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争端硝烟再起，舆论一时间成鼎沸之势。有惊呼中美贸易战全面开火的；有建议中国采取强硬态势，全面反击，大豆、汽车、飞机是重点回击方向的。中美外交辞令上也是针锋相对，美国贸易年度报告声称将使用“所有可用工具”向中国施压，中国官方亦表示打贸易战奉陪到底。这几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美贸易战问题也一跃而起，成为最受关注的议题。
然而，针对中美贸易战，笔者发现，当前讨论还有不少认识上的误区，对缓解贸易危机有害无益。某些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姿态切不可取，在当下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还原当前中美贸易冲突的事实和本质，推动讨论向符合中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并寻找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才是需要积极探寻与争取的方向。
笔者认为，当前中美贸易战激辩还需走出以下八大误区：
误区一：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
虽然态度上剑拔弩张，但从已经落地的贸易制裁来看，只能算是贸易磨擦，并未达到贸易战的标准。目前，美国针对中国的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对中国影响有限。中国对美国钢材出口不到20亿美元，占中国钢铁出口比例的3.6%；中国对美国铝出口约为19.3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比例16%。而中国针对美国对钢和铝232措施反击清单涉及到30亿美元，基本相当于对等还击，而且涉及到30亿美元商品份额只占中国对美出口份额的0.7%，和前几年一般贸易磨擦相当，远非贸易战的开始。
当然，值得警惕的是，美国301条款对中国制裁备忘录可能涉及到600亿美元商品，如果最坏的情况出现，14%的中国对美出口份额会受到影响，主要是高科技和机械产品受到波及，而中国也势必会采取还击。
但从目前情势来看，还有很大回旋空间，美国301备忘录签署后，会留出15天清单制定，30天公示时间，且当前美国商会的反对声音也十分强烈，美国45家商会致信特朗普要求勿对中国加征关税。而且45天的期限也没有说不可延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战只是山雨欲来，特朗普率先叫阵，公开价码，中国斡旋仍有空间。
误区二：中国打贸易战赢面大
中美是全球第一、二大经济体和出口国，两者贸易额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5836亿美元，增长了233倍，贸易战不会有赢家。而且二者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等诸多领域都有着很大分歧，一旦贸易战开打，经贸压舱石动摇，很可能将中美关系带入冷战模式，中国受到的外部冲击对于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以来延续的经济增长奇迹是很大的打击，需要竭力避免。
首先，中国有巨额贸易顺差，受到的影响更大。因为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依赖体现在多个方面。2017年，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占中国商品总出口的19.1%。对美商品出口不仅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如玩具，家具，纺织等对美出口均占该行业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并且随着中国自身制造业的升级，资本密集型产业如电子机械等对美出口也大幅增加，出口量甚至赶超劳动密集型产业。
虽然，理论上中美爆发贸易战后，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会转向其他国家地区，但笔者研究发现，中国主要出口商品中在其他几大出口国所占的比重已相当之高，进一步提高出口比例和市场占有率的空间极其有限。例如，对美国出口量最大的电子机械与设备，日本从中国的进口占全部进口的49.6%，韩国从中国的进口占全部进口的40.7%，德国占23.0%，英国占22.7%，消化更多的中国进口相对困难，而非主要贸易国市场的自身需求又相对有限。
当然，贸易战也势必对美国造成严重打击。原因在于中国是美国继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的第三大出口国，美国对华商品出口不仅包括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如飞机、汽车、电子设备，也包括资源型商品，如原木和谷物。当前中国零售市场比肩甚至超越美国，一旦引起中国方面的反击，美国企业来自中国利润会大幅缩减。事实上，美国绝大多数的大型跨国公司都视中国为重要市场。
此外，中国服务业对美国也十分重要，相比于贸易逆差，美国对中国的服务业是顺差；此外，如果考虑到香港“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每年有相当多的中资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并购和投资平台，真实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从替代的角度而言，笔者认为，美国同样依赖从中国的进口，短期内找到中国制造的完全替代品相对困难。贸易战将会推升美国人民的生活成本并提高通胀风险。例如，美国九成的雨伞进口，八成的玩具进口、七成的头饰进口来自中国，一旦贸易战开打，则难免推高通胀，对美国消费者不利。实际上，当前已经有担心美国工资上涨会推动美国通胀的上升。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长楼继伟提到，当前中国商务部给出的措施比较温和，应该对美国大豆、飞机、汽车等对华出口占比较高的领域三箭齐发。但在笔者看来，这一声明可以看作是防止美国贸易战的直接威胁，提醒美国需三思后行，但若切实付出行动，则真正打到美国的痛点，有可能会开启贸易战并推向难有回旋余地的境地。
