特的中间人（mediator）地位——中国需要韩国提供方便。这是可行性来源之一。
或许还会有人质疑：在现有的朝韩双边对话之外，为什么只加入中国呢？不可以纳入其他国家吗？对此，我们可以用排除法甄别。
首先排除美国，因为美国对现在进行中的朝韩和解与对话始终是疑虑重重的，否则也不会对文总统施加这么大外交和军事压力。
其次排除日本，因为日本在此前历次六方会谈中的表现已经证明他们更多地是在扮演一个“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的角色，而非调停者或建设者。
最后，俄罗斯虽然和朝、韩、中都保持着良好外交关系，但两个关键因素使其无法胜任新角色。一是俄罗斯的战略重点从来不在远东，更不在半岛，而在东欧、中东；半岛真的“生战生乱”并不对人口-经济主体位于欧洲的俄罗斯产生致命威胁，因此俄对半岛问题也不可能如韩、朝、中三个东北亚当地国家那样倾注全部热情与资源。二是作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如果俄罗斯被纳入，并形成一个韩-朝-中-俄四边协调体系，那么作为韩国盟友的美国一定会大为愤怒。因此，尽管中国并不会反对纳入俄罗斯，但美国一定激烈反对；这同样会对美韩同盟关系造成不必要的冲击与伤害。对俄罗斯保持必要的尊重，并促成其在半岛事务上保持（局外）中立，或许是对韩国最有利且最可行的方案。
综合上述，为韩国国家利益计，首尔要想摆脱六方博弈旧模式下的“集体行动困境”，摆脱“绑架人质问题”等干扰正常议程的噪音，就必须精简行为体数量，简化博弈结构。然而，在当前朝-韩双边对话这一看似“最精炼”模式下，因韩国始终受美韩双边同盟体系的制约，因此在这个事实上的三边互动中，韩国仍不可避免地处于“两头受气”之劣势地位。
要想彻底改变窘境，就只能引入中国。就像韩国国旗上那副“太极图”所揭示的那样，韩国作为中等强国，最佳策略就是“打太极”。而“太极”作为格斗技艺的主要原理并不是倚靠蛮力，而是使用巧力，借力打力：首先，借平昌冬奥会形势缓和的东风，同时拉拢中朝，使其成为自己的“后援团”；然后借中国之力对冲美国，为韩国对美外交赢得更有利地位和更大转圜空间；同时又借朝鲜对中国的不信任与中国对韩国居间协调的需求，强化自身在三边协调框架中的主导性地位；最后，在美韩同盟并未因此遭受实质性削弱的前提下，当一个以韩国为中心的东北亚三国协调机制被建立起来，在韩-朝-中与韩-美（日）两个“战略环”中间处于连接点、中间人地位的韩国（如下图所示），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可持续的战略优势，东北亚地缘战略版图亦将为之一变。
具体可行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首先，顶层设计。文总统如能凭借与朝鲜刚刚恢复的联系渠道，以及与中国国家主席的热线电话，穿针引线，邀请中方派遣高级别党政官员、特使，参与朝韩间的对话，这不仅无损于朝韩之间互动，反而从外部向美、日等执意破坏“冬奥会和平契机”的国家释放强烈信号。将中国纳入韩国的战略轨道，有助于推卸“对美说不”的责任。即，在不损害美韩同盟关系之根基的前提下，让中国替韩国在某些韩国不方便明确表态反对的事情上加强对美施压或反施压，韩国则于幕后坐收渔利。
其次，层层推进。不妨以定期或不定期的热线电话为先导，逐步形成外交会晤机制，再演变为有固定场所、专职理事会的东北亚共同安全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of East Asian Common Security）。毕竟，好的理念、设想只有制度化、常态化甚至实体化后才能发挥其最大潜能。
最后，多管齐下。不仅在政府首脑层面要有顶层设计，在外交部长级别、大使级别、事务官员级别，1.5轨、2轨外交等管道，乃至学术界、工商界，在韩、朝、中三国的青年学生社团等等，都应同时进行制度化设计与实践。譬如设置“东北亚陆论坛”（East Asian Continental Forum），既可以作为三国政府间高级别会谈，也可以在政府正式峰会前后组织学术界、工商界、青年学子的各类交流、联谊活动，以增进三国间各层级、领域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以实现韩-朝-中“政策沟通”、“民心相通”。
半岛命运必须由半岛人民自己掌握；半岛人民的尊严必须被世界尊重
今年是2018年，也是中国军队1958年全部离开朝鲜半岛60周年。它对中朝两国而言，或许只是他们正面互动的一小步；但放在东北亚两千年大历史中，却是中国人民与半岛人民交往史上的一大步。它的政治意义不仅关乎中朝两国，更象征着中国人民对整个朝鲜民族尊严与主权的普遍尊重。这种尊重无分南北，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毫无关联。中国一贯主张半岛问题归根到底应该靠半岛人民自行解决，周边国家不应横加干预；这背后所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的天然亲近与基于“东北亚人”这一共同身份的强烈的共同体意识。
然而，6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遗憾地看到，同样在这半岛之上，仍有人把自己的军队部署在另一个主权国家里。不仅如此，甚至连战时指挥权都不愿意交出。他们不仅要管自己的军队，还要管别人家的军队。这在“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主权一律平等”（习近平在斐济演讲的原文）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简直是骇人听闻。60年前后一比较，同样是大国，道德水准高下立现。
对此，作为半岛人民的好邻居、好朋友，中国也感到痛心和难过。这并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难兄难弟的同病相怜——中国也是冷战的受害者，也是超级大国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国和韩国一样，至今未能完成民族统一大业。由此可见，只有韩、朝、中三国才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如今半岛形势终于出现一丝新的转机，但危险与机遇也往往相伴相生；如果韩国不能利用好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那么看似一片大好的形势也有可能在一夜间转为危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