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间实现了“惊天大逆转”。 1970年代末，中国与孟加拉、马拉维和乍得等贫困国家同列。如今，中国不仅跃入中等收入水平，而且成为国际发展中的新兴领袖。
但尽管发展中的中国不吝地慷慨解囊，以数十亿美元的规模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给予援助、进行投资，中国的发展经验却尚未能影响国际发展的理念范式。相反，在中国以外，许多人认定中国模式代表的是威权，与民主价值观完全对立。这不仅导致中国在国外饱受批评，更严重的是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对峙。
这种情形有望扭转吗？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究竟可以带给世界什么启示和智慧？
换个方式讲中国故事
今年8月，我受联合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邀请，在柬埔寨发表了一次演讲，所谈的正是这个问题。
演讲的题目是《真正的中国模式：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从中国经验中学习什么？》（The Real China Model: What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Learn from China）。从出席情况看，这个题目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同样伴随着争议，因为在中国以外，“向中国学习”往往意味着拥抱威权而拒绝民主。有些人看到我的演讲的标题，马上表露怀疑、嘲讽。他们假定已经知道我会如何回答“向中国学习什么”了。
我想请读者们先想象一个情景：如果柬埔寨媒体报道我的演讲，你猜他们文章的标题会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连我都料想不到。柬埔寨英文报纸《高棉时报》（Khmer Times）对此次演讲的报道，标题是《学者称赞柬埔寨为复兴传统丝织业所做的努力》（Author Lauds Cambodia’s Effort to Revive Traditional Silk Weaving）。
这个出乎意料的标题来自我在演讲中提出的其中一个由中国经验启发的普世原则：“有什么用什么。”柬埔寨的媒体强调传统丝织，因为这是柬埔寨所能“用”的资源之一。
这个事件虽小，却体现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如果换个方式讲中国故事，把核心放在人人能认同的原则，将会取得不一样的效果和共鸣。
常见观点的局限
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什么”的议题，一般有以下几个观点。最普遍的回应是“中国国情特殊，因此不可复制”。请大家注意了，持这种观点的不仅是忽视中国发展经验价值的西方观察家者，而且还包括许多坚持中国特殊论的中国人。
尤其在西方，当人们思考“向中国学习”这个议题时不仅抱有怀疑，还怀着恐惧。在这样一个中国崛起而同时有许多国家的民主在倒退的时代，美国不仅视中国为经济领域的竞争者，而且还是核心价值观方面的死敌。西方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员往往为中国模式贴上“威权资本主义”的标签。正如澳大利亚记者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在《华尔街日报》上所认为的，掩盖在“分享中国发展智慧”背后的真正动机是“鼓励威权主义的扩张”。
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时，通常会强调三个关键词：工业开发区、贤能政治、强政府。工业开发区对推广中国发展经验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选择，因为硬件条件易于复制且少有争议。与此同时，一些观点认为强调贤能政治有利于中国的对外形象。事实却恰恰相反。中国政府的确有贤能政治的特征，但远未完善。把一种理想类型包装成真实现实，只会让西方对中国更加狐疑。最后，推崇“强政府”的形象，反而会强化西方关于中国模式只是威权政体的说法。
上述三种观点虽然看似各有不同，却有共同的谬误：都假定学习就是复制。按照这个逻辑，评论家认为如果其他国家不能复制中国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就只能被视作是一个例外，抛到一边去。按照这个逻辑，中国自己也努力想要找到其他国家能够接受并直接复制的具体措施，如投资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按照这个逻辑，西方担忧其他国家会“复制”中国，与西方对立，于是决定强力抵制。由此可见，思维逻辑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能直接影响国家政策，间接影响国际关系。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澄清这个误解。学习不是复制。中国的发展经验中蕴含着某些普世原则，但这些原则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具体表现却都是独有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换个方式讲中国故事。
