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坦尼亚·奥格尔维·怀特（Tanya Ogilvie-White）与大卫·桑托罗（David Santoro）在合著的《屠龙》一书中谈到，诸多因素正促使“无核世界”的概念再一次回到人们的视野。在后冷战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传统的核战略理论是否仍然有效，而对一般的竞争对手使用核武器又是否符合人性和道义。由于核技术与核燃料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人们更是对于未来世界可能面临的核恐怖主义问题忧心忡忡。在应对核扩散的风险时，传统的核威慑战略恰恰是其原因之一而并非解决方案。相反，建立无核武器区（NWFZ）则很有可能成为新时期替代核威慑的有效战略。
无核武器区（无核区）是一种以渐进的方式促使核武器在相应区域内受到约束、禁止并最终使其不合法化的机制。2006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委员会明确指出，无核武器区将有效填补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空缺，并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核不扩散和裁军国际委员会也大力支持推行无核武器区的建设，并认为无核武器区在核不扩散与裁军问题上一直且将继续扮演关键角色。该机构还主张强化现有无核武器区的功能，加快建立新的区域机制。在2010年5月召开的第八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缔约国审议大会上，与会各国和国际组织一致认为，无核武器区在促进地区和平，推动全球核不扩散进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数十年以来，东北亚地区始终被笼罩在核扩散与军备竞赛的阴影之下。近些年，各方提出了一系列方案来推动建立东北亚无核武器区（NEANWFZ）。其中，由鹦鹉螺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Nautilus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倡导的日韩无核武器区计划（KJNWFZ）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将首先从日本视角出发，审视日韩无核武器区的意义。其次，将比较日韩无核武器区与日本的其他两大核战略选择，即当前的“核避险”战略（nuclear hedging）以及可能作为替代的“拥核”战略（nuclear breakout）。最后，本文将聚焦于日本的国内政治和核政策决策机制分析，提出尽管无核武器区计划在理论上要比现有的“核避险”战略以及潜在的“拥核”战略都更符合日本的长期利益，但由于决策层各方的博弈和现实因素的阻碍，日本的既定核政策很难有所突破。尽管日韩无核武器区计划已经为维护地区稳定、防止核扩散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框架，但是要真正落实这一方案，仍然面临诸多阻碍。
一、日韩无核武器区组建计划及其战略意义
在东北亚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并非一个新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朝鲜以及日本社会党的相关政治领导人就在各种国际场合提及需要尽快建立东北亚无核武器区。这些传统的东北亚无核武器区计划都是以朝鲜半岛为核心并覆盖整个东北亚地区。而随着朝鲜核试验的不断进行，地区形势不断变化，由日本和韩国率先建立无核武器区，鼓励朝鲜随后加入的方案似乎更为可行。这一方案是由鹦鹉螺研究所于2010年首先提出的。有学者认为，这样一个双边区域机制的建立将有望成为当前持续发酵的核威胁、核僵局态势的“断路器”（circuit-breaker），预示着当朝鲜加入后美国将向其提供消极安全保证（negative security guarantee）并恢复邦交，同时以法律约束的形式锁定日本和韩国的无核武器安全战略，从而缓解当前地区内的紧张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建立日韩无核武器区，要推动朝鲜放弃核武器依然将面临诸多困难。尤其是在朝鲜对于来自美日、美韩军事同盟以及美国常规武器攻击的威胁预期难以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移除核威胁对朝鲜整体安全的增益或许有限。但相比维持现状或是持续核扩散的风险，建立日韩无核武器区无疑是一个更加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从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以及增进朝鲜同相关国家战略互信、减少误判的角度来说，日韩无核武器区计划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可操作性。而对于日本来说，选择日韩无核武器区更将为其带来以下战略利益。
