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美之间贸易战博弈的战略焦点，正在逐步演变和聚焦于世界贸易组织(WTO)体系和规则变化方面。事实上，美国的最高决策层已经将中美贸易战的焦点逐步指向了WTO。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近几年向国会提交的关于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情况的报告，均表达了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失望情绪”，并发出了当初支持中国入世是一个“错误”决定的强烈指责。
然而，中国却认为自身已经认真履行了WTO相关义务。中国政府在2011年就发布白皮书，宣布入世承诺全部履行完毕。又在2018年6月28日专门发布《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阐述自身履行入世承诺的情况。重要的是，2018年7月11日至13日，WTO第七次中国贸易政策审议会，在总体上肯定了中国的履行成果和贡献，但是也指出了某些国家对中国市场开放等方面问题的重点关切。
为什么中美双方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问题上的判别，有如此的天壤之别?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指出：“很明显，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是错误的，它未能有效地保证中国拥抱一个更开放、更具市场导向的贸易机制”“现在WTO的规则不足以遏止中国扭曲市场的行为已经是很清楚的事了”。
由此可以看出，美方针对中国政府以各种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补贴为主，干预微观经济行为所导致的各种市场扭曲行为，以及美国认为中国企业从中所获得的独特发展机会和额外国际竞争优势，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双方争论的焦点。
然而，美方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大误解是，从中国的发展事实来看，中国政府的各种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补贴行为，实质上是阻碍了中国股份制经济部门和民营经济部门的自主创新能力，过快过早地削弱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成本优势，整体上对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国际竞争优势产生的是抑制效应。因此，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几乎不是政府干预的结果，相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扭曲行为的减少，会从根本上激活微观经济的创新创业动力，短期内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在误判中国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效果效应，甚至以此为借口的基础上，美国却在频繁以国内安全和国内法的理由来破坏WTO的核心规则，这背后透射出美国的多重博弈动机。最为根本的因素是，伴随中美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竞争性加大，美国经济结构由掌控全球的金融体系和科技创新，向发展先进制造业调整转化;而中国经济结构由占据低端制造业，向谋取先进制造业和自主可控的科技创新能力方向转型升级，两者互利共赢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减弱，经济利益直接竞争因素方面的重叠性加大。这就决定了中美之间经济发展战略的竞争性方面因素凸显，也决定了中美之间当前贸易战的焦点和核心所在。
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实质上自身已经陷入了一种无法退却的博弈困局。如果美国在讹诈中国利益让步的博弈中首先退却，这就意味着美国在今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利益博弈中的不可置信威胁效应。相反，中方也存在这样的博弈困局。因此，这就意味着中美贸易战的刚性特征，也需要双方同时退让式的博弈策略。
WTO会被抛弃、破坏和解体么?
即便美国高层官员多次放出要抛弃WTO的口风，即便美日欧达成所谓的“零关税”协议，这也只是发达国家之间利益博弈的一种短期策略，而非完全代表维持WTO存在和主导WTO规则变革方向的决定性力量。我们的基本判断是，WTO并不会被轻易抛弃、破坏甚至解体，这是因为：
第一，难以找到其他的全球替代公共品。需要澄清的一个基本逻辑是，WTO强调的是“互利共赢”式的共同利益和包容性利益，相反，难以容纳绝对式的“对等贸易”和“公平贸易”利益，更容纳不了所谓的“美国例外”或“美国优先”式的利益动机。而且，当前WTO体系和规则的形成，具有两个难以撼动和不可替代的基本立足点，一个核心的支撑点是必须对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体系，而不是仅仅成为联结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和利益的自由贸易体系，这是WTO规则得以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核心逻辑。这集中表现为产品链和产业链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是以中间产品主导的全新贸易体系。
以中间产品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兴起和扩张，才使全球贸易体系摆脱了以往的利益不对等，或利益攫取式的中心外围式贸易体系格局，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均能从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获得贸易和投资收益，促使全球大多数国家产生维护和发展WTO规则的信心和决心;另一个支撑点是WTO规则本质上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博弈的妥协产物，由于多数发达国家相信依靠自己的技术垄断势力、品牌营销积累能力和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优势，能够依靠自由贸易体系从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市场中获得更多贸易和投资利益，这既是以往发达国家积极推行自由贸易体系的主要原因，也是当前多数发达国家仍然愿意维护WTO的核心原因。
第二，谁都颠覆不了全球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美国在2018年G20会议上，试图拉拢欧日来组建“关税全免”共同体制衡中国的意图受阻，背后所反映出的深层次原因是，一方面，中国出口到美国最终产品中，包含了日本和欧盟相当份额的中间产品和创新价值，因此，任何限制中国产品出口的行为，本质上是限制了日本和欧盟这些发达国家的产品出口，另一方面，即便是发达国家之间，由于在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性以及差距性，日本和欧盟也难以完全抵消“美国优先”式的巨大竞争压力。
