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争端有两个战线。一条是政治战线，关键词是特朗普、选举和中美贸易逆差。另一条是商业利益战线，关键词是商业利益集合体、美国企业竞争力和301报告。这两条战线之间互为借力，也矛盾重重。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贸易争端的真正伤害不在于关税高低，对贸易差额的影响更是有限。日本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日美贸易争端中的真正伤害是利用宽松货币政策缓解汇率升值压力和减少贸易顺差，促成了房地产泡沫危机；还有是在半导体领域采取了出口价格管制政策，严重挫伤了企业对半导体投资的积极性，丧失了国际竞争优势地位。
应对贸易纠纷需要一颗平常心和两只灵巧手。 保持平常心，一是要避免操之过急地解决争端，二是要避免情绪化的过度应对措施带来次生伤害。中方很难在短期内与美国在两条战线上同时达成共识，谈判难度不仅在于中美之间的分歧，也在于美方两条战线之间的分歧。中国需要在政治战线和商业战线上分别应对美方诉求。政治战线上，中方坚持自由贸易和贸易争端的多边解决机制，可以削减关税但不必回应减少贸易差额的无理要求。商业战线上，中国应该像支持自由贸易一样支持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对中国的产业升级也是有力保障。
两个战线
特朗普总统的套路是打破常规（Think big）, 借力（Use leverage），兑现承诺（Make delivery）。与美国此前几任总统不同，特朗普总统不认同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也不把维系了二战以来人类历史上罕见大繁荣的价值观放在眼里。他要的是利用美国的优势地位挤压对手并从中得“利”，“利”并非美国民众的长远利益，而更多是短期政治利益。对中国而言，特朗普强调的是减少中美贸易逆差，要中国扩大进口，要所谓的公平贸易。这些都是特朗普对选民的交代，也是可以放在媒体上大写的符号性成功标识。
在美国国内的众多专业人士看来，贸易逆差是储蓄和投资缺口，削减美国贸易逆差未必符合美国经济利益，以当下美国就业市场情况来看也不需要扩大就业机会，不需要扩大出口。特朗普的诉求从美国国家利益考量上站不住脚，不过是政治家的把戏。
Made in China 给美国民众带来了巨大福利，中国市场给美资企业带来日益扩张的盈利。选择对中国下手是个大胆的想法，其中潜在的风险和损失对于美国很难估量，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破坏力也难以估量。仅凭特朗普一人之力，还做不到对中国的全面发难。商业利益集合体是特朗普必须要利用的杠杆，而特朗普非常善于利用这一点。很多商业利益集团里面的不同政见者虽然对特朗普的口号和观点嗤之以鼻，但希望借着特朗普的政治游戏实现其他的目的，仍然会支持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争端。特朗普和商业利益集合体都有自己的算盘，都在相互借力。
美国商业利益集合体范围很广，企业、政界、智库、律师、媒体等等都在此列。企业是最初和最核心的利益诉求发起者，其他各界是代言和帮衬，集合体的核心诉求是保持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尽可能地扩大美国企业的商业利益。
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众多跨国公司对近年来的中国市场环境变化焦虑重重。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超国民优惠待遇不复存在。中资企业崛起对外资企业在人才、市场各个方面的竞争加强，十年前外企企业是最好中国大学毕业生最羡慕的工作，现在大型民营企业的吸引力丝毫不会比外资企业逊色。各种对国家力量的渲染也让外资企业感到不安，外资企业经常会抱怨行业准入的限制，也会抱怨订单更偏向中国企业而不是外企。一系列的环境变化让外企对中国市场的焦虑和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美国在华企业的利润连创新高，但丝毫不能打消对中国市场的焦虑和不满情绪。这些焦虑和不满情绪很快会传递到政界、法律界和智库，媒体跟进之后引发了更多对中国的不满情绪。对“中国制造2025”的指责和美方出台的301报告成为美国商业利益集合体宣泄情绪的焦点。
他山之石
精确评估中美贸易纠纷的影响很困难。模型设定要依赖太多并不可靠的参数和模型结构设定。影响不仅取决于对方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应对措施，而这些内容未必能很好的嵌入模型。面对这种复杂问题，他国的历史经验借鉴往往更有价值。
日本与美国的贸易争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从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从纺织品到钢铁、到汽车，再到半导体，日美贸易争端旷日持久。美国发起美日贸易战的也是政治和商业利益两个战线，政治上是打着削减贸易差额的大旗，商业上为了保护美国企业的优势竞争地位。
