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总体方案》的颁布，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出了“三步走”战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最终实现我国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转变。多年来，通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建设，我国大学的整体实力得到显著提升，但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世界大学排名是目前最为科学的对全球范围内的大学进行评估的方式：尽管大学排名在指标设置、权重分配、数据采集等方面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屡受质疑，但不同的世界大学排名体系俱是在遵循一定的理念、标准、方法基础上开展评价的。
“一所名副其实的一流大学在各种指标体系下都会是一流的，其排名不会产生大的波动。”本文通过对世界大学排名中的整体表现考察，明确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竞争力，通过对比世界大学排名中的各项指标，明确我国大学建设存在的差距与问题，以期为我国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球最好大学排名”（UNWR）（以下简称“四大排名”）
本研究结合“四大排名”各项指标内容表征，将其所有指标分为教学、科学研究、国际化、社会服务四个评价领域及29个观测点，据此形成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其中，因“科学研究”评价领域为“四大排名”的共同关注区且各有侧重，故将其细分为学术声誉、基本科研、卓越科研和科研影响力四个维度（见表1）。
相较ARWU和UNWR，THES与QS更注重大学整体实力的综合评价，分别涉及了教学（1，2）、科学研究（3，20，4，21）、社会服务（28，29）、国际化（24，25，26）等四个方面，本研究据此形成基本分析框架。ARWU虽也对“教育质量”和“教学质量”进行考察，但主要从诺贝尔奖与菲尔兹奖获得者（11，12）、高被引作者（13）两方面进行观测，此举实为科研评价行为，故本研究将ARWU的11、12、13等三个观测点划入“科学研究”评价领域。
UNWR亦以科研评价为主导，其将指标体系划分为学术声誉（5，6）、文献计量（8，9，10，22，23，27，16，17）和卓越研究（18，19）等三部分，其中文献计量中的22、23与THES的20、QS的21都从文献引用的角度来评价科学研究特征，因此可以共同概括为科研影响力评价维度；UNWR文献计量中的8、9、10与ARWU的7都从科研成果数量的角度来评价大学表现，故将此类观测点概括为基本科研评价维度。
UNWR文献计量中的16、17、18、19与ARWU中的11、12、13、14、15均强调顶级或著名学术成果产出，故将其共同概括为卓越科研评价维度。至此，本研究将科学研究评价领域切分为学术声誉、基本科研、卓越科研、科研影响力四个维度。
以往研究注重分析和探讨我国若干所大学在单个世界大学排名中的表现，进而发现我国大学与世界—流大学的差距不同，本研究基于系统思维，结合表1框架，从国家维度来考察我国大学在世界排名中的表现，并与美、英、德、日等高等教育强国进行比较，进而探讨我国大学建设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优势与差距。
通过分析我国大学在ARWU（2016）、THES（2016—2017）、QS（2016—2017）、UNWR（2017）中的入选数量与名次分布（见表2），并对比美、英、德、日等国的数据，得到如下结论：
注：ARWU（2016）仅公布世界大学前500名的排名结果，THES（2016-2017）公布了世界大学前981名的排名结果，但对600名以上的大学排名分为601-800和801+两个区间，QS公布了世界大学前916名大学的排名结果，但将700名以上的大学排名全部设为701+，UNWR（2017）则公布了世界大学前1000名的排名结果，由此制成表2。“排名”代表我国入选高校数量的国家名次。“平均”代表各国家在“四大排名”1-100、101-300、301-500、501-1000各区间大学拥有量的均值
（一）我国入选“四大排名”的大学总量居世界前列；但与美、英两国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
1.我国入选ARWU、UNWR、THES、QS的大学数量分别以41所、87所、52所和33所位列全球第2、第2、第4和第7，居于世界前列。
2.美国入选ARWU、UNWR、THES、QS的大学数量分别为137所、210所、148所、154所，位居各大排名的世界第1。我国入选世界大学排名的高校数量仅为美国的1/5到2/5。
3.英国入选ARWU、UNWR、THES、QS的大学数量分别以37所、68所、91所和71所位列全球第3、第3、第2和第2，我国在ARWU、UNWR排名的大学数量略高于英国，但在THES排名中的大学数量不及英国的2/3，在QS排名中的大学数量不及英国的1/2。
4.我国在ARWU、UNWR排名中的大学数量优于德国和日本，但在THES排名中低于日本，在QS排名中低于德国和日本。
5.我国大学在以科研评价为主导的ARWU和UNWR中的表现较好，在THES和QS两大综合性排名中的表现稍差，反映出近年我国大学建设在科研产出方面确有较大建树，但在其他方面仍有巨大提升空间。
（二）我国大学在“四大排名”中名次分布整体靠后；在名次结构上呈“金字塔型”分布
1.名次分布整体靠后
美、英基本包揽“四大排名”前20名所有大学，处于绝对垄断地位；从“四大排名”前100名的大学数量来看，美国以占据半壁江山的绝对优势领先全球，英国以占比1/10—1/5态势居世界第2;在前300名大学中，美、英平均占比分别为28.6%,11.4%，德、日平均占比分别为8.0%,2.7%;在前500名大学中，美、英、德、日平均占比分别为：4.6%,9.3%,7.4%,3.0%。