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模式”？
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模式”呢？换句话说，使中国自改革开放后达成快速社会经济转型的政治经济体系是什么？无数评论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论点是，中国发展的核心是一个具备大量投资和经济计划能力的强政府。
但我的著作《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却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故事（详见《“有指挥的即兴发挥”：一位美国华裔学者眼中的中国改革》，澎湃新闻2017年11月2日发布）。中国模式并不仅仅是强国家自上而下的治理。如果单靠这一点就能成就经济发展，那么中国早在1978年以前就已繁荣起来了。基于超过400个访谈、多年的实地调研和比较历史分析，我的研究发现，赋予中国经济和社会强劲动力的是“引导创变”：一套结合中央指挥者自上而下的引导和地方执行者自下而上灵活应变的治理体系。（《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洪源远著，马亮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英文原版书名为“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编注）
“引导创变”这个概念的核心，是在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时，政府思想的解放及角色的关键转变。改革时期的领导者靠的不是命令和事必躬亲的控制，而更多是扮演类似导演或音乐指挥家的角色，引导地方解决难题，打造灵活应变的有利环境。这些“引导”有多种形式，例如明确政府的工作目标、设定激励、给予适度的自主权、开启相关政策领域配套改革，鼓励互相学习，等等。政府的“强”在于变通、灵活。
这些有利条件，激发了基层政府和社会人士的主动性，为了解决地方的问题而创造出各种政策和方案，从而开创了因地和因时制宜的发展道路。即使中国区域间的发展速度差异巨大，但这样的道路仍鲜明地体现在各地方的发展过程中。更通俗地表达，引导创变也可以理解为 “中央搭台、地方唱戏”的治理体系。
这个故事可以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的管理智慧，尤其是中国如何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习，如何应对多变的环境。但中国却鲜少向世界介绍这些强项。
多数西方观察家错误地认为中国在开展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没有推行任何政治改革。这是不准确的。其实，改革时代的中国已经进行了政治改革，只是并非西方观察家所期待的方式，例如多党制竞争式选举。中国以行政与体制改革代替了政治改革，部分收获了民主体制的红利，例如对权力的制约、干部问责制度、相互竞争、政策实验、政策反馈和方案多元化。正是这些“民主特色”减少了集权的弊端，提高了政府机构和社会的活力，为改革、发展和创新注入了生命力。
三个基本原则
如果以这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那么我们就能重新探讨“其他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什么”这个问题了。我在柬埔寨演讲时，强调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三大基本原则。
原则1：学习不是复制。
众所周知，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历程中收获很多有别于主流发展思想的启示。但它们不应该盲目照搬中国的具体政策或措施，正如它们不应该盲目引进西方的典范做法。在学习技术方面，比如生产服装或汽车，学习的确往往从模仿开始。但社会经济发展不是一项技术攻坚，相反，这种发展要求的是系统性的变革并且不可避免地牵涉政治。对于这种层面的学习，人们不能机械地“复制粘贴”，而需要把原则灵活地运用在具体问题上。
原则2：成功和失败都值得学习。
其他国家应该学习中国的成功，但同样重要地是避免重复中国的错误和代价。尽管中国取得了快速经济增长，但一心一意关注财富积累也带来了高昂的社会代价，包括环境污染、农村家庭生活的瓦解、留守儿童问题等。
但没有哪种发展道路是完美的，西方发展道路亦如是。因此，中国不应对这些发展的社会成本感到“羞愧”或认为“不可外扬”。相反，承认中国为实现快速现代化和工业化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在向中国的成就学习的同时避免重复一些错误和迷思。面对国际社会时，一味评功摆好的故事并不能为中国的形象增光添彩，反而降低了中国的可信度。真正体现信心并能增强软实力的是诚实和客观的分析。
原则3：其他国家可以在民主体制下灵活运用引导创变。
在向中国学习时，其他国家应关注如何在它们的民主体制下运用“引导创变”，例如鼓励经济和行政分权的同时考虑到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职责以及相应的激励，促进因地制宜的发展，融合外来投资与地方资源和人才，聆听来自基层的意见。中国的经验表明，无论在什么地方，“民主特色”是必要的，但未必要按照西方的道路展开，也不需要照搬中国的道路。其他国家都应该走自己的路来实现民主特色。
