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微博上曝光了一张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的内部群聊截图，一位试用干事在群中@学生会主席直呼其为“学长”，并询问7号是否开会，随后马上被两位高年级学生干部严厉批评教育，要求不能直呼主席为学长、更不能直接@主席，试用干事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和说话方式。此事件引发网友热议，让我们联想到不久前爆出的中山大学学生会干部任命公告，在二百多个学生干部岗位中严格区分“正部长级”和“副部长级”，被批评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光在学生组织内部，还有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以下简称“中飞院”）的“学姐”（新生代班班长）管理条例，学妹不得化妆，不能和学长走在一起，不能勾搭学长，连小吃街都不允许去，违反条例不但会遭到责骂，甚至可能难逃皮肉之苦。
这几则案例的出现并非偶然，本质上它们是大学校园里，高年级学生滥用职权、模仿官僚机构建立等级制度的问题缩影。大学作为一个“小社会”，学生们在这个重要阶段所形成的人际交往和工作模式可能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主席不能被叫“学长”，体现了称呼上的特权崇拜，“正部长级、副部长级”暗示了等级层次上的森严划分，中飞院“学姐”更是直接衍生出了一系列层级划分的符号和标准。
我们不禁要问：这就是我们应该在大学里学会的人际交往模式吗？高年级学生的权力从何而来？学生组织如何演变成了权力泛滥、官本位思想传播的温床？以暴露问题最多的学生会为例，要回答这几个问题，我们要先理顺学生会等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学生组织的权力来源，以及它们制度建设的背景和逻辑。
目前中国大陆中的学生会的定位十分尴尬，他们并不通过全体学生的合法选举产生，因此并不能完全代表学生群体的利益，在学校团委的严格管控之下，也很难成为相对独立的存在与学校沟通、协调甚至抗衡。学生会又同一般意义上以兴趣为导向聚集的兴趣类社团不同，学生会的等级体系完备森严，更像是打着旗号聚集一群热爱学生工作、喜欢举办活动的同学。目前的学生会更多像是学校团委组织下的子组织，分担一部分深入学生日常生活的行政任务，例如迎接新生、举办迎新晚会和各种赛事活动等。这样的角色定位使得学生会在获得学校和团委大量资源的同时，受到了团委的严格控制。
社会对于目前学生会的主要批判是过于官僚化，根据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于官僚科层制的定义，学生会确实属于官僚组织，符合科层制的三个条件：1、有正式的科层等级：从干事到副部长，再从部长到主席团，有一个明确严格的划分；2、有成体系的规章制度：例会制度、选拔制度、考核制度、财务制度、奖惩制度等等；3、有专业训练，成员在其中有一个可看到的职业生涯：进入学生会的最初几次例会一定包括组织培训，在组培的过程中各位部长、主席团成员就会一一亮相，向初入部门的干事展示这个明确清晰的上升路线。
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高校的学生会早已具备相对完善的官僚体系，但是官僚体制本身并不是坏事，完善的制度建设保障了行政效率的提升。例如，学生会长年累月的发展往往会衍生出多个部门，为了保证部门之间的配合运作，便会自然产生自下而上的汇报制度和定期举行的例会制度。很多同学表示，喜欢在学生会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比其他社团更加制度化，做事情更加清晰明了，不会因为个人原因不了了之。
那么，官僚制度的完善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出在了哪里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有限组织注意力下的向上负责制。任何组织都只有有限的注意力，当组织意在实现某一个短期目标时，就会自然忽视其他可能更加长远的需求。学生会每年都要换届，为了保证个人任期内不出错，大多数学生工作都是在原基础上的简单重复，提升和创新的部分有限。再加上严格的向上负责制度，学生干部们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不断地向上级汇报阶段性的工作，一旦其任务不能顺利完成影响向上汇报，就会催使他们不自觉地使用官僚化的强制方式推行，毕竟谁也不想在上层学生干部考核时落到后面。