误区三：当前中国反击措施过于温和
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说，虽然美国目前看来剑拔弩张，但并未打到中国痛点，如落地的钢铁和铝关税对中国影响不大，针对2025产业的抑制也并非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构成，不能说贸易战的开始，只是率先叫价，试图赢得更多利益，中国还有很大的周转空间。而中国目前的回击，也以对等还击为主，并未冒进。在笔者看来，这是避免贸易战升级的姿态，也是正确的应对策略。毕竟中国对美的巨额贸易顺差，一旦打起，必将影响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定力，防止贸易战不到最后迫不得已，始终是努力争取的方向。
此外，纵观这三种产品，作为应对武器，也均是有利有弊。首先，飞机是美国对中国出口第二大商品，年出口接近150亿美元，占美国出口到全球的11%，回击的话，对美国直接影响不言而喻。但正是由于市场份额较重，短期内国产大飞机替代还困难。即一旦大幅减少美国波音进口，唯一替代是空客，欧洲政治风象也多变，过度依赖欧洲同样十分被动。
其次，美国对中国汽车及零附件出口约110亿美元，对汽车反击同样效果明显，但同样非到万不得已不宜动用。美国通用汽车在华投资亦在逐年加大，目前通用在中国生产的别克昂科威及凯迪拉克CT6车型均以进口车的形式返销美国市场，美国通用去年在华销售400万辆汽车，2014-17年在华投资120亿美元，打击美国汽车企业对外资流入不利，也可能加剧当前对，外资不能一视同仁的批评。
再有，美国对中国油料种子出口接近150亿美元，超过其全球出口的一半。打击大豆等农产品，虽然单品价格不高，但影响群体广泛，而且美国农产主是特朗普的重要选民，可以影响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但从中国而言，减少美国大豆进口短期内也会造成供给短缺，推升饲料价格上涨，并引发通胀。
总之，在全球贸易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下，难以找到对一国绝对有利，对他国无利的回击手段。以打促谈，避免贸易战仍然是最佳策略，从这个角度而言，不到紧急时刻，仍然坚持你来我往的回击策略，并非温和，而是避免矛盾升级到不可收拾，尽量在多个回合中寻求双方合理价位，早日结束贸易争端的相对占优选择。
误区四：抛售美债、打汇率战是终极武器
有观点建议，中国可以抛售美债，或让人民币汇率贬值加以应对。但在笔者看来，二者均不宜作为贸易战的应对方式。一方面，中国虽然拥有1.18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是美国国债第一大的持有国，抛售美债会造成美元一定程度上贬值，但大举抛售，难以找到体量相当的接盘者，必定会造成抛售时的大幅折价。而且纵观全球，也难以找到匹配美债收益率与稳定性，且足以承受中国如此大体量的金融资产，抛售引起的金融市场波动将造成中国巨大的财富损失，并加剧恐慌，让事态升级。
另一方面，汇率政策亦不应作为应对武器。实际上，当前中国出口表现良好，对欧盟、日本、“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强劲，尽管对美出口或有下滑，也不需要通过贬值刺激。且从近年来的观察来看，汇率若非单方向大幅波动，对贸易影响其实有限，贸易情况更多的与海外经济复苏情况以及关税政策关联更大。
去年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大幅升值，但得益于海外经济的复苏，出口却强劲反弹，而在2014-2016年，人民币贬值阶段，由于外部环境低迷，出口反而差强人意。而一旦采取贬值策略，如果贬值幅度很小，很难起到效果，大幅贬值则可能出现预期恐慌，加剧资金外流，葬送难得的汇率企稳局面，并引致他国竞相效仿，使得第一次贬值效果大打折扣，得不偿失。
误区五：贸易战会推迟中国开放步伐
在这场贸易冲突中，中国仍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在笔者看来，中美贸易战演化的方向大概率是以战促和，边打边谈，中国会做出一定的妥协与让步，如在增加进口方面做出努力，以减少逆差；承诺加大金融、服务业开放、增加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以及劳工保护；真正做到确保外资主体市场地位一视同仁，降低强制技术转让比例等。但笔者并不认同这些改革全是受外部环境所迫。在笔者看来，这既是对抗美国咄咄逼人态势的反制让步，也是中国既定的改革方向，一举两得。
实际上，近年来，外资企业在中国利润逐步增加的同时，对中国市场环境的抱怨已然增加。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发表的2017年度调查显示，411家会员公司中，64%的公司公布其2017年收入出现增长，近3/4的受访公司表示实现盈利，为3年来最高比例。但报告同时显示，3/4的受访公司表示，他们感到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不如从前。七成左右的公司对中国的监管程序持悲观或中立态度，反映最多的问题包括中国监管不透明、法律应用存在矛盾及劳动力成本上升。