反观我国，无一所大学进入“四大排名”前20名；仅有2所大学同时进入“四大排名”前100名；从前300名来看，我国的入选数量平均占比为3.8%，虽与日本相近，但不足德国的1/2，更毋论与美、英相比。
从前500名来看，我国的入选数量平均占比为5.4%，仅略高于日本。由此观之，我国大学在“四大排名”中名次分布整体靠后，与美、英、德差距仍较大。
2.名次结构呈“金字塔型”
根据表2，比较各国在“四大排名”1—100、101—300、301—500、501—1000各区间大学拥有量的均值可知：美国为“水桶型”结构，其大学整体实力雄厚、各级力量坚挺，在各排名层次中的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
英国为“葫芦型”结构，其领头力量、后中坚力量大学数分别为前中坚力量、新生力量的1/2，状如“葫芦型”的上、下两部分。德国为“橄榄型”结构，其大学主要分布于“四大排名”的101—300、301—500段位，前中坚力量、后中坚力量雄厚，呈“橄榄型”分布样态。日本为“倒了型”结构，其领头力量、前中坚力量、后中坚力量大学数量较为接近，均在3—7所之内，排名于501—1000段位的新生力量较大，整体呈“倒T型”。
我国为“金字塔型”结构。大学排名于1—100区间的领头力量十分薄弱，前中坚力量、后中坚力量居中，排名于501—1000区间的新生力量较为庞大，四种力量的大学数量依次增加，呈“金字塔型”分布样态。
“金字塔型”结构的形成，与我国长期实施重点建设工程及教育资源持续向若干所重点大学倾斜投入的战略有莫大关联。
结合表1，本研究用“四大排名”各观测点在所属排名1—20、21—50、51—100和101—200区间的平均得分，来表征全球各层次大学在该观测点下的平均水平；用各排名区间内中、美、英、德、日大学在某观测点下的平均得分，来表征各国各层次大学在该观测点下的整体表现；通过对比我国大学在各观测点下与世界平均水平、其他四国大学表现的差异，得到如下结论：
（一）教学领域“两高两低”我国大学在相应层次中“教学环境”观测点下的表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略高于其他四国；在“师生比”观测点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远低于其他四国
注：M代表入选各排名区间的所有大学在某单项指标上得分的平均值，反映了该排名区间的大学在某项指标上的整体表现；a代表入选各排名区间的所有大学在某单项指标上得分的标准偏差，反映了该排名区间大学在某项指标上的整体表现的波动情况；标准偏差越小，波动情况越小，总体表现则越好。标准偏差是离差（各单项数据-平均值）平方和平均后的方根。当只有1个数据时，标准偏差不存在，如日本在THES的21-50、51-100分别为1所，不存在o值。（下同表4—表9）
根据表3，美、英、德、日各层次大学在“教学”观测点下的表现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不大；在“师生比”观测点下的表现基本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上。我国相应层次大学在“教学”观测点下的整体表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略高于其他四国；但在“师生比”方面，其整体表现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其他四国差距更大。
教学领域中出现的“两高两低”现象，与我国国家教育政策和大学发展成就密切相关。在综合国力提升、举国重视教育这一总的国情下，二十年来持续开展的高校重点建设、产学研结合、教育教学评估、高等教育扩招等举措，促使我国大学在博士/本科比例、教师中博士学位获取比例、机构收入和教学声誉调查等“教学”观测点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急剧提升的学生规模，也导致了我国教师力量不足，在“师生比”上与美、英、德、日四国还有较大差距。
（二）科学研究领域“量高质低”我国大学在相应层次中学术产出数量的表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优于四国；在产出质量方面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与美、英相差甚远
1.学术声誉维度：“田忌赛马”
鉴于THES的“研究”观测点包含声誉调查（18%）、研究投入（6%）和研究产出6）等三项内容且仅披露总得分，无法对各具体内容作细化比较，故本研究仅将THES的“研究”观测点及其得分作为参考，重点从QS和UNWR的学术声誉相关观测点进行比较。
根据表4，美、英大学在相应层次上的学术声誉表现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中、德、日则在相应层次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中国为最高。
此现象与以下因素相关：
所有比较仅限于相应层次内；非名层次愈低，各层次内的学术声誉得分标准差愈大，波动性愈强；某国入选相应层次的大学数量愈多，得分愈趋向世界平均值；声誉评价主观性较强，区域顶尖大学声誉比较优势明显，在进行相应层次间的跨国比较时，可能出现本国最优对比他国次优的“田忌赛马”现象。
2.基本科研维度：“两个极端”
根据表5，美、英、德大学在相应层次中“SCIE/SSCI”、论文数”、“会议”等三个观测点下的整体表现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日则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中国最高;、英大学在相应层次中“书籍”观测点下的整体表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德、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中国最低。