日本政界和学界事后谈论起日美贸易争端总有一言难尽的感觉。谈判桌上美国的绝对优势低位，与其说是贸易争端，不如说是美国对日本的强制要求。上世纪60-80年代是日本经济的黄金时期，日美贸易争端没能成为日本经济赶超的绊脚石。贸易争端迫使日本重塑政府职能和产业政策转型，减少对市场的过多干预，扩大市场开放。不仅如此，贸易争端压力之下的日本企业不得不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和海外投资，减少贸易争端带来的损害。
让日本官员和学者对日美贸易争端应对措施感到惋惜的有两件事 。一件是与贸易争端有关的货币政策失误，另一件是半导体应对政策失误。这两种失误在日本的官、学界有广泛共识。货币政策失误主要是指日本在广场协议以后为了减少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冲击，同时减少贸易顺差，日本政府采取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成为此后日本房地产泡沫危机的温床。半导体政策失误主要是指日本在美国压力之下对半导体采取了出口价格管制，以及对国外半导体产品的日本国内市场份额要求，这些措施严重打击了日本企业投资半导体的积极性，使得日本半导体产业日后与韩国和台湾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
一颗平常心，两只灵巧手
应对中美贸易争端，需要一颗平常心，两只灵巧手。
一颗平常心，是要认识到中美贸易争端是中国经济成长中难以回避的成长烦恼。 需要避免两种情景。一是操之过急。美方的诉求都可以谈，但不求短期内达成共识和一揽子协议，而是具体到每一项产品关税调整、每一项产业开放，一项一项地谈判。中方在谈判过程中需要有来自官方、产业、学术界、法律、媒体等各领域组成的专业团队，足够的授权，以及和国内经济政策改革的协调机制等制度保障。二是被情绪绑架。这类问题很容易激发民众情绪，如果对策被情绪绑架，由此带来的次生伤害可能会超过贸易争端本身的伤害。对贸易争端的认识和解决方案是高度专业化问题，没有必要展开过度的社会公众讨论。政府无需引导这方面的舆论，只需做好事实报道和必要的解释说明。
两只灵巧手，是在政治战线和商业利益战线上分别应对。至少在特朗普总统任期以内，中国的谈判对手是有着迥然不同理念和诉求的两个美方群体。即便中国做出很多让步，让着两个群体同时认可中国也异常困难。有些情景下，谈判难点不仅在于中美之间，也在于美国两个群体之间。这就需要中国对两个群体采取分别的应对措施。
政治战线上坚守国际主流社会共识。中方需要坚持自由贸易和贸易争端的多边解决机制，这是国际主流社会广泛认同的共识。特朗普所提出的削减双边贸易差额是无理要求，是对自由贸易体制的破坏，得不到广泛的社会认可。中方不能对此做出让步和妥协。本着促进自由贸易的主张，中国可以在降低进口品关税方面做出新的安排。
商业战线上朝着开放竞争市场环境努力。中国应该像支持自由贸易一样支持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开放竞争环境下，中国企业不靠政府额外支持也有足够的学习和创新能力，能够支撑持续的产业升级。中国企业过去的成长经历足以说明这一点。中方需要进一步放松市场准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淡化国产化率目标。不搞产业突进，产业政策扎根在基础领域，退出商业竞争领域。
有一种很普遍的担心是中国在尖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这是事实，但不需要焦虑，更不成为产业保护政策的理由。给定中国人均GDP还不到10000美元的发展阶段，中国工业部门的发展程度并不滞后，中国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过程也按部就班地顺利前进。没有任何必要对中国在尖端领域存在差距感到焦虑，正如没有必要对中学生还不能掌握大学微积分课程而感到焦虑。针对尖端领域采取产业政策支持措施是非常冒险的举动，不仅是财政资源的损失，还可能因为创造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而扭曲了企业行为，扼杀了高效率企业的发展机遇。产业升级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某些国内产业刚开始发育，与外资企业相比处于非常不利的地方，这需要维护公平竞争的政策遏制市场强权，营造更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
无论有没有中美贸易纠纷，中方都需要在开放市场，推动市场公平竞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这是其他经济体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必由之路。中美贸易纠纷如果能成为推动这一过程的契机，对中国不失为好事。中美贸易纠纷带来的如果是情绪化应对措施，以及对市场机制更多的干预和破坏，其负面影响将难以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