首先，日韩无核武器区的建立将有效保护日本免受核打击或是核讹诈带来的安全威胁。尽管根据无核武器区的要求，美国目前提供的“核保护伞”必须被移除，但相应的，日本将从中国和俄罗斯获取消极安全保证作为补偿。关于消极安全保证，中国在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就提出了“不首先使用”原则（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随后，中国又在1995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对“不首先使用”原则做出了国际承诺。然而，签署日韩无核武器区是以法律形式对“不首先使用”原则进行约束。考虑到目前无核武器区是世界上唯一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消极安全承诺的国际机制，这超越了目前中国做出的自主性承诺，对于日本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俄罗斯方面，俄国防部于1993年修改了其军事原则，放弃了之前苏联提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保证，转而奉行对1968年签署不扩散条约的无核国家不使用核武器，除非无核国家与有核国家结盟。不过，具体到日韩无核武器区的问题上，俄罗斯仍然很有可能同中国协调立场，给出无条件的消极安全保证。其原因在于，一是中俄在常规武器方面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国家都拥有足够强大的威慑。二是根据目前日韩无核武器区的计划，签署协议后日韩所享有的“核保护伞”也将被移除。三是现有方案不要求俄罗斯和中国削减核弹头数量或是调整国内的核力量部署，对于两国来说几乎没有战略成本。四是该计划将锁定日韩两国的无核地位，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稳定，而这完全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中、俄无条件的消极安全保证通过无核区协议的形式得到确认，具有法律约束力，再加上联合国安理会本来就赋予的积极安全保证，共同组成了对移除“核保护伞”的补偿效应，这是日本加入无核区的重大收益。
其次，该区域机制的建立将重新确保日本和韩国对实行不拥有核武器战略的承诺，从而消除潜在的核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地区风险。日本和韩国均具备迅速发展并拥有核武器的能力。尽管美国通过“核保护伞”承诺保护其盟友的安全，但随着朝鲜不断举行核试验，逐步实现“拥核”，日本和韩国也都有可能以此作为自行发展核武器的正当理由。（14）由于日韩之间同样存在历史和领土问题，对于日本来说，如果朝鲜和韩国都成为核武器国家，那将是最为不利的战略态势。而日韩无核武器区的方案将有效防止这一战略危机的发生。同时，该方案也有利于日韩之间增信释疑，尤其是在近期日本加速重整军备和右倾化的大背景下，该方案的意义重大。
再次，对于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来说，日韩无核武器区也是关键的信任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之一。尽管朝鲜已经将“拥核”作为重要目标，但日韩无核武器区仍然是促使朝方重新计算其安全利益的关键。（15）日韩无核武器区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锁定两国无核国家的地位，促进地区内国家在安全战略方面的互信，降低地区内出现核军备竞赛的风险，同时，通过移除美国给予的“核保护伞”，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朝鲜对自身面临威胁的估计，削弱其发展核武器的依据。（16）在此基础上，只要朝鲜愿意随后加入，就能够获得美国的消极安全保证。尽管美国可能设置相应的条件，但也只是作为核威慑而不可能对无核区内的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17）而一旦朝鲜放弃核武器，美朝在政治安全领域的互信将得到提升，双方实现和解的可能性将随之而来，朝鲜政权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也将大幅缩小。这看似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但日韩无核武器区有利于打破这种相互猜疑的恶性循环，在多边层面给朝鲜以安全承诺，以渐进、和平的方式推动无核化的实现。这与“六方会谈”的精神是一致的，两者相互促进。各方也可以考虑以这种无核区的方式来增加恢复“六方会谈”的可能。而在关于朝鲜具体如何加入该无核区的问题上，目前学界有两种主流观点。（18）其一是设置专门的条款，规定相邻国家可以通过适当调整无核区边界的方式随后加入；其二是日韩及其他相关国家可以鼓励朝鲜共同签署无核区协议，使得无核区的边界覆盖到所有潜在的区域内国家，但朝鲜可以豁免一定程度的无核要求，即原则上支持无核区的方案但在朝鲜境内暂不生效，直到其完全实现无核化后再正式加入。在拉美无核区的建立过程中，阿根廷和巴西的经验为这一做法提供了先例。虽然两国豁免相关无核要求长达18年，但最终还是成功加入了拉美无核区。（19）尽管无法保证朝鲜会遵循阿根廷和巴西的轨迹，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日韩无核武器区是恢复地区国家间互信，搭建多边安全机制的良好开端。
最后，日韩无核武器区的建立将进一步强化日本的国家软实力。日本将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其自二战结束以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区域内大国，包括中国和韩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而且也将缓解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日本不断积累钚燃料以及加速重整军备的疑虑。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日本有义务也有道德上的感召力来提醒世人勿忘广岛和长崎的惨痛教训。（20）通过加入无核武器区，日本将在推动全球核不扩散议程方面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除了中、俄两国的消极安全保证之外，美国的态度同样十分重要。对于美国来说，日韩无核武器区可能对其载有核武器的飞行器或是舰船的自由通行带来影响，但仔细审视一下就会发现，该方案仍然是利大于弊。日韩无核武器区将防止东北亚地区出现新的“拥核”国家，同时也将成为应对朝核问题、实现区域无核化的新框架。奥巴马在新一轮的美国核战略制定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其对建立无核世界的愿景，并强调美国将对无核武器区内的成员国给予消极安全保证。（21）日韩无核武器区不仅将有效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而且也有可能扩展成为整个东北亚范围内的无核武器区，进而为今后美国同俄罗斯甚至中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做铺垫。虽然移除“核保护伞”可能对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同盟体系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此举反而将使其驻扎在日本和韩国的常规力量显得更为重要，进而确保其通过同盟体系扮演“平衡手”的角色。（22）因此，美国对于建立日韩无核武器区会抱有兴趣。
