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针对费用扣除后的收入进行征税，不可避免会出现两个税种之间的“穿底”。关键问题在于，中国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率极低，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负远低于个税，于是单向的“穿底”就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所得税“穿底”的治理，宜疏不宜堵，需要同时从两头着手，强化企业征管的同时，要下调个税的边际税率，通过降低“穿底”的收益来纠正“穿底”行为。
“1元月薪”的中国高管
我们经常在很多新闻报道上，看到为数众多的企业高管的收入非常低，更有一些表现特别突出的高管，称自己每个月只拿1元月薪，甚至是0年薪。这个现象经常被公众解读为高管对企业的无私奉献，实际上这是中国所得税“穿底”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已。
高管如果按照正常水平领取工资，正常情况下将面临45%的边际税率，按照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税前可抵扣的费用非常少，这意味着税后收入将极大地减少。反之，如果把工资报酬留在企业中，再将自己的日常开支等纳入企业的财务支出，从税收的角度来说，就是支出费用化了，自然也就没有纳税一说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穿底”。
中国的所得税制跟大多数国家类似，针对自然人和法人设置了不同的所得税，但与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缺乏对两种所得税之间的有效衔接。个人所得税采取了累进制，其中工资薪金所得从3%的税率逐步提高到45%，劳务报酬的最高税率也达到40%。这种累进税率的设计充分体现了个税的收入调节的目标：低收入者少交税、高收入者多交税。企业所得税设计了比例税率，2007年之前是33%，之后是25%。单纯就法定税率来说，个税的最高税率远高于企业所得税，这是激励所得税“穿底”的第一重因素。
实际的情况比以上这些要严重。中国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远低于法定税率，虽然法定税率是25%，但实际税率仅为13%左右。造成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过低的原因，一方面是各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例如工业开发区、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都享受了15%的优惠税率，小微企业减半征收后的所得税税率仅为10%；另一方面是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率极低，中国每年有40%的企业是不缴纳所得税的，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亏损，但更大一部分是收到征管难度和力度的困扰。此外，企业所得税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减免和减征，例如研发和环保支出都可以多扣除相应费用。实际税率过低，是激励所得税“穿底”的第二重因素。
企业所得税征收了，并不就必然意味着企业承担了相关支出。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一般会承诺两种类型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减免和返还。企业所得税减免一般有“三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也就是头三年免征，后三年征一半，这个政策干扰了税收征管本身，因此近年来用的较少。税收返还是所有地方几乎都会用到的政策，常规的做法，是将地方财政分享的部分返给企业，中央财政要拿走企业所得税收入中的60%，地方可以将剩余的40%再退给企业。这意味着，企业真正承担的实际税负，比我们计算的13%的企业实际税率更低。这是激励所得税“穿底”的第三重因素。
当然了，企业不仅要交所得税，还要交流转税和一些附加税。按照目前的税制，流转税主要是增值税，小企业一般都是按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正常情况下，一个小企业的综合税负可以控制在8%以下。8%的企业税负和45%的个人税负，两者之间的巨额差距就是“穿底”的真正得益。
所得税“穿底”的影响
所得税“穿底”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造成个人所得税失去了自身的意义。
在中国目前18个税种里，以调节收入分配为目标的，只有个人所得税这一个税种。我们的财产税几乎没有，其中房产税还迟迟未出台，遗产税更是没有提上日程；国家想要调节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财富的差距，几乎全部依赖个人所得税。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几乎没有发挥收入调节作用。
首先是个税的纳税人数太少。2011年6月，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将个税起征点（减除费用标准）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当时，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对媒体表示，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后，我国的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这意味着，我国当年缴纳个税的人口约为2400万人。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前所长贾康表示，中国只有2800万人缴纳个税，占总人口的不到2%。
虽然目前没有公开过最近的个税缴纳人数，但过去七年间，因为价格上涨、工资上浮而将一部分低收入群体由不纳税推升到了纳税群体，加上个税征管力度强化，最多也就是将纳税人数推升一倍，即差不多6000万人。即便如此，在全国7亿多工作人口中，不纳税的仍占90%以上。试想一下，中国快速攀升的个税边际税率，是为了调节收入分配，但是如果纳税群体还不到10%（甚至只有2%），那么这个收入分配也仅仅是在这不到10%的群体内部进行。从全体工作人口来看，个税边际税率的快速攀升甚至会恶化收入分配。
