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认为中国随着实力的增长，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修正主义者”或者“挑战者”的国家越来越多。这些观点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错误：其一，按照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挑战者的实力门槛应该在霸权国实力的80%以上，但目前中国经济总量还只有美国的63%左右，因此还构不成挑战；其二，修正主义国家或者挑战者都是对现存国际秩序不满的国家。事实上，实力的增强并不一定意味着就会对现存秩序不满。国际秩序包括原则规范和权力分配两个部分。新兴的强国如果对现存的原则规范满意，就只需要获取更多的发言权；而对于霸权国来说，只要新兴强国不挑战现有的原则规范，那么让渡一部分权力，一般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中国都不是所谓的“修正主义者”或者“挑战者”。
那么,中国为何会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满意？“新型国际关系”①的提法是否意味着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是“旧型国际关系”？
在近代历史上，围绕着殖民统治秩序，英国、沙俄、法国和德国经历了长期的冲突，最终英德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以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在西方强国的对外政策中，殖民领土的分配不再是一个主要目标，但是建立一种有利于发挥西方经济优势的国际秩序——自由贸易秩序——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目标。战后的国际经济体系总体上是一个开放性的自由贸易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了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致力于推广自由贸易、金融自由化、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核心国际经济机制。
相比通过传统的帝国控制、瓜分战利品等方式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无疑是开放的，西方的优势也是基于其技术优势之上。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指出，现存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英国和美国霸权之上，因为这两个领导性的国家掌握了先进的技术、有着效率更高的生产力，因此，和前现代时期的农业帝国相比，它们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可以获得最多的收益份额。的确，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受益者。通过自由化的国际经济秩序，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资本能够在尽可能少的政治阻碍下获得其他地方的资源，例如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以及产品销售市场。
不过，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开放的，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并不是唯一的受益者。从国际经济秩序来说，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生产率提高，市场扩大，它在自由竞争中所处的地位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改善。如果新兴国家能够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和商品竞争力，也可以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强者。一方面，自由贸易的规范总体上为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出口市场，是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之一，而且以WTO机制为代表的自由贸易规范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了发展中国家，体现了平衡原则；另一方面，有些时候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的规范看似不利于中国的经济拓展，但本质上，我们自身还需要进一步符合规范的要求，例如更严格遵守知识产权规范。邓小平之所以倡导改革开放，就是因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一个平衡了效率与公平的国际秩序，战后国际政治秩序中的主要政府间国际组织和机制都体现了平衡的原则精神。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篇就强调“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战后国际政治秩序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体安全机制、民族自决机制乃至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等等——均体现了对自由、权利、平等和平衡的重视。
在国际政治安排中强调平等、平衡和霸权国的自我约束，并不意味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主导建立战后国际政治秩序时就是完全大公无私的，这里面也可能包含制度合法性的考虑。正如莉莎·马丁指出的，“霸权国可以预期的是，相比一个单边强制性安排而言，小国在共同决定上拥有发言权的制度将面临更少挑战者。”《宪章》规定联合国基于主权平等的原则、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每个成员国都只有一个投票权以及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选举要考虑对国际和平所做的贡献和地域的平衡；等等。《联合国宪章》并专门规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需要就相关事宜与非政府组织沟通。
公平原则导致的结果是，在平等性很强的国际政治机制中，美国和西方国家并不一定具有优势，而中国因为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却往往居于多数。例如，虽然美国强烈反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巴勒斯坦，但巴勒斯坦仍然在2011年10月31日被批准。另外一个典型案例是联合国大会。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联合国大会就成为第三世界抨击美国和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讲坛。
战后国际政治秩序中也体现了效率原则，尤其是在比较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机制中。这就使得国际政治秩序是相对平衡的。大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也享有更多的权利，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也是效率原则的受益者。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等战后国际政治机制中享有作为大国的权利。这种权利也表现在决策程序方面。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二十国集团中也扮演着主要角色。
江忆恩曾经这样写道，“从80 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支持许多本质上维护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现状的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安理会等）。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在实践中反对任何可能削弱五个核大国权力的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方案。中国极力阻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科索沃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这种在联合国之外使用武力的方式。从更大意义上说,中国可能是几个世纪以来组织国际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的最有力的维护者。它反对自由国际主义国家对主权国家内部事务进行干预的任何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一种保守的力量。”
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发展，中国逐步从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反对者、被排斥者，成为了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受益者。通过融入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断获得自己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成为世界上各大经济体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这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动力。中国坚定拥护国际政治秩序中的主权平等原则、民族自决原则、集体安全原则，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些都表明，中国对于战后国际秩序总体上是满意的，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改进者，但绝不是挑战者。总而言之，用秦亚青的话来说，“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负面反对到正面认同的过程，亦随着从国际体系外的挑战型、革命性的国家，逐步转变成了认同并主动融入现存国际体系并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现状型的国家。”
这说明，中国所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一个继承、发展、提升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总体上对立、冲突的关系。我们所提到的“旧型国际关系”②，更多是二战之前的赤裸裸的强权政治，而不是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新型国际关系。
【参考文献】
①“新型国际关系”：十九大报告对新型国际关系做了新的界定，新的提法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详情可见《陈须隆：十九大报告对新型国际关系做了新的界定》，新华网，2017年10月23日。
②“旧型国际关系”：以前我们说要推动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详情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