综上所述，日韩无核武器区的建立将成为日本长期核战略的理想选择。该机制将打破东北亚地区因为不信任和误判而进行核试验的恶性循环，也将巩固日韩无核武器国家的地位，并以核大国的消极安全保证来替代现有的“核保护伞”，同时作为一种有效的信任建立措施鼓励朝鲜稍后加入无核武器区。（23）随着该机制持续扩展到整个东北亚地区，日本不仅将确保自身免受核打击或核讹诈的威胁，而且有助于强化其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防扩散问题上的领导力和软实力。
二、当前“核避险”战略的深层次问题
与日韩无核武器区的计划相比，自冷战初期，日本就一直坚持其“核避险”战略。吴翠玲（Evelyn Goh）认为，所谓的“避险”或“对冲”战略（hedging）是指通过两面或是多面下注的方式来避免出现不希望看到的结果。（24）李维（Ariel Levite）则进一步指出，“核避险”战略就是在“拥核”和无核之间摇摆。（25）日本始终认为，在核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对其最为有利。因此，日本一方面握有强大的核技术能力，另一方面却坚持“无核三原则”。在“核避险”战略中，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是其重要基石。然而，由于奥巴马所提出的无核世界的愿景以及美国核战略的相应调整，“核保护伞”的可靠性遭受到了巨大的削弱。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发展，日本对于威胁的预期和被美国“抛弃”的焦虑也将进一步动摇“核保护伞”的地位。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核避险”战略恐怕难以持续奏效，而日本也应当考虑更加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核战略新框架。
冷战时期，坚持“无核三原则”和“四项核政策”代表了日本官方对待核武器的基本态度。（26）与此同时，也有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对于日本是否应该考虑“拥核”抱有极其矛盾的想法。长期以来，源于广岛和长崎“原爆”的惨痛记忆使得日本国民坚持反对拥有核武器，相关的无核政策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种“核过敏”（nuclear allergy）被视为战后日本国民基因中的一环，加之其他国内外法律和机制的限制，使得日本几乎不可能再退回到重新考虑“拥核”问题的道路上。（27）然而，以岸信介为代表的日本右翼领导人始终认为，即便是和平宪法也没有禁止日本制造防御性的核武器。为了迫使右翼做出妥协，美国承诺提供“核保护伞”成为了日本放弃拥有独立核武库的前提条件。不过，日本仍然长期发展着惊人的民用核工业，从而保有强大的“核潜力”。（28）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朝鲜不断进行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试验，以及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不断提速，日本感受到日益强烈的地区安全危机，从而为其重新调整安保政策提供了所谓“充分的理由”。（29）尽管主流观点仍然坚持依靠美日同盟维护日本的安全利益，但由于美国新一轮的全球核战略调整，包括减少核武器的作用、推进核不扩散与裁军等举措，日本对于美国能否继续提供有效的“核保护伞”产生了严重的怀疑。（30）如果美国为了进一步推动其核不扩散机制而在裁军问题上与中俄达成妥协，抑或是默认朝鲜逐步“拥核”，都会大幅降低“核保护伞”的可信度。（31）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补救”，安抚日本的情绪，消除其对美国的怀疑，美日近年来每年都举行安保磋商委员会（“2+2”）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延伸威慑对话会（EDD）。然而，尽管这些机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两国间短期的不信任问题，但从长期来看，美国在对待核不扩散和裁军问题上的立场与其所推行的延伸威慑战略（向盟国提供“核保护伞”）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事实上，延伸威慑战略面临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长期来讲更是极具风险。日本对于“核保护伞”的依赖大幅削弱了其自身在核不扩散和裁军问题上的外交实力。一方面，日本在外交上致力于消除核武器，却又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伞”。在国内，支持无核的民众与支持“核保护伞”的精英之间则存在着巨大的意见分歧，（32）结果导致了日本军控外交的乏力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进一步的裁军计划可能会导致日本考虑“拥核”，美国为了顾及盟友的反应又不得不大幅减缓其在裁军和相关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前进步伐。（33）另外，美国持续为其盟友提供“核保护伞”也为全球范围内的无核国家进一步发展核武器提供了借口，并最终带来巨大的核扩散危机。
