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报道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网络直播重点省级中学课堂实况，是否能改善教育资源不均的现状？条分缕析之后，结论或许出人意料。
首先，在讨论扩展到教育资源公平、商业利益、甚至媒体伦理等方面之前，需要聚焦到一个首要的问题，那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观看直播的学生的高考分数。这是一切问题的前提。
直播的本质
不同等级的学校之间，教学内容、教案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我初中读的是一般的中学，我堂妹上的是最好的学校，两个学校的教学内容差别明显。我堂妹觉得简单的题，我从来没见过，当时就傻眼了，但我堂妹给我讲了之后，我就能做到举一反三。后来我初中考高中的时候，考入最好的中学。入学自主招生考试的时候，我是外校第一名，前面全部是这个最好的中学的初中部的学生。这就是教学内容差别的威力。
网络直播课堂，最重要的作用，是以教学内容为抓手，带动当地教师的投入，从辅导时间、备课时间、专研教学内容等方面，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老师不但要同样会做这些题，还要去发掘这些题中的“know how”。这对当地老师来说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过程。老师投入更多的劳动，必然需学校、教育部门进行激励，增加投入。
所以有这块屏幕当然是好事，但这要求当地教育部门、学校做很多配套的工作，否则作用有限。在当地教育部门加大投入的前提下，本质上这相当于一个教师培训项目。在七中老师的带领下，两三学年之后，老师就可以独立操作了。
直播的成本
很多讨论，把直播当做一个单纯的增量，那么不免得出这样的结论：有总比没有好。但是，这些讨论都忽略了直播的成本。
直播把当地老师放在了从属地位，会伤及教师权威。老师的权威，是良好教学秩序的前提。所以，网络直播班，需要学生的高配合、高自觉。因此，参加直播课的都是当地的尖子生，他们目的明确，主动遵守、维护教学秩序，即便老师失去权威，也不会去挑战老师。
另一个成本是时间的机会成本。高中学生的时间，每一分钟都是有安排的，需要高效的使用每一分钟，时间是最大的成本。所以直播不是单纯的增量，而要考虑到，同一段时间看了视频，就必然放弃与当地老师的交流。即便老师会另选时间辅导，但另外的时间本来就有安排。
视频，其实不如文字、教材的信息密度大，那么为什么老师上课仍然是重要的。首先，当面授课中，老师会与学生交流，掌握学生的反馈（起码是整体意义上的反馈），调整教学进度；其次，在作业、试卷中的情况，也会反馈到老师的教学中；并且，有很多know how，是在交流中传授给学生的。但是在视频直播中，这一切都被切断了，学生的作业、试卷、反馈，都无法影响老师的教学内容与进度。实际上，在大象公会的文章中，就有学生反映跟不上，被拖着走。在传统的教学中，每一个班都会有跟不上的情况，但是，老师只需要在40、50人中去发现这个情况，并加以权衡，而直播面对的是1000人，2000人。
那么，放弃了课堂上与老师的交流，教师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节进度，就有可能造成整体效果是负面的。这才是争议的关键之处。如果一定能提高分数，或者整体上能提高分数，商业上的灰暗之面根本不算什么，但大概率的不能提高分数，则是用学生的青春作为商业项目的代价。
根据大象公会的实际采访，网播班整体上是失败的，直播只是一个商业噱头。其实其间道理，并不难理解，我这篇文章，实际上也是写于大象公会的采访文章之前的。
不妨再换个角度。直播中的老师，主要为了七中学生授课，不可能太多顾及屏幕前的学生情况，那么，他们专门讲一个更针对落后地区学生水平的、讲解更详细的版本，然后复制、分发，一位名师，一场录播，可以反复用很多年，惠泽无数人。看录像的时候，不懂的地方，没听清楚的地方，还可以立刻倒回看。所以，如果直播有用，录像岂不更好？一台VCD就能解决的问题，用得着等到现在吗？
可见直播并不是本质，甚至是最不重要的。成功的关键，并不是屏幕，而是当地教育局、学校、老师的投入。实际上有了这个，把屏幕撤掉，效果也差不多。值得一提的是，当地考上北大清华的数据提升，某种程度上也有赖于国家的倾斜政策。
谈完了首要的前提问题，再来谈谈延展出来的其他问题。
小镇与城市
很多文章谈到超级中学对地方中学的虹吸效应。