其次是个税逐步演变为工薪税。在所得税“穿底”不严重的情况下，富人收入较高，适用最高的边际税率，虽然富人人数较少，但是有庞大的税基，辅以较高的税率，这部分群体对个税收入的贡献应该是最大的。但是在所得税“穿底”如此普遍的情况下，富人的个税是流失的。与此同时，一些灵活就业的低收入群体，虽然他们的收入也超过了3500元的纳税门槛，但是现有的税收征管制度还无法覆盖。于是真正为个税做出贡献的，是那些在国企、外企、事业单位机构等工作的人口，这部分人的收入几乎全部依赖于工资，这部分人群也就是常说的中产阶级。
最后是个税的边缘化。个税在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仅为8%，这还是得益于近几年个税的快速增长。低比重的个税与中国居民部门的财富积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个税在未能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也未能在国家税收收入的构成中占有重要位置。更为严重的是，这8%的个税收入集中于少数几个地区，其中，上海、北京、广东、江苏四地的个税占全国个税总收入的一半，个税在很多地方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地位。如果深入到基层政府，例如一些欠发达的县和镇，个税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税种。
此外，与所得税“穿底”相伴随的一个疑问，相关企业或个人的行为是逃税还是避税？从法理上，逃税和避税是很容易区分的，前者是违法行为，后者是利用税法的漏洞进行的税收筹划。但是在实际征管过程中，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一些合理的税收筹划可以被认定为逃税，一些逃税行为也可能被认定为合理避税。
大多数的所得税“穿底”行为，都是避税，而非逃税。中国的个税税法，也将个体工商户纳入个税征缴范畴，但无法区分个体工商户的利润和工资。同样的道理，个人赚取的劳务报酬，也是可以以企业的身份进行对接的。
例如，某个税务专家给A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A企业需要支付一笔数额较大的劳务费。假如该税务专家同时身为一家咨询服务企业B的法定代表人，那么A企业支付给该税务专家的劳务费，就可以转化为支付给B企业的咨询费。对A企业来讲，支付给税务专家的税前劳务费或支付给B企业的咨询费，总额是一样的，但劳务费和咨询费适用的实际税率差异很大，因此税后的实际所得会有巨大差异。这样的业务模式，很难界定为逃税，因为这种咨询服务也需要相应的员工和开支，如果全部限制在劳务费支出，那么咨询过程中发生的所有费用均不能在税前扣除，完全适用个税也就显得不合适了。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穿底”行为的逃税嫌疑。同样的例子，如果税务专家本来就是A企业的员工，年终企业发放了一笔数额巨大的奖金，同样的操作，虽然是逃税，但是核查的难度太大。这种智力服务与生产过程不同，是完全无形的，如果税务部门强制认定为逃税，也会产生税收争议。
治理“穿底”要两手并举
治理所得税“穿底”，不能采用“堵”的策略。
现代经济异常复杂，税务部门能够做到的是，就某个特殊的案例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但是没有办法针对所有类似的行为进行核查。更不能实施“一刀切”的政策，自然人与法人虽然在税法上是不同的，但在真实经济生产过程中，自然人具有多重角色，既可能是企业的员工，也可能是法人代表，因此无法在政策上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彻底区分。
要减少所得税“穿底”行为，需要降低所得税“穿底”的套利空间。这种套利空间的下降，对应了“一升一降”两个必备手段，即提高企业所得税税率，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
首先是降低个税的边际税率。中国目前最高的边际税率是45%，与世界很多发达国家相比，还是高了一些。边际税率越高，理论上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越大；社会上希望富人多交税，因此也希望最高边际税率足够高。但实际上，过高的边际税率反而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
这一方面是因为前述的“穿底”现象。个税边际税率越高，个税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之差就越大，高收入群体“穿底”的激励就越强，加上这些群体有能力实施“穿底”行为，结果是收入越高的人群，其承担的税负反而更低。另一方面是因为个税的负向激励效应。个税是针对收入进行征收的，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前提是不能对收入本身有太大的扭曲。试想一下，当你月收入超过9万元时，边际税率为45%，意味着你每多赚到的100元，都只能留下55元，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高收入群体的工作投入不足。设定差异化的个税税率，是想对高收入群体征更多的税，但如果这些群体因为边际税率太高，而不愿意成为高收入群体，这应该是个税税制要规避的问题。
其次是提高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25%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在全世界属于中等水平，中国针对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应该将重点放在提高征收率上。现阶段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名目繁多，既有国家层面的统一政策，也有各地方的“土政策”。为提高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总体而言要进行三个方面的配套改革：一是给所有税率优惠政策设置一个有效期，到期之后自动并轨到基准税率，不能将税率优惠变成一个无限期政策；二是要建立一套纳税异常的评估系统，定期对纳税异常的企业进行核查；三是清理地方的“土政策”，包括违规的所得税优惠政策，违规的企业所得税返还政策。
此外，还要大范围清理个税返还政策。如果说企业所得税返还是为了招商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那么个税返还就有利益输送的嫌疑。常见的个税返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高管个税返还，另一种是企业代扣代缴的个税总额返还。无论是那种形式，地方上一般都是将自己分享的40%进行返还，有的地方是40%全额返还，有的是部分返还。这种个税返还扰乱了我国的税制，给原本就边缘化的个税雪上加霜，高收入群体还会因为这个返，进一步减少实际纳税。因此，这种不合理的返还应该大范围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