中国大学“两个极端”现象的成因主要有：
第一，我国科研投入日益增强。1999—2015年，我国高校R&D经费支出从85.1亿增长至998.6亿左右，高校专任教师由42.6万人增长至157.3万人，年在读博士研究生由4.8万人增长至32.7万人。在以论文为重要评价标准的驱动下，我国业已成为世界科研论文产出大国。
第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施行以及高校参与国际合作交流广度深度的增强，以中国大学为举办主体的国际会议逐年增加。
第三，“书籍”观测点得分表现与英语是否为母语颇有关联，非英语国家在此方面先天不足；目较德、日，中国大学在对外交流深度、国际师资力量、出版传播传统等方面更具后天劣势。
3.卓越科研维度：“全线溃败”
根据表6，在诺贝尔/菲尔兹校友数和教师数方面，美、英、德、日大学在相应层次中的表现整体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或与之持平。其中，美、英大学的“诺贝尔/菲尔兹教师数”表现较好，德、日大学“诺贝尔/菲尔兹校友数”表现较好，中国大学则处于绝对劣势。
在高被引科学家、《自然》《科学》论文数方面，美、英大学在相应层次中的表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或与之持平，中、德、日大学则基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大学在“高被引科学家”上略高于德、日，但在“自然/科学杂志论文数”上低于德、日。
在师均表现方面，由于该观测点反映的是“诺贝尔/菲尔兹校友数”“诺贝尔/菲尔兹教师数”“高倍引科学家”自然/科学杂志论文数”“SCIE&SSCI”等得分的师均值，故“师均”得分水平既与大学卓越水平呈正相关，亦更能体现其卓越科研产出的效率性。美、英、德大学在相应层次中的“师均”表现与世界平均基本持平；中、日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中国最低。
在前10%和1%论文数及占比方面，美、英、德大学在相应层次中的表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或与之持平;中、日大学在前10%和1%论文数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或与之持平，而在占比上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大学的“全线溃败”现象与下述原因相关：
第一，我国作为高等教育后发型国家，目前尚处于追赶性发展阶段，在原始性知识创造、颠覆性技术创新方面与高等教育传统强国仍有时空代差和思行鸿沟。
第二，近年来，我国依靠巨大的人力资源推高了高水平科研产出数量，但在规模宏大的普通科研成果面前，前10%和1%论文不过为其“九牛一毛”。
第三，优质的教师群体是产出卓越科研成果的根本，目前我国的大学教师群体质量与国外同等层次大学尚有差距，师均表现较差。
4.科研影响力维度：“断崖下跌”
根据表7，在表征大学在研究领域中综合影响力的“引文引用”方面，美、英大学在相应层次中的表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德、中、日大学依次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中国远低于德国。
在“师均引用”方面，中、美大学在相应层次中的表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中国较好，英、日、德依次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QS中1—200名以内中国大学“师均引用”表现随排名层次的降低而逐渐提高且波动性小，此表现与世界及其他四国整体趋势相反。
在“篇均引用”和“总引用数”方面，美、英、德在“篇均引用”相应层次中的表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日则依次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五国在“总引用数”方面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仅居第四。
从“师均引用”高登五国之首，到“引文引用”“篇均引用”和“总引用数”屡居五国后末，中国大学在科研影响力维度上出现的此种“断崖式下跌”现象与以下因素有关：
第一，当以国家为单位观察某国整体师均引用表现时，入选相应层次的大学愈多，所覆盖的大学和学科类型愈广，大学之间表现的波动性愈大（如标准差值愈大），高低相抵现象愈突出；中国入选QS排名1—200名以内的大学仅为7所，为五国最低且均为我国理工学科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相应层次内及层次间的标准差较小，为保障我国师均引用表现提供了一定基础。
第二，师均引用表现与入选大学的论文总引用次数呈正相关、与教师规模呈负相关，因中外大学对“academic faculty staff”（大学教职员工）理解不同，在上传此项数据时可能采用不同的统计口径，此举极易致使某一大学师均引用整体表现的逆势扬高。
第三，引用水平与卓越科研成果有较强关联，美、英、德传统高等教育强国在“卓越科研维度”上的一贯优秀表现和良好学术传统是其总引用数、篇均引用、引文引用居高不下的根本保证；中国虽为论文总量大国，但“卓越科研维度”上“全线溃败”的现实以及注重学术产出数量的评价导向致使其在“引文引用”“篇均引用”和“总引用数”观测点上的表现不佳。
（三）国际化领域“文多人少”我国大学在相应层次中的国际论文合作表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为五国最高；吸引国际师生表现则远低于平均水平且几为末位