正如前面所说，地方要舍得投入，直播课堂才有效果。那么地方为什么不舍得投入？是因为城市化，学成归乡是小概率的。便利的交通，现代经济更强烈的规模效应，使得当地更加留不住人，教育投入就不划算。比如现在的抢人大战就是典型的例子。不过以此反映的荒谬则是，一线城市，仍然觉得接受一个大学生，是消耗了自己的资源。
虹吸效应不仅体现在学生，也体现在老师身上。成都七中的师资很好，也留得住老师，是因为成都是个大城市。大城市的规模效应使得老师的人力资本投入更大，收获也更丰厚。不放假设一下，再过两三年，那些自身努力的教师，通过这个项目，获得了七中老师的教案，七中老师的教学能力，当地也是必然留不住的。
正因为如此，有人把批评指向超级中学对周边学校的虹吸。
这种虹吸，并不是不好的，反而是好的。在高中阶段，一方面年龄够大，足以照顾自己，另一方面，高中学习，是一个高强度脑力比拼的阶段，也是一个需要高强度交流的阶段，所以，要在好的老师指导下学，要和一群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在一起学，那么高中集中，超级中学，就是一个必然趋势，通过集中求规模效应。互联网虽然可以解决通讯问题，但远远满足不了高中学习所需要的便利与交流密度。所以高中的规模效应更加强烈的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认为，超级中学在地区分布上造成了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但实际上，虽然在地区上分布不均，但对学生来说，却能得到更接近大城市的水平。高中本就是一个竞赛游戏，本就是保证前面的人。把资源平均到那些最终也只能上民办高校的学生身上，意义不大，因为只要他们有需求，市场化的民办学校自然会去适应他们的分数。这就像高端医疗资源必然集中于大城市，不可能分布在县医院、镇医院一样。虽然在地区上集中了，但对患者来说，可得到的医疗水平增加了。把一台核磁共振均分为50台乡镇医院里的b超，最终能治疗的疾病更少了。
这背后一个更深的方法论问题是，到到底是“大城市化”还是“城镇化”。
“大城市化”相信人们要聚在一起，才有规模效应，从而刺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而“城镇化”则相信，有了网络与高铁，人们即便分散在小镇，也能获得同样的规模效应。这块屏代表了这样的方法论。但是其结果也证明了这个方法论的错误。
小同情与大冷漠
这篇文章激起了传播，是因为激发了同情。
这一定程度上，这满足了城市中产的理智与情感需求，“我情感上同情你，但理性上不想你来大城市和我竞争”。直播这个解决方案，使得情感与理性都得到了满足。
这些看课堂直播的孩子，肯定有留守儿童，如果他们被父母带到城市，再加上全国一张卷的高考，大多数城市中产当然会是反对的。有一次饭局，旁边一个人说，他想在上海办一个学校，专门以安徽教材授课，针对安徽在上海生活的高中孩子。这个学校能开得起来吗？能拿到证吗？当然不可能。
一些人甚至会反对直播。在一个微信群中，就有人说，一些重点学校的家长都不愿意，这让学区房价值受损。
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学区房优势仍然存在。直播的作用没那么大。电视大学，网课，早就有了。再往前推，人们觉得出现了印刷术，就会拉平阶层之间的知识鸿沟。虽然实际上技术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但阶层鸿沟仍然大到足以分开、固化阶层。
这是因为整个社会制度，就是按筛选、区分来设计的，总会找到区分的办法，不同之处在于，是按父母、金钱等等来区分，还是按天资、勤奋来区分。于是，随着技术发展，当知识鸿沟越来越被互联网拉平的时候，几乎就在同一时期，素质教育这个词，被发明了出来。
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他的全部工作，可能就是一支笔，一张纸，但这不是应试，这是素质与创造。反过来，现在的驾照科目二考试，虽然不用笔，但却是完全的应试教育，因为考完仍然缺乏实际操作的能力。
现在的素质被庸俗化，简单化、资本化了。一般来说中国语境下的应试教育是智力密集的，而素质教育则是资本密集型的，从这个意义上，素质教育是用来按父母、金钱区分学生。为什么会骑马是素质、会鉴赏兰花是素质，而会放牛、会种水稻不是素质呢？这个问题背后，则是中国社会的大冷漠。
于是，缺什么秀什么，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在更基础层面上的，更大的冷漠，放任这种不平等，所以，朋友圈中才会为一些细微之处填补不平等而万分感动，讽刺的是，这仍然是一个商业噱头，代价是一些学生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