此外，所谓的延伸威慑战略本身其实是将一种错误的安全观念植入到了许多日本人的心中。（34）事实上，并没有任何法律条款对美国承诺提供的“延伸威慑”或是“核保护伞”进行约束。所谓的“核保护伞”只是因为美国承诺保护日本的安全且美国又恰好拥有核武器，其他的所有相关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都可视为日本的一厢情愿。（35）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指出，在核武器时代，放弃一个盟友可能会带来外交上的失败，但如果为了盟友的安全而不惜发动（核）战争，那结果必将是遭受灭顶之灾。（36）许多学者对美国至今仍奉行所谓的延伸威慑战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美国是在用以往的战略来试图解决当今甚至是未来的问题，从而完全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国际形势和复杂的安全环境。美国所做出的战略承诺与其所应当追求的国家目标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37）美国本应庆幸在冷战结束后终于可以放下这些沉重的负担，但如今却仍然在亚洲不明智地履行着这些承诺，并持续面临着高风险的挑战。（38）
所谓的延伸威慑战略还会将东北亚地区各国拖入“三重安全困境”（security trilemma）的泥沼，导致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不安。美国及其盟友威慑或是防范朝鲜的行为往往会使中国对自身安全的预期大幅降低。（39）美国一方面需要向日本确保（assure）其“核保护伞”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又要向中国再确保（reassure）自身的延伸威慑战略并非是针对中国或是为了谋求地区霸权。然而，对中国进行战略再确保的行为又会反过来恶化日本对于“被抛弃”的焦虑。这种“多重安全困境”使得地区安全关系始终处在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另外，对日本来说，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发展以及地区影响力的日益提升无疑是长期的战略竞争甚至挑战。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弹道导弹技术及核潜艇技术的发展不仅预示着中国将成为海上强国，而且还会很快拥有成熟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40）一旦中国具备能够覆盖美国全境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美国显然也不会愿意冒险承诺使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及其他盟友的安全。（41）
总之，“核保护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过时的战略，而对“核保护伞”的依赖更是一种惯性的延续，而非真正从面向未来、未雨绸缪的层面出发所做出的战略选择。对“核保护伞”的依赖不仅与全球核不扩散及裁军议程背道而驰，而且还使得整个东北亚地区被笼罩在“多重安全困境”的阴影之下。随着中国海洋力量的提升以及核武库的发展，所谓的“核保护伞”只会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对于任何具有远见的日本政治家来说，目前应当积极考虑推动全新的核政策框架，而非寄希望于“核保护伞”以及“核避险”战略。在可供选择的新战略选项中，上文提到的日韩无核武器区计划以及“拥核”计划是两大核心替代方案。不过，“拥核”计划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带来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三、以“拥核”作为替代战略的巨大困难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日本几乎不可能采取追随（bandwagon）中国的战略。一旦美国的“核保护伞”弱化，日本选择走上“拥核”的道路似乎也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由于和地区内多个国家之间都存在领土问题，同时又面临来自朝鲜的直接威胁，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拥核”将是保护日本国家安全最为有效的手段。然而，即便是对掌握先进核技术的日本来说，要真正拥有可信的核打击力量也绝非易事。（42）除了在物质条件、地理条件、制度和规范方面存在诸多限制之外，日本“拥核”所带来的后果也将是灾难性的。东北亚地区内进一步的核扩散以及军备竞赛都将严重威胁日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
尽管大部分人都认为，日本具备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制造出核弹头的技术能力，但仍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观点其实太过乐观。首先，制造核武器的代价极其高昂。虽然日本拥有超过47吨的反应堆级的钚，（43）足以制造成百上千枚核弹头，但根据几年前被披露的一份政府内部的权威报告显示，制造一枚核弹头仍需要上百名工程师花费20亿～30亿美元和3-5年的时间。（44）能够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就制造出核弹的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也没有得到日本官方的证实。
