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我加入其他43位国际关系学者的行列，共同出资在报纸上做宣传，主张美国应当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下的机构曾经促成“前所未有的繁荣，以及现代史上最长的大国间没有战争的时期。是美国的领导力帮助创建了该体系，而且美国的领导力长期以来对它的成功至关重要”。
有些严肃的学者却拒绝签字，他们的理由不仅在于这类公开声明在政治上是徒劳的，还在于他们并不赞同“美国两党对‘自由主义霸权’的恪守和对其所依赖的‘美国领导力’的迷恋”这种说法。批评人士恰如其分地指出，1945年之后的美国秩序既不是全球性的，也不总是十分自由的。为之辩护的人则回应说，尽管这种秩序不完美，但它却带来空前的经济增长，同时让民主得以传播。
这样的辩论不太可能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产生太大影响。他在就职演说中就宣称，“从今天起，只会有‘美国第一’、‘美国第一’……我们将向世界其他国家寻求友谊和善意，但我们这样做是出于这样一种理解，那就是所有国家都有权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不过特朗普接着说，“我们并不打算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别人，而是要让它成为一种榜样”。他说的有道理。这种政策可谓“山巅之城”的传统，有着悠久历史。它不是纯粹的孤立主义，而是在追求价值观的过程中避免激进主义。美国的实力被认为是以“感召”为支柱，而不是以“行动”为支柱。例如，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1年独立日发表的著名讲话中就表示，美国“不会到国外去寻找怪兽来消灭。她是全人类自由和独立的祝福者。她只是自己的战士和守卫者”。
但有感召力的软实力并不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唯一的道德传统，它同时还有干涉主义和十字军东征的传统。亚当斯的讲话是为了对付一些人的政治压力，他们希望美国代表的希腊爱国者出手干预，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压迫。
这种传统在20世纪占了上风，当时伍德罗·威尔逊寻求的外交政策是保护民主国家的安全。20世纪中期，约翰·肯尼迪呼吁美国人保护多样性的安全，但他也向越南派出1.7万名美国军事顾问。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先后卷入七次战争和军事干涉，2006年入侵伊拉克后，小布什发表了一份与特朗普截然相反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倡自由和全球民主国家共同体。
美国人经常认为自己的国家有特殊性，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就形容自己是美国例外论的坚定支持者。有充分的建立在分析基础之上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如果最大的经济体不带头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话，这种能让所有人受益的产品就会出现生产不足。这是美国例外论的一个来源。
经济规模让美国有别于其他国家，但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丹尼尔·杜德尼和波特兰大学的杰弗里·梅瑟这样的分析家却认为，美国被人们广泛认为具有例外性的核心原因，是它浓厚的自由主义特征，以及它围绕政治、经济、社会自由的一种理想的人生愿景。
当然，从一开始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就有内在的矛盾，奴隶制是被写入美国宪法的，而且美国人对如何通过外交政策推广自由主义价值观一直存在分歧。在杜德尼和梅瑟看来：
“对于某些美国人，特别是最近陶醉于权力与正义的新保守主义者来说，美国例外论是为侵略其他国家和强迫别国政府开的绿灯，是合法化的理由，是无视国际法和世界公众舆论的万能借口……而对另外的人来说，美国例外论代表着自由国际主义者对和平与自由世界的抱负，要实现这种抱负，不是靠主张美国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和影响力，而是靠建立国际法和组织体系，通过减少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来保护国内自由。”
由于有两大洋的庇护，以及与较弱的邻国接壤，美国在19世纪得以集中大部分精力向西部扩张，并尽量避免卷入当时欧洲的权力之争。亚当斯警告说，不然的话，“她的前额将不会闪耀自由与独立的不懈光芒，而会很快被帝王的王冠取代，在虚伪和污浊中闪烁统治与权力的幽光”。
到20世纪初，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经济体。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介入打破了权力的平衡。不过，到了20世纪30年代，许多美国人又开始认为对欧洲的干预是个错误，他们转而接受孤立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哈里·杜鲁门总统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吸取教训，承认美国已经不可能再成为内向的国家。
他们共同创建了一个拥有安全同盟、多边机构和相对开放的经济政策的体系，其构成是美国强权下的和平或“自由的国际秩序”。无论怎么称呼这一安排，70年来它一直得到美国外交政策的捍卫。今天，由于中国等大国的崛起和民主国家的新一轮民粹主义浪潮，该体系受到了质疑。2016年特朗普就利用了民粹主义，并成为第一个质疑战后国际秩序的美国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之后的总统所面临的问题是，美国能否成功处理其特殊角色的两面性。下任总统能否在没有军事干预和十字军式战争的情况下促进民主的价值观？与此同时，他能否以非霸权主义的方式，带领各国建设并且维护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所需要的组织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