鉴于THES的“国际化”观测点包含国际教师比例（2.5%）、国际学生比例（2.5%）和国际合作论文比例（2.5%）等三项内容，且仅披露总得分，无法对各具体内容作细化比较，另其与QS和UNWR的“国际化”观测点完全一致。故本研究仅将THES的“国际化”观测点及其得分作为参考，重点从QS和UNWR的国际化相关观测点进行比较。
注：QS数量栏中3（1），表示入选大学数量有3个，但只有1所大学提供了指标值，无括号则代表入选髙校提供了全部指标值（下同表9）
根据表8，在国际教师和国际学生比例方面，仅英国大学在相应层次上的表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德、中、日则依次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国际合作论文比例方面，仅德国大学在相应层次上的表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美、英、日则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中国最高。
由此可知，我国在吸收国际师生方面尚有较大差距，而在学术论文国际合作上表现尚可，此“文多人少”的国际化现象的出现与下述因素有关：
第一，通过国际合作开展科学研究有利于产出高水平成果，这已成为世界共识。21世纪以来，各国均较重视此项工作的开展，作为高等教育后发型国家，面对中外巨大的学术落差，中国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征程中亟需“西学东渐”和“师夷长技”其国际科研合作愿望更强烈、行动更积极。
第二，目前，西方国家在学术领域中的霸主乃至霸权地位不可撼动，其对国际师生的吸附能力极强；中国在“卓越科研”和“科研影响力”维度上的表现与西方国家仍有巨大差距，加之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尽管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吸引国际师生的政策并提供充足的奖助学金保障，但我国的吸引力仍显不足。
（四）社会服务领域“整体攀升”我国大学在相应层次中的产业收入表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领先五国；在雇主评价方面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居五国中间
根据表9，在产业收入方面，美、英大学在相应层次上的表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德、日大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中国最高。在雇主评价方面，英、美、中、德、日五国大学在相应层次上的表现依次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或与之持平。
在此两项观测点上，我国大学表现较好，主要原因为：
第一，在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尚未形成，大学承担着重要的科技研发职能，我国高校教师获得企业研发投入的可能性更大、便宜性更强，推高其“产业收入”水平。
第二，“雇主评价”主要以国际知名企业为对象展开雇主调查并获取数据。我国在此观测点上的表现较好，尤其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其“雇主评价”得分均为95分以上，上述高校均为我国顶尖大学且地处京沪两座国际化大都市，国际知名企业集聚，大学毕业生进入国际企业的竞争力更大，且机会更多。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我国大学入选“四大排名”的总量靠前、名次靠后的现状，要求加大资源投入，实现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集体挺进”
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及发展与一国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既密切相关又相互促进。工业革命后，英、德、美三国相继成为各个时期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和科技创新创造中心，其综合国力获得极大提升，且本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亦随之发展壮大，当前雄踞于“四大排名”前列的美、英、德高校实为各国近百年乃至数百年的强大国力与先进教育之体现。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和1995年开展“211”“985”等重点建设工程以来，国内大学得到迅速发展，办学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入选“四大排名”的大学总量渐居世界前列，但相较美国，我国大学入选量仅为其1/5—2/5。
另外，我国入选的大学名次结构呈“金字塔型”整体排名靠后，在转变成美国式的整体实力突出的“水桶型”结构上还任重道远。我国教育发展和国力积淀均无法在短时间内全面实现赶超西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尊重历史、认清现实，按照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稳扎稳打、循序渐进。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强大的国力支撑，要求国家持续投入大量的资金资源和科研资源。