其次，由于缺乏战略纵深，人口密度又大，日本要找到合适的核试验场所相当困难。即便拥有了一定数量的核武器，出于地理和人口因素的限制，日本几乎难以在第一次核打击中幸存下来，从而导致其可能拥有的核威慑能力大幅下降。（45）此外，日本政府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以及美、英、法、澳、加等国均签署了多边或双边的国际条约和协议。与朝鲜和伊朗不同，日本几乎不可能躲过国际组织和相关机制的核查从而秘密发展核武器。如果宣布退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并公开进行核试验，那么日本政府将难以承受巨大的外交风波以及国内民众的愤怒。时至今日，日本民众的“核过敏”仍然极为普遍。挥之不去的“原爆”记忆以及宪法所赋予的和平主义不仅是法律和制度约束，更是内嵌于日本社会的精神和价值规范。（46）
即便日本孤注一掷，克服了上述所有困难，并最终成功拥有了核武器，其“拥核”所带来的后果也将是灾难性的。日本“拥核”将毫无疑问成为朝鲜加快进行其核试验的借口。韩国也将获得发展核武器的正当理由。随后，中国大陆为了保持其核威慑的力量，也将进一步扩展其核武库，并很有可能导致台湾地区也走上“拥核”道路。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会将整个东北亚地区拖入军备竞赛的深渊，从而破坏地区稳定和经济发展。显然，这种局面与日本真正的国家利益是相背离的。
最后，作为关键的“核门槛国家”（threshold state），（47）日本“拥核”将对现有的核不扩散机制和裁军议程带来沉重打击。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唯一能以受害者的惨痛经历来劝说各国支持核不扩散与裁军进程的国家，同时也是向核不扩散机制提供主要支持的国家，如果日本退出这一机制，那么对于其他许多“核门槛国家”来说似乎也应当追随其“拥核”的脚步。大多数国家都会质疑，如果连唯一的“原爆”受害者都背叛了核不扩散机制，那么各方的辛勤付出究竟还有什么意义。（48）此外，日本“拥核”也将严重破坏美日关系。（49）无论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解体还是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都将给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拥核”这一战略选项给日本带来的将只能是噩梦而不会是安全与繁荣。
四、福岛核泄漏事故后反核力量的强化及其局限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日本既定的“核避险”战略并不可靠，“拥核”战略则困难重重，而无核武器区计划是能够保障日本未来长期安全与稳定的理想核政策。然而，现实情况是，无核武器区计划从来都只是停留在学术探讨或是民间交流的层面，日本政府从未将其视为官方政策提出并进行讨论和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即便在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反核运动的规模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也没有能够推动日本政府考虑无核武器区的计划。其原因与日本近年来的大选形势、核政策决策过程以及相关政治力量的实力对比有着巨大关系。一方面，在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刺激下，反核运动的力量确实有了显著提升；但另一方面，出于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因素的考虑，相关利益集团和右翼势力成功压制了民间力量对日本彻底无核化的诉求。日本继续坚持“核避险”战略也是核决策圈内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
（一）“原发零”（50）与废除核武器力量的合流
近年来，随着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无核武器世界”的愿景以及2010年第八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的召开，日本广岛和长崎两地对于废除核武器的期待也日益高涨。两市市长共同签署《广岛—长崎议定书》，（51）目标在2020年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确认废除核武器，并由此展开了积极的和平运动。为了进一步吸引国际舆论的关注，两市还曾计划共同申办奥运会以扩大和平与废核运动的影响力。日本部分学者则进一步提出了“广岛—长崎进程”的概念，希望通过借鉴促成《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的“渥太华进程”和促成《国际禁止集束炸弹公约》的“奥斯陆进程”，以核武器受害者团体、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和无核武器国家为中心，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废除核武器条约》和《全球无核武器区条约》等相关文件的签署和实施。（52）