有什么用什么
介绍了三个基本原则后，我进而阐述最后一个重要启示：“有什么用什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故事中最令人振奋的经验之一是，中国政府并未盲目照搬西方典范，也没有试图先完善制度才追求经济增长。相反，最高领导者打造了灵活应变的环境，允许地方政府在发展的起始阶段运用当地所有的任何资源，以此来启动发展。
正如我的研究所发现的，在地方政府努力吸引“第一桶金”时，结合了党的干部制度、私人关系网络、以佣金为基础的激励机制，以及其他当地现成的任何资源，发动了“一窝蜂”式的招商引资运动。这种方式在中国以外从未发现过。虽然具体的方法是中国独有的，“有什么用什么”的启示却可以通用在不同社会乃至个人层面。
有些人可能认为，在外国人面前讨论中国古怪的“土”发展策略有点难以启齿，因为这些做法违背了国际典范，恐怕会招致批评。但以我的经验，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甚至包括一些国际专家，并不认为这样的中国故事令人难堪。相反，他们觉得振奋人心。因为这样的故事给予其他落后国家以信心：如果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自力更生发掘内在本土资源，能够“有什么用什么”，最终摆脱了贫困并实现了因地制宜的发展，那它们也可以。
蚕丝如何变成了新闻标题
在如何将“有什么用什么”的原则应用到柬埔寨的具体情况时，问题首先是：柬埔寨有什么呢？贫穷困顿的国家往往被认为毫无希望、一无所有。但我认为每个地方都有资源可以采用，而且最了解柬埔寨“有什么”的必定是柬埔寨人自己。
我在柬埔寨演讲的评论嘉宾之一是凯岩博士（Dr. Mey Kalyan），他是柬埔寨最高经济委员会的高级顾问，同时也是复兴传统丝织的倡导者。凯岩博士对这项事业的热情让我想起了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中国现代制丝工业的先驱。凯岩博士随身携带一卷蚕丝，并在演讲前给我看。问答互动的时候，我指着这卷蚕丝，以它作为柬埔寨现有资源的一个例子。
一周后，蚕丝意外地成为了《高棉时报》报道的主角。值得强调的是，这个结果不单单反映我一人的想法，而是反映了一个集体的思想碰撞，也示范了一个普世原则如何应用在不同的国家。报道写道：“洪教授称赞了柬埔寨为复兴传统丝织所做的努力，认为这是开启本土化发展的道路。”在将这一点与中国发展经验联系后，报道继续写道：“洪教授说这与中国运用当地资源达成巨大经济成就有相似之处。”
一位“担忧”的缺席者的反馈
如我所提及的，一些只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我演讲标题却没来到现场的网民迅速发起批评。一位美国人表达了他对我在柬埔寨做这样的演讲的“担忧”。他认为，我介绍中国引导创变的体系，实质上是鼓励柬埔寨照搬中国的政治制度并放弃民主。因为他认定学习就是复制。继而，他还断言：“你肯定也知道，柬埔寨政府与媒体很少采用细致审慎的方式来理解事情。”言下之意，他认为我说的柬埔寨人肯定听不明白。
庆幸的是我无需解释。几天后，柬埔寨媒体有力地证明了他是错误的。《高棉时报》的报道是细致审慎的。这位担忧的缺席人士没能理解的是，只有当我们学者提供了细致审慎的分析，媒体才能采用细致审慎的方式来理解和报道。
这件小事有深刻意涵。中国读者们可以从这件事上管中窥豹西方观察家为什么对“如何向中国学习”这个问题产生过敏反应。这件事同样反映了中国和西方读者的一个共同谬误，那就是“学习是复制”这样一种前提。为了能够进一步深入我们的讨论，诸位需要抛弃这种假定。
以人类为核心的中国故事
虽然中国在国际发展中做出了实际贡献，但是却在国际交流中面临巨大挑战。正如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徐浩良在评论我演讲时所说的，在“理解和交流什么是软实力”这个问题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把中国在国际上遭遇的难题全部归于西方的批评是没有建设性的，正如美国不应将自己国内的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提供一个契机，让中国内部可以对过去四十年的历史进行一次开放、包容的对话。无论哪个社会，如果没有自我反思和理解，必然很难与外人有效交流和沟通。其次，抱怨西方批评的中国评论家也应该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有着和西方人一样的偏见和假设。坚持认为学习就是复制是一个例子。坚持中国特色却忽视了中国经验所体现的普适原则，这也是误解之一。
许多评论家认为替中国在国际上争取 “话语权”的方法是强调中国特色，与西方的体系和价值观竞争、对立。其实这样的方式只是加深了不必要的矛盾和误解，也阻碍了中国人的自我反思和理解。《三字经》里有句名言：性相近，习相远。各国的历史、文化、国情和道路自然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些道理和追求的目标人人都可以认同，比如发展必须因地制宜，解决问题必须激发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创变必须结合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