“双一流”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其对引领全国高校整体实力提升、带动我国大学由“金字塔型”向“水桶型”结构转变具有极强的引领示范作用，为此，中央和地方政府须在完善建设资金管理制度和建设成效评价体制机制的前提下，长期对拟建设的“双一流”大学进行强有力的资金投入，切实解决其资金不足及发展乏力问题。
同时，借鉴美国委托一批大学参与“阿波罗计划”等重大科研项目进而催生若干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通过实施一些世界级的重大科研项目、建设一些世界级的国家实验室等措施来引导一批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将我国大学建设、学科建设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以取得重大原始创新成果，提升科研水平。
（二）我国大学教学、卓越科研及影响力维度差距明显、理念落后的现状，要求加快推进教师评价体制改革，形成科教事业发展的“卓越导向”
美、英、德、日大学在教学、卓越科研和影响力维度上整体具有师生比高、前10%和1%论文占比高、篇均引用高等特点，反映出四国大学的教师投入量大且其高水平科研成绩突出的现实。这些国家的大学拥有科学、先进的科研评价制度作为保障，并能够吸引到全球一流师资。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为，在其他观测点得分均高的前提下，此四国的“师均引用低”，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国教师可全身心致力于教学授道或高水平科学研究工作之中。
反观我国大学，在上述维度上的全面落后，与我国现行“重数量、轻质量；重应用、轻基础”的科研评价导向和“科研优先、教学次之”的教育理念有极大关系。我国大学中教师科研水平与职称晋升的量化评价和唯刊物级别导向，使得学术研究倾向于急功近利地快出成果，重视成果发表刊物级别而非其质量水平。
科研中的低水平重复性劳动不仅无助于大学的卓越科研，而且影响乃至降低大学的科研影响力，同时亦极大消耗教师精力，无法全身心投入“立德树人”相关活动之中，导致人才培养质量的弱化。
教学是大学教师的生存基础，科研是提升教学的重要手段。“双一流”建设方案突出了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其第一责任人还是教师。
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加强人才引进聘用与内部培养提拔，形成数量充足的一流师资队伍和卓越科研团队，使“师生比”这一硬性指标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也要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强化师德考核，实化和细化“立德树人”教育成效，突出教育教学业绩评价，扭转教师对教学工作不够重视的现象；还要深入推进科研队伍分类建设和分类考核，弱化甚至取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全面建立以“代表性成果”和实际贡献为主的评价制度，实现教师的科研产出由“数量”向“质量”转变。
（三）我国大学国际化维度吸引力差、社会服务维度参与性高的现状，要求重新审视二者的利害关系，实现我国高校致力“引智自强、服务国家”
与美、英、德等高等教育强国相比，中国在论文的国际合作方面的得分较高，但在吸引国际师生方面表现较差。此现象说明目前我国大学还需依靠国际合作来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提升科学研究能力，在吸引全球优质师资力量和生源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打铁还需自身硬，现阶段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国际化”应成为学校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方面追求卓越、取得国际优势和领导地位的重要推手，在开展国际科研方面，要鼓励国内师生积极参加国际重大科研项目和参与解决全球性事务，并力争成为科研成果的主导方而非参与方；在吸引全球优质师生方面，应以提升我国的科研水平为根本目的，而非简单地招揽外籍力量以提升其排名表现，陷入“为排名而国际化”、“为国际化而国际化”的怪圈。
我国大学在社会服务维度上的领先表现，既有其应予肯定之处，也存在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企业并未成为创新主体的当下，我国大学需同时肩负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开发、成果转移转化等多方面任务，其可能有利于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知识转化和技术转让，也可能会挤压大学开展基础研究、顶级研究的空间。
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一流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是国家从事基础研究的主体部分，需肩负起国家赋予的重大责任，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因此，我国研究型大学应当将更多精力置于基础研究，研发原创技术、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推动突破行业产业技术瓶颈，从而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及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中真正起到支撑、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