至于外资企业抱怨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也并非全无根据。实际上，近年来，僵尸企业大量存在对于中国而言也造成了资金运用低效率，推高企业杠杆率等问题。未来推动国企改革，实现微观主体地位一致，在笔者看来，不仅是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要求，也是打破中国资金软约束，降低金融杠杆与金融风险的必要举措。此外，外资企业近年来对中国强制转让技术的抱怨加大，在笔者看来，以市场换技术虽然获得巨大成功，但中国终究要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加强自主研发投入与提高自我创新能力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更进一步，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已然降低，内需已然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未来加大力度支持消费转型升级，提高中高端产品消费和服务品质，并配合新一轮服务业的供给侧改革，有助于解决消费领域供需错配难题，增加内需以减弱外部冲击。
实际上，笔者认为，当前中国金融业、高科技行业与服务业都有开放的空间。例如，金融领域，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外资参与度不高，加大开放力度，既可以缓释外部压力，也可增加竞争，适应全球化与提高国内金融业潜能。同时，适度增加对美国进口，特别是增加美国高科技公司、服务类公司的中国市场份额，可以提升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和争取更多的盟友。
总之，切实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减少政府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破隐形玻璃门、旋转门，完善监管与法律，既是外部诉求，也是延续中国改革开放的未尽之路。
误区六：多边贸易体系已经失效
有观点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有国际承诺，即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日起15年后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但当前，美国、欧盟与日本仍然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因此中美贸易战是寻求国际组织框架也难有帮助，甚至中评社社评称，中国应无惧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建议并不可取。美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引起广泛批评。在双边贸易冲突背景下，加强广泛的多边合作仍是应对之法。实际上，开放与加入WTO是近四十年中国获得经济腾飞奇迹的重要原因。如今，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对全球经济贡献达30%，经济实力空前提升。与此同时，经济上竞争力的增强也使得近年来中国在金融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话语权大幅提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倡议的提出，G20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举行，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强的领导力，而这些成就都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广泛合作共赢的理念。
展望未来，除了上述硬回应与推动市场化改革以外，最大程度上争取倡导全球化国家的支持，共同抵抗美国贸易战威胁，还是一个重要策略选择。在笔者看来，在WTO框架下寻求解决途径，并在全球范围内，争取越来越多的支持自由贸易国家的盟友，十分重要。与此同时，争取美国企业界反对贸易战解决争端的力量，重视美国企业的合理诉求，并通过美国商业界反对贸易保护的理念，有助于对美国特朗普政策形成掣肘。
误区七：中国会重蹈日美贸易战的覆辙
一种悲观的判断认为，中美贸易战会重蹈日美贸易战覆辙，并向日本一样，成为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对此，笔者仍然认为，两者有比较大的不同，结论难以轻易复制。最主要的不同体现在：
第一，中日市场规模对美影响不同。中国零售今年有望超过美国市场；而日本1985年零售市场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零售业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且多为自产自销，对进口消化能力相对较弱，使得日本市场对美国的牵制较小。
第二，中日对美的出口产品构成不同。当前中国有一半出口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其中又约半数是美国企业。如若美国通过贸易战重挫中国出口，其实也间接打击了美国在华企业的产销和利润。而当时日本对美出口多为本国品牌，限制日本出口对美国企业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第三，中日应对方式不同，与日本采取对美自动出口限额不同。中国或会更加开放国内市场，同时通过在促进公平竞争、企业待遇均等、开放金融市场以及价格市场化改革等方面做出改变，以增加来自美国的进口，而非采取对美出口限额。