二、向上负责制下的自由裁量权膨胀。学生会虽然对工作考核、录用、上升等诸方面有着成熟完整的规章制度，但是工作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上司的主观评判，比如干事升部长团直接由上一任部长决定，在这样的环境中，与上级学生领导者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必须讨好和表现自己。同时，学生领导者本身也有了制度之外的自由裁量权，除了向上要对团委老师负责之外，对于整个学生会内部的管理都可以自主决定，与下层的同学保持怎样的关系、塑造怎样的形象、用什么语气说话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部门的风气，当一个部门的部长喜欢严格、高高在上的说话方式，部门内部的干事也就只能表现出尊敬和畏惧。“主席不能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下属们”通过批评新干事来明确领导层的地位，随后还有学生爆料称在该学生会面试环节，就被要求做下蹲来测试“执行力”和“服从度”，甚至例会讲小话便会被请到台上被罚“俯卧撑”。这本质就是一种权力泛滥导致的欺凌。如果这个过程没有被曝光，我们可以预想到以后群里就再不会出现这种简单直接的对话，而更多是一级一级的请示，塑造出一种学生会等级森严的形象。
三、“官本位”在校园中的模仿和传播。学生会受校团委的直接领导，团委对于学生会的管理模式和态度会直接影响到学生会本身。当团委老师用政治任务的口气下达命令某项任务，学生会主席便会以类似的方式分摊到每个部门，长此以往逐渐形成学生群体对于权力无意识的模仿和向往，例如有的学生会招新面试铺排气场、刁钻刻薄，就是为了营造一种对新生的示威和碾压感。这种不良的社团氛围本是过度官僚的结果，但又变成官僚化加深的持续推动力，甚至变成官僚制度内部的一种机能和配合物。
除了学生会之外，不少学生社团甚至校园内部的非正式组织都存在着权力滥用的问题。中飞院的“学姐”作为新生的代班班长，只是拥有一部分学院让渡的管理新生的权力，就能慢慢演变成了一代代老生欺压新生的恶习。
这背后，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低年级学生的“角色模仿”心理正是幕后的推手之一。很多刚脱离苦闷高中生涯的学生，上大学后会在与别人的人际互动中会重新养成一套与过往截然不同的行为处事准则。他们往往会选择模仿被他们视之为榜样的前辈们。譬如，在聚餐等各类活动中，前辈们把一些渗入了社会陋习等所谓的“组织传统”传授给新人们，而新人们他们往往很少会去判断这些传统和处事是否正确，而盲目地把一些恶臭的行为和处事模仿个透，然后代代传递，还美其名曰“优良传统”。
中飞院“学姐”管理新生不当事件被曝光后，有人如此评论“洗地”：大家都是这样熬过来，凭什么就你受不了？就像俗话说的媳妇熬成婆，一届一届周而复始，恶行不断循环。每一届的学生都曾是权力滥用下的“受害者”。面对欺压，当时的他们无力去反抗权威，而且当他们想到，虽然自己目前在遭受欺压，但终有一天能够成为欺压别人的人，于是不少人在衡量了反抗与忍受两者不同的性价比后，还是毅然做起了这些“陋习”、“恶行”的规则维护者。
对此，中飞院回应称网传的“新生入学须知”为往届个别学生自撰，并对该“须知”的编撰者进行过批评教育，更不存在所谓“学姐为学妹立下种种规矩”之说。而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则承认事件属实，已立即对当事人进行了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并反思自身对社团干部管理不到位。学校回应迅速，但在微博上流传着校方禁止学生讨论此事的截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息事宁人之心可见一斑。
公信力固然重要，但敢于直面和改正问题，才是大学应有的担当。据季羡林老先生所述，曾经的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要经历“拖尸”——新生在报到前必须先到体育馆，旧生好事者列队在那里对新生进行“拖尸”。办法是，几个彪形大汉把新生的两手、两脚抓住，举起来，在空中摇晃几次，然后抛到垫子上，这就算是完成了手续，颇有点像《水浒传》上提到的杀威棍。
这是来自美国的舶来品，在老先生眼中是充满善意，但不少学生对其怨气十足，并实施反“拖尸”运动，抗拒来自高年级的“滥权”，直到1935年，这项“传统”被校方废止。带着善意的欢迎，变味成具有惩罚意味的欺负本身就是一件不正确的事情，若是校方一直默认与宽容学生中的“传统”，不在适当时机加以制止，便容易成为“多数人的暴力”，乃至更为严重的后果。
今年的10月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41所高校学生会联合发起《学生会、研究生会干部自律公约》的倡议，共分为六条：恪守学生本分，牢记本会宗旨，永葆理想主义情怀，扎扎实实做事，营造平等氛围，摒弃庸俗习气。该倡议提出后，得到了主流媒体的认可，却在微博上引发了批判，网友们认为其依然保持着官僚化的形式，像是一种运动型的治理机制。不可否认，这份联合倡议有一定的应对、修复、纠偏作用，但是否能够真正落实，又要循环往复的依靠“学生官”们的上下汇报和组织协调。
防止权力滥用不应再次成为一项政治任务来落实，而是应该重新反思学生组织的定位角色，既然在现有条件下很难做到引领思潮和权益维护，脚踏实地地做学生服务也是不错的选择，在口号宗旨上突出体现“服务”二字，能够让学生干部自觉摆正姿态，在社团活动结交朋友的同时，也能真正为学校、为同学做出实际的帮助和贡献。
学校和指导老师也要在加强监督的同时，给予校园更多平等自由的气息，在于同学的相处过程中做出表率，遇事不能只会息事宁人和“一刀切”。在强权控制下的学生组织和学生，难免耳濡目染，沾上富有等级观念的官气和社会气。大学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也将不再成为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