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中国科技飞速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在研发方面的大量投入——去年总投入占到GDP的2.2%。但中国尚未接近技术前沿，事实上，它与这个前沿的差距远远超过大多数人的认识。
在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和观察人士把中国描绘成全球技术强国的可怕竞争对手。他们认为，通过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中国政府有能力让国家与欧美比肩。
例如，哈佛经济学教授、前美国财长拉里·萨默斯今年3月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就表示，人均收入只有美国22%的中国可以拥有世界最尖端的技术和技术巨头，堪称“历史奇迹”。美国贸易代表在3月份的报告中把“中国制造2025”计划（即2015年提出的提升中国制造能力的蓝图）作为证据，证明中国企图在它认为有战略意义的高科技产业取代美国，比如机器人。
此外，美国贸易代表的报告还断言，中国正乐此不疲地按照自己的玩法，为达到自身目的而破坏现有的全球规则。确实有许多西方人警告说，中国正计划利用建立在技术上的实力来实行一套全新规则，这些规则与西方长期执行的规则大相径庭。
这与事实严重不符。虽然数字技术确实在改变中国的经济，但它更多反映出移动网络商业模式的运用，而不是尖端技术的发展，更多影响的是消费模式，而不是制造领域。虽然由于巨大的消费市场和薄弱的金融监管让转变在中国发生得尤为迅速，但这类转变并非中国所独有。
此外，这些变化并不明显与政府的产业政策有关。相反，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主要是由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私人企业推动的。
其实，西方观察人士，不止媒体，还有学者和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内的政府领导人，他们从根本上误解了中国发展战略及高科技产业的政策的性质，夸大了其作用。与人们的看法相反，这些政策往往只是降低企业的入门成本，同时增加竞争。这类政策通常导致过度的企业参与，它所引发的竞争和缺少对现有企业的保护，在中国国内一向颇受非议。因此于全球规则而言，中国依赖有效的产业政策并不会造成多大的不公平。
话虽如此，中国的实际技术前景又如何呢？当然中国人学得很快，过去30年里，中国制造商已经被证明善于抓住机会模仿、改造和传播新的技术。
但中国商业领域的技术进步是发生在微笑曲线的底部，核心技术拥有者从中国制造业抽取了大部分附加值。举例来说，在为全球市场生产镜片的重镇江苏省丹阳县，制造商能够生产最精密型号的产品，但它们并没有核心的制造软件生产渐进式镜片，必须为做出的每一副渐进式镜片向一家美国公司支付固定专利费。同样，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仍然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它们的生产线。
显然，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商业模式，与成为开发和生产硬技术的全球领先者，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后一个目标需要为基础研发周期较长的领域（如医药）持续不断地投入时间、人力和财力。
有鉴于此，中国大概还需要15到20年时间才能赶上日本或韩国的投入，至于更重要的产出，那就差得更远了。虽然中国可以通过吸引创造性人才和加强对长期研究的激励来加快进步，但从学习渐变到创新是没有捷径的。
在这方面，大学不仅培训新的科技人才，还通过进行基础研究发挥着关键作用。这意味着不能只关注增加学生的数量，更要进一步重视教学的质量。
这一切都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事实上，正如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的失败中学到的，真正的经济转型不可能也不应该急于求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