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1—7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可以看到，在显示宏观经济总体上继续维持平稳走势的同时，也反映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旧在加大，最突出的表现是国内投资和消费还在减速。
数据显示，1—7月投资增速只有5.5%，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5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该增速和1999年1—12月的增速并列历史最低；1—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同比增速为2004年以来的最低值，消费增速也是连续4个月低于10%。在目前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升级、外部需求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态势下，要实现稳增长还得依靠国内投资和消费这两个驱动力。
从政策层面看，今年以来高层不断强调积极扩大消费和促进有效投资，要充分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和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应当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有力举措。从历史经验看，在1998年我们应对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时，我们都充分发挥了投资和消费这两个驱动力，一是抵御了金融风暴的冲击，一是避免了经济的硬着陆，而且换来了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应该说，在非常之时，依靠有效政策继续驱动有效投资和有力消费，确保经济平稳增长，抵御住外部经济冲击，仍是重要的经济方略。
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既要着眼于稳增长又要重视长远效益
必须看到，今天我们强调的投资与二十年前、十年前中国经济面对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着眼点也有很大不同。1998年的那个时期我们还处于重化工业时期，产业链条正在培植，全国基础设施建设也还有许多空白；2008年的那个时期我们正在大踏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产业布局也从国内逐步延伸到国外，以高铁发展带动的城市群经济也提供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机会。但2018年的今天，在我国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产业链条基本齐全、投资的空间布局基本形成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于：一是亟待大规模推进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并不广阔；二是投资的边际效率正在逐步递减，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三是依靠政府主导型投资的负担越来越重；四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面临去杠杆、防风险和稳增长的三难困境；五是投资的外部成长空间受到调整战略后的美国的强势挤压。
因此，今天强调的有效投资并发挥其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一是其关键性要体现在能托住经济增长，作为一项有效的稳增长短期政策，还得充分发挥基础设施投资的牵引作用，按照“十三五”规划加快既定的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尽快推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落地，使得投资增速能够恢复到7%—8%左右的增长。
二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要通过扩大有效投资这个中间环节，以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有效供给，切实把稳投资与调结构、补短板紧密结合起来，将短期政策和长远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投资的有效性既要强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战略性、瓶颈性、新兴产业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中之重，同时又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不搞“大水漫灌”“撒胡椒面儿”，不要无效投资、低效投资、盲目投资、重复投资，而是基于对投资方向、投资主体、投资时间的精准把握精准发力，对有限的资源、财力，根据轻重缓急和优先序来安排，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在社会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扶贫脱困等民生短板领域加快投资投放。
三是要始终把握市场规律和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化，创造适应消费需求升级的中高端优质增量供给，尤其是要加大高科技研发、知识储备、人力资源建设、新经济发育等领域投资力度，使投资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四是继续创新有效投资方式，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拓宽投资渠道。当前要加快各类专项债券发行进度。各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主管部门，加快专项债券发行力度，项目准备成熟一批发行一批。一方面清理整顿PPP项目的同时，政府投融资主体要尽快转变为市场化投融资主体，还要加大吸引民间投资的参与积极性，尽快落实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举措，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鼓励民间资本采取混合所有制、设立基金、组建联合体等多种方式，参与投资项目尤其在铁路、民航、油气、电信等领域推出更有吸引力的项目，让民间资本能看得见回报，从而发挥民间投资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的主力军作用。
另外，在“逆全球化”势力抬头，贸易摩擦严峻的新形势下，我们更要从战略高度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继续扩大国际产能合作，拓展开放合作的新空间，在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上树立新的开放形象。
近一段时间，关于消费抑制和消费降级的争议很多，现实消费需求的低落与党中央明确的要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显然相悖。事实上目前有效需求不足恰恰是我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写照。
上海财经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为48%，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报告认为，家庭杠杆率每升高1个百分点，城镇家庭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就会下降0.1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由于互联网推动的小额信贷规模快速攀升，年轻一代透支消费已成习惯，这些都透支了年轻一代消费者的消费能力。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房价快速上涨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过去房价过高只是一线城市特殊现象，但过去两年，全国大部分城市房价都上涨了50%—100%，二三四线城市的工资水平因产业结构而难以上涨，这就造成了居民买房按揭压力过大，从而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过高的房价既影响了住房销售，比如，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较去年明显回落，上半年同比增长3.3%，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2.8个百分点，同时也对家电、家具、装潢等行业构成冲击。房价大幅上涨的直接结果还造成房租价格上涨，并逐步传递到城市服务业成本当中。在近几个月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构成中，服务价格上升始终是非食品价格上行的主要因素。就此，近几个月公布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回落就是一个必然结果。当前，服务业消费比重增速较快，根据统计数据，目前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已经超过40%，如果再加上价格不断上涨，必然会影响商品零售。
另外，受各种因素影响，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6%，同比回落0.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对一部分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提升形成了制约。加上目前中美贸易摩擦逐步激化，国内汇市、股市下行态势，也强化了国内消费者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较大的不确定性预期，进而对未来就业稳定和收入水平产生抑制性影响，制约了消费意愿。
因此，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首要的基础，还是在于稳定消费者市场预期。宏观层面要采取积极有效政策，稳定基础消费品包括服务品的市场价格，采取积极政策稳定股市、稳定汇市，对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不能不言不问，这里的市场信心乃如黄金。其次，要如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的，要遏制住房价上涨，采取果断措施有序地将住房成本降下来。第三，还是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果敢的力度增强普通群众的个人所得，能够降低的税负尽可能降低，切实改变失衡的分配格局，让更多的工薪阶层的腰包能够真正鼓起来，增强居民长期稳定的消费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