第四，中日汇率政策的选择不同。广场协定后十年，美元兑日元从1：240三年内跌至1：120，之后三十年以1：120为中心波动，一度触及1：80。日元大幅升值促使日本政府采取了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引爆了后来泡沫经济破灭。而中国政府自去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持汇率稳定，尽力避免通过汇率波动来调整贸易。
从上述角度来说，笔者认为，中美不会重蹈美日之间贸易战的覆辙，回旋的余地可能会更大。
误区八：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
有观点认为，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只是耍花腔，对中国2025制造业涉及到的领域如高性能医疗器材、生物制药、新材料、农机装备、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航空产品和高铁装备等征税，而考虑到这几类中国并不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强项，更不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主要商品和服务项目，因此美国贸易战是放空枪，主要针对技术转让问题。
笔者希望此言成立，但情况未必如此乐观。这涉及到问题的关键，特朗普的底线究竟在哪里？一种解释是选举的制约。由于去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再创新高，今年年底美国议会中期选举，特朗普为赢得选民支持，以贸易战要价，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还有另外一种担忧，就是特朗普此举是对中国全面反制的开始，不仅贸易领域，美国大打台湾牌、朝鲜牌，对华鹰派人士全面上位，说明对华将展开全方位的强势抑制。甚至更为深刻的一种观点是，这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体现，无关乎特朗普，甚至未来无论谁出任美国总统，紧张情绪都将延续。
实际上，上述担忧早在几年前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便有所涉及，2015年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便在发展论坛演讲中指出的，中美摩擦背后的实质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传统冲突”，笔者同年发表《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外交“常态”》一文，做出了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着增强，中美未来不仅仅在传统的安全领域，就连一向被视作中美利益交汇点的经济领域，两国摩擦也将持续上升的预判。
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就断言美国出招是虚晃一枪过于乐观，当然，也不应反应过度，没有逻辑的出牌。虽然特朗普真正的底线在哪里尚难知晓，或许只有通过以战促谈，通过打出来、才能摸出来。但笔者认为，无论怎样，坚持守住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不动摇，在应对策略上，软硬结合，审慎选择回击标的，并以同等程度的回击为宜，争取在WTO框架下寻求解决途径，并在全球范围内，争取越来越多的支持自由贸易国家的盟友。同时，加速改革开放，促进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加强环境、知识产权、劳工保护，完善法律与监管等应是始终坚持的策略。
如今看来，中国的应对也并未偏离这样的方向，是值得欣慰的。例如，刘鹤在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以来，首次与美国财政部长通电话时便提到，希望双方保持理性，共同努力，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央行新任行长易纲在谈中美贸易时，表态做好自己的事，对市场风险，要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化解。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也提到未来重点将会对金融、电信、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扩大开放，在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方面对外资的股比限制也将进一步放宽，甚至取消。
总之，正如习近平在2017年与特朗普在北京会面时提到的，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巨大收益。我们希望特朗普此时扣下贸易战扳机是虚张声势，但也要为美国对华策略发生重大改变的局面有所准备。如今美国政治上对中国强硬的势力越来越壮大，如美国新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白宫全美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Peter Navarro）、以及新晋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等，都是鹰派代表。在笔者看来，越到这时，越需要强调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的重要性，以避免突破这一屏障将矛盾升级为全面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