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知秋。
近期北京租金突然暴涨，引发关注，真实原因尚待更多考察，单纯基于中介的垄断抬价难以完全解释，北京政府在拆除违章建筑方面的努力或许也助力不少。网间众说纷纭，不意外的是打击“黑中介”的激愤之语。在媒体报道中，年入数十万以上的白领或者中产，在租金上涨面前仿佛如被重拳击倒。不少人对于这类报道的第一反应则是，租房也算中产？比起租金上涨的新闻本身，新闻背后的中产生存状态更耐人寻味。这一声追问也揭示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阶层流动逐渐延滞的时代，我称之为软阶层社会。
中产为何？如何定义中产或者中等收入，有不同的标准。国际社会宽松标准，几乎将日均收入在10美元之上都算是，人数超过二十亿；也有根据人口收入中位数来计算，核心中产阶往往被定义为中位数一定比例，美国往往是以中位数三分之二到两倍之间的家庭收入衡量；也有标准认为是稳定收入以及工作的教育背景。
以上述宽泛标准来看，中国中产并不缺乏。改革开放不仅带回市场经济，请回了企业家，也重新催生了中产。当旧社会的中产消失多年后，中国终于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如果按照年收入超过11500美元计算，有国际媒体估算中国中产人数已经达到两亿两千五百万，更将在2020年超过欧洲中产阶级总数。
金融危机重挫了世界，中国经济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同期中国中产人数增长速度极快。吊诡的是，中国公众对中产却自己制定了极高的要求，则令世界侧目，也反衬中产自我认同之低。
各国中产标准不同，中国特殊性在于，一方面自我设定的标准在世界范围遥遥领先，另一方面，中产的身份认同却不如国外成熟国家。
从盖洛普调研来看，美国人的自我阶层认知往往与其真实阶层并不完全相符，很多时候，下层认为自己是中产，富豪也认为自己是中产。比如2016年的调查数据，58%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中等或上等阶层，但实际人数并没有那么多。这一情况并非罕见。在日本泡沫经济时代，超过9成的人自我认定是中产，所以有了一亿总中流的说法。
对比之下，中国官方中产的门槛，对很多城市人口来说其实唾手可及，但身处泡沫经济时代的中国人却总觉得自己“被中产”。网络流行的中产条件，不管是一线城市三套房还是1000万美元财富的标准，其实足以在其他国家被归为富人群体。
学者邓聿文曾经引用网上阶层标准，将中国社会分为9级，从权力最高层开始，到大城市底层失业人口、偏远山区农民为最底层，其中，“1-3级是中国的上层社会，普通人非奇遇不能进，通过奋斗最多能够达到三级。4-6级是中国的中层社会，分别是高、中、低端中产阶级，普通人通过努力，最后能够定格在第5级就算不错。7-9级是社会底层，是草根阶层。”
对比之下，你属于什么阶层？这些年，在房地产等资产分层作用之下，中国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互联网下，海淘京东拼多多的世界，高低各自不同。房租上涨之下，收房租和房奴租房客，心态冷暖不同，年入数十万的白领或者中产，在租金上涨面前提前感受秋日寒风。
这是中国中产矫情么？并不是。当大城市草根人口被赶走的时候，中产或许自认安全，但房租上涨，却一下暴露出中产的软肋。收入数十万，在多数地方绝对算中产，日收入超过200美元即可以归为高收入群体。不过在媒体报道中，这类群体当房租上涨也会出现消费降级、难以续租的情况，引发“中产从此难续租”的感叹——这绝不是中国中产特别矫情，他们的现金储蓄比起国外中产好很多，但风险和不确定性始终让他们如履薄冰。
金融危机之后，阶层问题这个幽灵重回主流视野。阶层分化或许正在进入一个转折点，无论欧美还是中国的图景都是如此。当下或许正在进入一个软阶层社会，最大特征并不是刚性的阶层固化，而是阶层流动的柔性压抑，表现为阶层向上通道变窄，向下的漏口却真实存在。
阶层流动迟滞的直接后果是中产的萎缩，这其实也并不奇怪，中产不仅是变迁社会的稳定剂，也是社会变迁中最敏感的人群。
当昔日知识改变命运或者创业带来暴富的可能性退去，房产成为阶层的锚。我有一次组织阶层讨论，有读者表示有没有房子是个重要指标，看看各种小区地段楼盘的价格，甚至物管费单价的高低，大概可以归纳业主的“阶层”。目前阶层区分遵循市场的原理“价高者得”，“城市房地产圈地的窗口期已过，没有分享到前期红利的人，在现阶段和未来预期阶段突进阶层比较困难了。”
中产难以安放的爆富梦想，构成过去社会的主要图景。到现在，软阶层社会来临，机遇降低，中国中产的焦虑与彷徨倍增。大家对于阶层降级有着深刻的恐惧，原因恐怕在于每降低一个阶层，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就会骤然增加。在我的公号《徐瑾经济人》讨论中，一位朋友留言，无论从阶层、财富还是个人安全感来说，现在是不进则退，以至退无可退的境地。
从阶层流行性角度，我认为软阶层生态即是S型社会，这比起彻底阶层固化社会，社会流动性路径没有绝对锁定，仍旧具备向上和向下的流动性，这使得大家一方面看到身边阶层跃升案例，感到不认命，另一方面也唯恐走错一步，阶层下滑。
大环境变化之时，如何应对？从个体而言，理解变局，调整预期很关键；而对于社会而言，如何让个体的基本权利不因为经济地位变化而有本质区别是关键，这也是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多次捍卫人的“可行能力”。
一个参考来自日本，在经历“失去二十年”之后，这些年日本经济萎靡，导致底层出现女性与老人等群体贫困。但NHK纪录片系列采访中，我们看到的个体，多数仍旧有着最基本的体面，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即使那些最贫困的女性在采访编导眼中，多数还是穿戴得体而妆容整齐——这一细节，固然有社交规范的因素，但本质还是在于社会提供了个体权益的最基本支撑。
日本的过去已经结束，那么日本的当下，是中国可以触及的将来么？一切，都取决我们当下的决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