在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前，日本的废除核武器运动主要是由左翼力量及和平人士发起的。长期以来，日本国内面临着“禁止原子弹氢弹爆炸国民运动”（53）与支持和平利用核能两者并存的局面。（54）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和平运动，在“原水爆”事件的刺激下，尽管强烈反对拥有核武器，却没有对和平利用核能这一点发起挑战。（55）而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原发零”运动与废除核武器运动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空前的反核力量。日本的和平活动家川崎哲（Kawasaki Akira）指出，目前需要复兴和平运动，吸取此次福岛核泄漏事故的教训，从而让广岛、长崎以及福岛的核受害者发出声音；借助曾经遭受原子弹爆炸的经验将福岛的受害程度降到最低；致力于建立除了NPT条约以外更加新型的核武器禁止条约；将和平运动与政治进程联系起来；将各地的和平运动和地区自治体联系起来等。（56）高原孝生（Takahara Takao）也进一步指出，当前的日本政府仍然坚持将核武器（“核保护伞”）作为国家安全保障政策中的核心环节之一，继续顽固地推行核燃料再处理政策，无视其带来的巨大安全隐患，从而引发各界对日本今后的核安全以及核武装的强烈担忧。从根本上来说，这就是拥有权力的一部分人以不平等、不合理的方式将目前十分危险的机制强加给他人。（57）
在2011年8月举行的年度广岛—长崎和平宣言活动上，两市市长都强调了使用核能所带来的核辐射威胁。而日本最大的废除核武器组织“原水协”以及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被团协”）都开始极力反对继续使用核能。当时的民主党政府随即发起了一场国家辩论，最终收到了超过9万条要求禁止核能项目的意见。“原发零”运动与废除核武器运动的全新合作又将随后几年的反核运动推向高潮。2012年下半年，日本民众几乎每周都聚集到首相官邸前进行示威游行活动，抗议日本政府重启核电站。这些抗议活动的规模与日俱增，往往包括几万甚至十几万民众，打破了日本参与社会运动人数的历史记录。据统计，2011年9月在东京举行的大规模游行有超过6万人参加，2012年7月有16万人，2013年6月也有6万人，这些规模在日本战后的历史上都极其罕见。（58）另外，与传统的由日本左翼力量发起的社会运动不同，围绕此次核问题的抗议活动超越了“左”与“右”的界限，人员构成十分多样化，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根据近年来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受访民众因为福岛核泄露而反对重启核电站。（59）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也因为此次核泄漏而联想起核武器所带来的巨大威胁。（60）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和细川护熙都强烈反对自民党重新启动核电站的政策，批判其“国家责任不明”，并要求早日实现零核电。（61）
此外，日本全国各地的反核运动也是此起彼伏。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与各地方自治体，包括熊本、冈山、千叶、秋田以及北海道等重点地区，参与了2011～2014年间在广岛和长崎举办的年度和平行动；（62）长崎大学废除核武器研究中心则从2012年起每年召开东北亚无核武器区计划国际研讨会，并向普通民众普及和宣传核危害；（63）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从2011年至2014年，数次组织东京反核电大游行，每次都有上万人参加；（64）NGO日本和平委员会也组织多地开展反核游行，其月刊《和平运动》发表大量文章批评日本的核电政策，并要求早日实现无核武器区；（65）由日本共产党主办的《前进》周刊仅2014年一年就发表了150多篇文章，抨击自民党的核政策，声援日本各地举行的反核示威游行，积极推动日本的无核化。（66）借助2015年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70周年以及NPT审议大会的再度召开，日本国内“禁止原子弹氢弹爆炸日本国民会议（简称“原水禁”）”和NGO“核禁”两大组织联合发起了废除核武器1000万人签名活动，受到全国民众的积极响应。（67）日本民间反核力量及其他主要运动参见表1。
事实上，尽管民用核能政策与军事核武装政策存在一定区别，但对于日本来说，核能开发与“拥核”之间始终联系紧密。（68）岸信介担任首相时虽然提出反对进行核试验的口号，但仍然希望保有制造小型战术核武器的技术，并指出和平宪法并没有禁止日本拥有防御性的核武器。岸信介政府向英国购买Calder Hall原子炉也是从军民两用的角度出发，希望降低在核技术上对美国的过分依赖，积蓄钚燃料为今后独立研制核武器做准备。（69）由于原子能技术的军民两用性，在发展核能技术的同时也自然会推动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岸信介不仅看到了原子能技术对振兴战后日本经济、改善民生方面的重要作用，更将有朝一日能够独立制造核武器的技术潜力视为日本提升国际地位、真正实现“独立”的关键。最新公开的外务省机密文书《外交政策大纲（1969年）》显示，在讨论是否签署NPT条约之际，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尽管日本将坚持不拥有核武器的政策，但在制造核武器的经济和技术方面仍然应当保持足够的潜力。（70）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虽然受害范围持续扩大，但许多日本政治家和原子能机构相关负责人都坚持要继续发展核能。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还与日本政府试图保有其“核潜力”密切相关。（71）
（二）大选、核政策决策机制与反核力量的局限性
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反核游行示威活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并激发了民众新一轮的“核过敏”。无论是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政府听证会还是民意调查，都集中反映了日本民众禁止核电项目的强烈愿望。然而，现实结果是，联合了废除核武器与“原发零”两股民众力量的反核运动仍然无法改变日本长期以来的核政策。其中原因主要是受到日本近年来的大选形势以及核政策决策机制的影响。