需要重新认识WTO的价值。WTO事实上已演化成为联结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和产业相互依赖关系体系的基石。客观事实是，依附于WTO规则体系所形成的各国贸易、投资和产业相互依赖体系，决定了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某个产业链或产品链领域，做到不依赖任何国家而完全独立自主;也决定了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依靠自身的技术创新绝对优势和垄断地位，对某个产业链或产品链具备完全的控制力。客观事实是，即便全球主要国家进入了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的竞争状态，也难以消除全球科技创新体系中的相互依赖关系，难以排斥全球高端制造业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第三，从根本上不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美国的再工业化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以创造白人制造业就业岗位为主的经济稳定增长目标能否实现，从根本上来看，取决于其他发达国家对美国产品的进一步市场开放，更取决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的市场对美国产品的容纳性。相反，美国自身市场增长机会的相对有限性以及制造业回归所造成的制造业产品市场强烈排他性，对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容纳性却在降低。
从本质上来看，即便美日欧达成“零关税”的经济联盟，也掩盖不了发达国家内部各国抢夺市场竞争激烈程度提高的基本事实，因此，是发达国家更为需要新兴国家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市场，而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空间，却被大幅度挤压。这种市场容纳能力和市场机会的不对称性，就导致了美国如果抛弃WTO体系和规则的话，实质上意味着美国将自身排斥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会之外，最终是极大地限制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机会和贸易利益获取空间。
谁能主导WTO规则的新变化?
当前，美欧日正在尝试和努力达成“零关税”式的双边贸易体系，并且承诺致力于推动WTO体系和规则的变革。然而，这所引发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在发展中国家逐步演变为全球经济体系中一支重要博弈力量的新形势、新格局下，究竟谁能主导WTO体系和规则的变化变革?
当前的全球化，似乎正在逐步演变为三种力量的博弈，“美国优先”逻辑下所主导的全球化，日欧等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以反映发达国家利益为主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及作为最大发展国家——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以及中非全面合作的符合多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全球化。事实上，更容易被忽略，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力量，就是类似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大国以及众多的新兴小国和发展中国家，按照自身发展利益所需要的全球化。
是纳入更多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诉求?还是纳入发展中国家发展机会和发展利益的相应更多诉求?这将是未来WTO体系和规则变化变革的根本性分歧和博弈焦点。中美贸易战和经济发展战略竞争的内涵，不仅仅是这两种国家所谓的制度竞争，实质上是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和发展中国家利益集团，这两大阵营的发展权利竞争和发展利益博弈。
显而易见的逻辑是，如果WTO体系和规则的新变化，仅仅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来主导，处处被烙上“美国优先”的利益印记，完全忽略和排除了中俄印等新兴大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国的经济发展利益诉求和技术创新需求，WTO体系就必然会加速走向失效甚至解体。更要注意到的是，谁拥有未来的可持续增长消费市场空间，谁就有主导WTO体系和规则新变化的发言权。因此，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必然是新兴大国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需求，更有可能会决定WTO体系和规则的未来变化变革方向。
客观事实是，如果是按照多数发达国家利益诉求，来决定和主导WTO体系和规则的未来变化变革方向，必然的后果是，一方面，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发展机会和发展利益的普遍“觉醒”，在很大概率上会导致现行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向区域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再向国家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方向收缩和蜕变现象的普遍发生，激发发展中国家的抱团行为，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对立式阵营的强化，导致WTO体系的加快失效甚至解体。
另一方面，要正确认清的客观事实是，即便发达国家之间能够做到“关税全免”，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以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能够做到“关税全免”么?而且，发达国家通常在背后所利用的各种技术贸易壁垒手段，早已超过了关税壁垒作用，发达国家之间能否做到“技术壁垒全免”的高层次开放么?如果坚持强加给新兴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市场化规则，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新兴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自身制度环境的承受能力。
因此，WTO规则的调整方向，绝不可能只是满足“美国优先”逻辑，也绝不可能容纳所谓的绝对公平贸易或对等贸易逻辑。调整和改革的唯一正确方向就是仍然强调多样性、差异性以及兼顾适度的平衡性，突出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机会和发展利益的包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