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英国的《经济学人》哀叹“特朗普正在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为他不惜以“对世界的长期伤害”为代价追求“美国的短期胜利”。如今，随着特朗普升级他的对华贸易战，以及双方似乎都准备为争夺技术领域领导权进行旷日持久的竞争，这种威胁只会越来越大。
长期以来，贸易看上去是让各方受益的。这一假设支撑着对贸易规则的广泛全球共识，其中包括相对一致的知识产权保护。例如，中国成功融入全球经济就是因为它的企业学会了如何在WTO制定的框架内经营和竞争。
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再指出的，新自由主义对自由放任市场的痴迷无法解释效率提升所产生的分配成本。不平等现象急剧上升，刺激了许多人不仅对造成不平等的具体原因越来越不满，而且对几乎所有形式的开放和全球化，包括移民和自由贸易感到幻灭。
特朗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选的。这种逆流并非美国独有，英国脱欧公投也出于同样的担忧，一如从意大利到波兰许多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崛起。这些政治发展趋势——它们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促使基于规则的现有世界秩序即使不被废弃，也开始被重写。国家和国际层面都被迫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但正如斯蒂格利茨和哈佛大学的大卫·肯尼迪在2013年的著作《中国特色的法律与经济学》中所写，“市场建立在法律安排基础之上，并通过监管框架实现稳定”。这意味着解决市场分配效应失灵需要创建新的司法、行政和监管框架，其过程需要时间。
攻击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人最喜欢针对中国，这个国家目前正面临巨大的改革压力。由于中国市场的增长快于其税收、监管和司法安排的进步，它遭受着收入不平等加剧、污染、金融风险和腐败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都必须在下一阶段的结构改革中予以解决。
然而究竟应该怎样改革，中国的精英、决策者、弱势群体以及外国利益相关方对此仍有激烈的争论。随着与美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要求政策清晰明确的呼声也越来越迫切。
中国企业家及其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首先关注的，是他们在税收、金融、跨境资本流动乃至环境监管日益收紧情况下的财产权，包括他们所积累的财富的安全。与此同时，中国年轻人和低收入家庭则担心高涨的房价，工作的不稳定，以及少数科技巨头用迅速膨胀的市场权力挤压中小企业。
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和美国等贸易伙伴，它们的关注重点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政府过度支持国有企业，以及面向技术升级的产业政策。这一领域的政策制定还需要考虑新技术对商业模式、供应链、生活方式甚至中国国内政治的破坏性影响。
当务之急是，中国领导人要对这些各异的、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关注做出坚决果断的回应。这意味着要进行一系列大胆改革，不仅是为了提振信心，也是为了增加与美国和外国投资者谈判的筹码。
中国要做的第一步应该是重申政府2013年的承诺，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要让这一承诺具有可信性，中国必须为外国公司、本国私人企业、国有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好消息是，在不确定、转型甚至危机时期，意义深远的改革实际上更容易被证明是合理的。然而，当前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会妨碍改革，那就是地方官员的风险厌恶情绪。
以往，地方层面的试点和创新与中国的进步密不可分，省、市和企业之间的竞争通常有助于中国打破官僚主义和结构僵局。但目睹了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运动让他们的同事和上司纷纷落马，许多地方官员如今对采取大胆举措犹豫不决。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必须加倍努力，就像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所做的，释放国内企业的“动物精神”，鼓励地方政府带头改革。虽然美国等贸易伙伴可能反对这种带有政府主导性质的做法，但其最终结果将是市场更加稳定和充满活力。
成功的关键在于强化产权保护的基础，包括纠纷解决机制、司法体系、商业及技术标准。为此，当局最好是借鉴香港、美国、英国和欧洲国家的产权基础设施，这些地方尽管遭遇政治和社会动荡，但其产权基础设施依然保持稳健。
一直以来，中国对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演变——甚至存亡——影响有限。但通过将产权安排与发达经济体接轨，中国可以为共同繁荣和互利交往提供支持，从而缓解近来加剧全球动荡的某些紧张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