自民党之所以在一片反核声中仍然赢得2012年的大选，并在之后几年的选举中都稳如泰山，其主要原因包括：首先，由于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在民主党的任期内，对民主党的执政造成了严重打击，由于经验不足和多方掣肘，民主党未能够迅速找到应对方法，力挽狂澜。（72）其次，1994年开始引入的选举制度改革一直被广泛诟病，新的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制更有利于自民党获胜，而民主党和层出不穷的小党派分散了反击自民党的政治资源。许多小党派往往是精英阶层创立的，缺乏民众基础和全国范围的影响力（尽管大部分在野党都支持“原发零”以及无核武器政策，参见表2）。最后，无论是2012年、2014年的众议院选举还是2013年的参议院选举，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政策都占据了主要议题。“安倍经济学”为持续衰退的日本经济注入了活力，石原慎太郎的“购岛”事件又给了自民党在安保领域实行右倾化政策的机会。安倍政府在安保、历史和修改宪法等问题上也迎合了国内右翼势力及民族主义的需求。即便日本民众反复抗议，进一步恶化的地区局势和日本对自身安全处境的判断导致更多人开始倾向于自民党的政策。2012年的大选结果更是显示，尽管自民党没有反映民众在核电问题上的诉求，得票率却依然很高。这也使得获胜后的自民党更加不愿意去改变既定的核政策。而广泛的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议题稀释了官方和民众在核政策问题上的对立，民众无法因为某一个领域内的政策去否定政党提出的整个选举纲领，所以反核运动的力量在实际的政治进程中被边缘化了。
自民党之所以坚持既定的核政策还与决策机制有关。由相关行业（以电力公司和重工业企业为代表）、官僚机构以及国会对于核技术及资源的垄断而形成的核工业复合体（nuclear village complex），导致了决策过程的封闭，民间运动则缺乏足够、系统性的影响力，无法直接参与到核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去。（73）尽管上文提到核能政策与核武器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但由于在决策过程中涉及到不同部门和机构的利益，因此需要分别讨论。根据雅克·海曼（Jacques Hymans）的“否决玩家”（veto players）理论，（74）日本核政策变化的灵活程度由长期以来在该领域拥有“一票否决权”的角色所决定。如果这些“否决玩家”无法达成共识，那么任何剧烈的政策变化（“拥核”“原发零”或“无核”）都不可能发生。（75）
从核能政策的角度来看，“原发零”政策的主要“否决玩家”包括原子能工业、电力公司、经济产业省及原子能委员会等。已经依赖于政府核电项目的当地农村居民以及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所、经济同友会、电力公司和大型制造业公司等利益集团不断对重启核电政策施压。除了这些机构本身的游说能力之外，由于这些利益集团还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包括工人、农民和商人等，因此执政党无法忽视他们的利益。（76）此外，“安倍经济学”所引发的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了日本进口的能源价格，使得从大型企业到一般民众都担心日本的整体经济形势能否复苏，这也强化了利益集团对重启核电项目的游说。作为核电大国，日本的三大核设施供应巨头日立、东芝和三菱重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新项目，扩大核能出口，抢占全球市场份额。（77）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官员曾公开表示，只要世界上还有国家需要核能技术，日本就有责任满足它们的需求。（78）一旦日本实现“原发零”政策，那么在核技术的研发、计划制定以及安全监管方面起到指导性作用的原子能委员会也将失去意义。因此，原子能委员会也不可能接受“原发零”的方案。
而从核武器政策的角度来看，废除核武器、建立无核区政策所面临的“否决玩家”主要包括重工业制造商以及在日本整体保守化趋势下日益壮大的右翼势力。1995年后，日本核电项目的建造从过去由电力公司自己承担改为承包给重工业企业。此后，日本的大型制造商掌握了日本国内以及海外出口的核电项目的设计和建造技术，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些制造商为了获取更多更大的订单，也开始积极鼓动日本政府加快重整军备，解禁对外武器出口，甚至走上“拥核”道路，并很快与日本的保守政治家和右翼势力达成了共识。（79）而日本国内支持“拥核”政策的利益团体认为，根据NPT第十条款的规定，如果由于特殊事件而使得日本的核心利益受到损害，日本有权退出NPT机制。目前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没有迹象表明朝鲜方面会放弃核武器，而中国的不断发展也在安全和政治方面对日本造成“威胁”。所以，“拥核”派认为，目前已经是日本发展核武器的最佳时机。（80）早在1994年朝鲜第一次核危机爆发后，日本政府已就是否改变其核政策进行了内部研究。1995年防卫厅（省）的报告指出，“拥核”将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地区安全。（81）而到了1999年，时任日本防卫厅次长的西村真悟因口出狂言和极力主张日本“拥核”而被迫辞职。西村的这番论调尽管引发了舆论大哗，却还是得到了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以及其他许多右翼政治家的认可和青睐。（82）2002年，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小泽一郎公开表示，日本早已能够制造出上千枚核弹，从而完全不会在军事力量上惧怕中国的发展。