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的讨论中，有关消费升级还是降级的辩论十分激烈。支持消费升级的提出，中国消费对GDP贡献持续加大，上半年接近八成；教育、医疗、旅游等服务类消费持续提升；高端消费品、海外购物十分旺盛等证据支持消费升级。持有消费降级的则表示，年初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大幅回落；互联网二手转让平台，低价消费品销售平台火爆；大量P2P爆雷的同时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等现象均说明消费行为出现明显的降级趋势。
究竟是消费升级还是降级？这个问题对经济决策者极其重要，在海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如何调整政策，才能达到鼓励消费、稳定经济的目的？
消费升级与降级并存
上述支持消费升级和降级的讨论，看似均能获得支持，但为何结论却明显背离？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在笔者看来，两种不同结论看似矛盾，原因在于二者并没有就消费主体进行充分细化讨论。其实，如果按照影响消费的不同变量以及不同群体来看，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确实是同时存在的。
首先，从财富效应来看，房价变化对于不同消费群体的影响截然不同。近几年，中国各城市房价先后出现大幅上涨，如在2015-2017年的涨价潮中，一线城市是领头羊，北上广深房价几乎翻倍；而在2017年317房地产调控之后，核心城市周边的房地产市场受一线城市的溢出效应，三、四线城市受到棚改政策的推动，房地产市场又非常活跃，带动房价上涨。
房价提升对于不同人群影响有别。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数据，全国三分之二的家庭拥有一套住房，接近20%的家庭拥有二套住房，3.4%的家庭拥有三套及以上住房。拥有两套或以上房产的家庭财富效应明显，这体现在更多的奢侈品消费、高端教育、医疗与服务业消费、海外旅游消费的需求增加；相反，对于租房者和计划购房者而言，一方面房价带动租金价格上涨挤压可用于消费的资金，另一方面，为购房积累首付需要的资金进一步增加，这些因素又会推迟这部分群体的消费行为，导致可选消费下降。
其次，从收入的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导致收入增长明显放缓，这对于一些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消费支出来源的家庭来讲是不利的，而对企业主和拥有大量财富的群体则影响较小。今年上半年，相对于GDP实际6.8%的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仅为5.8%,低于GDP增长，而在2012年，这一数值还要接近10%，高于GDP增速。与此同时，家庭支出的压力并未减少，对于收入增速缓慢的部分群体来讲，如果还要面临年龄的增长与家庭结构转变带来的消费支出增加，可能会出现当前消费欲望降低的情况。
再有，家庭金融资产的波动影响可支配收入。除个人收入以外，资本利得是不少人群重要的资金来源。根据中国社科院的居民资产负债表，居民部门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约为四成。过去一年来，伴随着金融去杠杆的持续，各类金融产品的收益率显著下滑，股票市场震荡下行，债券违约事件频发，银行理财的资金投向面临资管新规的限制，相当一部分居民的金融资产收益下滑。同时，信贷可得性也是影响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变量，P2P、现金贷、消费贷等产品曾一度助推了居民消费的火爆，今年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趋严，P2P跑路违约频发，也使得依赖此部分资金来源的群体消费受限。
此外，政策方面，近年来棚户区改造如火如荼，棚改货币化对部分群体消费行为亦有影响。PSL是支持棚户区改造的主要来源，仅在短短三年内，PSL余额已经超过3万亿。棚改货币化一方面影响居民的购房行为，一方面也增加了家庭可支配收入，进而对消费的提升有一定支持。可以看到，三四线城市消费增加的迹象也十分明显，购买进口商品、电影娱乐、出行旅游消费均有所增加。
最后，消费除了受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边际消费倾向亦是重要变量。根据经济理论与各国实践，不难发现，收入越高的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越低，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则相对较高。伴随着近年来农民工收入的提升以及定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施，也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也出现迅速增长的趋势。
消费下滑是今年经济主要风险
从这个角度来看，根据不同群体的不同资产结构，居民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不能一言以蔽之，二者并非对立，而可能是同时存在的。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与收入下滑背景下，整体消费是否会有持续的下行压力。
可以观察到，近一年来，中国月度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总体呈现下行的趋势，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8.8%，比6月回落0.2个百分点。汽车消费增速7月下行2.0%，是拖累消费增长的主要方面。与此同时，房地产相关消费表现较差。7月家电、家具和建筑及装潢材料、销售分别同比增长0.6%、11.1%和5.4%，比6月增速分别回落13.7%、3.9%和1.8%，这与同期房地产竣工面积回落10%表现相称。
京东金融大消费数据指数同样呈现增速回落态势。京东金融大数据消费指数是基于大数据生态圈发布的线上消费指数（包括但不限于京东平台数据），涵盖家用电器、手机数码、酒类、服装鞋包、家居家装等12个行业，是理解中国线上消费走势的重要参考指标。今年1-7月家用电器、家居家装、手机数码同比增速分别为31%、13%和23%，分别比去年平均水平回落了20、16和12个百分点。
鼓励消费需要政策组合拳
展望未来，为了防止消费过快下滑、鼓励消费、扩大内需，防止消费降级情况的普遍蔓延，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做出应对。
第一，降低个人所得税。正如笔者在专栏文章《中国经济解困——基建不如减税》中提到的，当前中国宏观税负存在下调空间，特别是去年个税超过预算多增720亿，今年上半年个税收入增长超过20%，明显高于10%的名义增速，降低个税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实际上，在8月27日公开的个税法二审稿中，居民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房租、赡养老人支出五项支出被纳入抵扣范围，体现了这一思路。
第二，尽快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房价过高过快的上涨，一旦脱离基本面与收入增速，将造成明显的负面冲击，加大收入分配不公，并可能对消费以及其他投资造成挤出。未来可以加快房产税落地，一方面让更多空置住房投入市场，增加供给，平抑租金市场与房地产销售市场的价格涨幅；另一方面为地方收入增加来源，逐步走出土地财政导致的房价屡控屡涨的怪圈。同时，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提升土地使用效率，增加供给。
第三，稳定金融市场。今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明显动荡，这一方面与去杠杆过紧有关，一方面也反映了市场的悲观情绪。在笔者看来，稳金融的关键在于稳信心，未来把握好去杠杆的节奏与力度，防范无序去杠杆造成的金融踩踏十分关键。8月27日，刘鹤主持召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专题会议，就网络借贷行业风险和防范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进行部属，便说明决策层稳金融的态度明确。
第四，推动新型城镇化，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农民工是城市中一个特别的群体，在城市工作，但却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与公共服务，这也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工的预防性储蓄。在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背景下，还富于民，积极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将极大的提高这类群体的消费，推动消费升级。
第五，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回落的背景下，网络消费仍然保持较高增速。目前传统的零售业在向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转型，在此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为个性化消费提供更多选择，有助于提升购物体验与个性化服务，增加消费。此外，加强监管，提高消费品的质量，防范毒疫苗、毒奶粉等公共安全事件重演，满足居民对于高端消费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