随后，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福田康夫进一步指出，和平宪法并没有禁止日本拥有最低限度的核武器用以防卫国家安全。而当时的内阁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同样表示，只要日本拥有的核武器规模足够小就没问题。（83）可以说，这些观点与岸信介政府当年的表态一脉相承。随着小泉纯一郎开始为自卫队“松绑”，安倍晋三紧随其后进一步加快了日本重整军备的步伐。而“六方会谈”的搁置，以及中日之间围绕领土、历史问题的争端又加剧了日本外部环境的“不安全性”。目前，保守主义势力正不断努力确保宪法以及国内其他制度不会从根本上限制日本拥有核武器。随着“日本版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的正式出台，安保决策将进一步向首相以及内阁集中，从而使决策者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来克服在包括安保问题、武器系统采购及开发等问题上可能遇到的阻力。（84）拥有核武器，成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更具影响力的“普通国家”是日本保守主义势力长期以来的梦想。在目前日本整体保守化、右倾化的情况下，无核区计划的提出必然遭到右翼势力的“一票否决”。
当然，这并不是说右翼势力的不断强化就会导致日本走向“拥核”政策。除了上文提到的日本在“拥核”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限制之外，在核决策过程中的其他“否决玩家”同样会制衡右翼势力的企图。（85）首先，在核能开发中享有重大利益的经济产业省和电力公司对于“拥核”政策不仅没有兴趣，反而认为会有损其自身利益。由于现在全球的民用核能市场的有序进行有赖于国际防扩散机制，一旦日本突破该机制，那么和平利用核能也就无从谈起。（86）其次，自1968年，原子能委员会被迫宣布核燃料私有化合法。（87）所以，尽管日本拥有大量的钚，但由于电力公司等私营部门掌握了日本大量的核燃料，因此，即便是首相也很难突然下令将民用核设施转变为军事化。最后，随着切尔诺贝利事故以及日本国内一系列核安全问题的发生，到了90年代中期，“不要在我的后院”（not in my backyard，即“邻避效应”）运动开始发酵。（88）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认为，再多的经济补偿也不能使当地民众接受在自家的后院建造核电站。日本政府对于自下而上的反对核能项目扩张意见无能为力，全国核能项目进展迟缓。（89）而此次福岛核泄漏事故所引发的空前反核运动，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势力的“否决玩家”地位。要让民用核能设施进一步扩张都尚且如此困难，更不要说将这些民用设施转化为军用设施了。
五、结论
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对日本的核政策选择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日本长期以来坚持的“核避险”战略将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美国向日本提供“核保护伞”的行为不仅与其所倡导的全球核不扩散与裁军议程背道而驰，而且还将东北亚地区拖入“多重安全困境”的泥沼。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强化，“核保护伞”的可信度正日益减弱。而“拥核”绝非理想的替代方案。要发展真正有效的核武库代价极其高昂——除了地理和人口分布的限制因素之外，日本几乎不可能越过国际机制的重重筛查，也不可能获得国内民众的多数支持。此外，日本“拥核”的结果将瓦解世界核不扩散体系，导致东北亚地区陷入军备竞赛。日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在“拥核”的战略下都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建立日韩无核武器区理应成为日本新的长期核战略选项。该机制不仅将保护日本免受核打击或核讹诈的威胁，而且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地区内潜在的军备竞赛危机，改善日本与东北亚地区国家的关系，并大幅提升其作为和平主义国家的软实力。无核武器区方案也有望成为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垫脚石。
然而，无核武器区方案并没有成为日本官方的现实选择。即便在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原发零”与废除核武器运动携手合作，凝聚成为空前的反核力量，也未能推动政府改变既定的核政策。这与日本的国内政治以及核政策决策机制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从大选的形势来看，尽管自民党未能在核电问题上代表民意，但广泛的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议题还是让其赢得了历年大选，巩固了执政地位。民间的反核力量未能有效影响政治进程。另一方面，核政策决策机制被诸多“否决玩家”牢牢掌控。其中，原子能行业、电力公司以及经济产业省否决了“原发零”的政策；而重工业制造商和右翼政治力量则否决了无核武器区的可能性。事实上，由于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官僚机构以及利益集团在核决策圈内扮演“否决玩家”的角色，挤占了政策调整的空间，日本的核政策也越来越难以有大幅度的改变。所以，既定核政策是各方长期以来利益平衡的结果，维持现状也自然成为最佳选择。目前，日本无论是走向“拥核”还是无核都不可能克服被“一票否决”的障碍，所以，尽管理论上无核武器区的计划有着诸多优势，但无法被付诸实施。
注：
感谢成晓河、左希迎、曹玉霞对本文写作提出的宝贵建议；感谢《当代亚太》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