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美经贸关系呈现紧张局面，贸易争端持续升级，超出了2018年年初各界的预期。美国不仅在贸易领域不断扩大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商品范围，从500亿增加至2000亿美元，甚至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如中美南海的冲突加剧，美国副总统彭斯在2018年10月演讲中对中国大加指责等，均引发了人们对冷战的担忧。
值得欣慰的是，不断恶化的形势在2018年12月初阿根廷召开的G20峰会上有所改观，中美两国领导会晤传达出暂停贸易纷争的积极信号。中美双方已确认，暂停贸易争端加码，并通过90天谈判探讨贸易争端的解决。展望2019年，中美经贸关系会如何演绎？中美之间全面贸易战能否避免？中国又该采取何种方式应对？
经贸谈判有望达成协议，2019年贸易争端或有所缓解
虽然特朗普对待贸易争端咄咄逼人，但在笔者看来，贸易争端对美国而言也并非稳赚不赔。相反，结合贸易争端以来的美国经济走势、金融市场波动、国内政治风向、美国企业界反应等最新情况，与中国达成谈判协议，避免贸易争端升级对美国的负面影响，亦符合特朗普的真实需求。
从金融市场方面看，自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之后，2018年10月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出现明显下探。截至12月21日收盘，标准普尔500指数、道琼斯工业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分别较年内高点下跌了16%、15%、20%。美国金融市场巨幅波动，凸显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这一方面与美联储加息、估值过高等基本面因素有关；但一方面，也受到了贸易争端发展不确定性的影响。
从美国经济基本面看，美国经济可能已经到达阶段性顶点。2018年三季度，美国经济超预期达到3.5%，这主要与税改红利带来的企业盈利改善，低失业率和居民薪酬上涨拉动消费支出增加密切相关。但随着2019年税改利好基数效应减弱，贸易争端负面影响渐显，美国财政政策空间已越来越小，美国经济或将承压。IMF在2018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5%，较今年4月的预期值下调了0.2个百分点。
此外，贸易争端或推高美国通胀水平。在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的2000亿美元清单中，家具、皮革制品均被纳入对华加征关税的范围。而这两类产品中美国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占据其进口的一半以上，加征关税无疑将加大美国国内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倘若特朗普更进一步对全部来自中国的商品加税，考虑到美国目前九成的雨伞，八成的玩具、七成的头饰、六成的行李、五成以上的鞋类、纺织产品进口均来自中国，必然会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另外，通胀的上行，也使得美国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继续加息，这也是特朗普不愿看到的，其早前就曾对美联储的加息行动大加指责。由此，美国国内政策分歧也会进一步加大。
从美国企业角度看，贸易战对美国企业成本的影响已开始显现。比如，全球最大的建筑设备生产商卡特彼勒近期表示，由于钢铁进口关税和货运费上升，导致公司最近一个季度产生了约400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美国福特汽车2018年9月就曾表示，钢铁关税已经导致公司获利减少10亿美元。波音公司也表示，2017年中国航空公司的业务占该公司总业务量的30%，长期贸易战将对波音公司不利，波音公司未来将考虑首次脱离美国本土，并计划在中国内地投资修建总装和交付中心。此外，近期美国两党多名众议员亦有所行动，积极推动特朗普政府允许企业申请最新一轮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豁免。
对中国而言，避免贸易争端升级的考虑一直都在，毕竟贸易争端升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短期看，美国进口商与零售商有一定的调整空间，人民币贬值、出口退税率调高也会减缓很大一部分压力；但从长期来看，由于替代美国的出口市场并不易得，贸易争端对投资前景、企业家信心，以及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影响深远，贸易争端持续越久，风险越大。
例如，虽然在中美爆发贸易争端后，理论上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可以转向其他国家地区，但研究发现，中国主要出口商品在其他几大出口国的进口额中所占的比重已相当之高，进一步提高出口比例和市场占有率的空间极其有限，要想找到美国市场的替代市场将十分困难。2018年11月，我国出口（以人民币计）同比增长10.2%，前值为20%，回落了9.8个百分点；进口增长7.8%，前值为25.7%，回落了17.9%。进出口增速迅速降至个位数，与之前数月中国贸易的高增长相悖，说明为避免中美贸易争端而出现的“抢出口”刺激效应已削弱。目前，贸易争端虽暂时缓和，但未来贸易下行的风险仍不容小视。此外，11月外资同比下滑27.6%，表明如果贸易争端不能减缓，影响还会向其他方向蔓延。
尤其重要的是，中美贸易争端对产业链的影响不容小觑。这种影响是数学模型难以精确计算得出的。例如，出于对中美贸易争端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心，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对中国投资存在迟疑，并在逐步调整其全球布局。比如，为避免美国的高额进口关税，部分日本大型制造商已在重新审视其在中国的业务，并有计划将生产线转移出中国。苹果公司就加征关税表示担忧，特朗普却在推特上表示，苹果只要把相关的工厂迁回美国就能够轻松解决问题。但是中国产业链完整，市场巨大，美国企业也很难割舍中国的巨大市场，如在中国加快开放后，特斯拉、雪佛兰都表示要在中国设厂，并可能在2018年年底开启谈判。因此，即便美方看似咄咄逼人，但也有望给出更加务实的谈判条件。
此外，鉴于中美经贸关系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如果经贸关系不稳，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会更容易急转直下，因此笔者认为，中美双方对寻求贸易争端暂缓的谈判，是有一定共识的，也很有可能达成协议：2019年，中美经贸关系可能好于2018年。
警惕贸易战速胜论，深化改革开放
在笔者看来，即便贸易争端有望得到短期缓释，但中美之间的争端并不仅限于贸易问题，在网络安全、地缘政治、技术角力方面的分歧也越来越多，显示中美博弈已经由贸易领域扩展至科技领域以及经济制度方面。最近的华为事件、早期的中兴事件，以及针对中国制造2025和国企补贴的声明，都是很好的例证。
笔者认为，贸易争端折射了中美关系的变局。中美博弈已因短期、中期、和长期有明显不同。短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是主要分歧，但由于整体贸易的双赢属性，一旦贸易争端打中双方的痛点，贸易争端仍有谈判的空间；但随后中美博弈更有可能陷入一个零和的困局，出现更多难以弥合的分歧。中期来看，中国制造的崛起以及高技术领域与美国差距的减小，已经引起美国的警觉。而从长期来看，超出经济领域，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担忧，美国对华的全面反制也绝非杞人忧天。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两国未来在不同层面的冲突将会明显超过以往。对此，必须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当然，应对外部风险也无需过度悲观，以我为主，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最好的应对。如稳定预期，通过加强政策协调确保经济不会失速；同时，加快供给侧改革，特别是加快财税改革与国企改革。倘若能将外部压力变为自身发展的动力，促使中国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相信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会非常有限。
具体来看，2018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下滑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回落、消费疲软、工业生产刷新全年新低、投资低位徘徊、外贸数据回落等等：政策调整势在必行。从最近召开的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可以看到，对于2019年的宏观政策，决策层更加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强调以减税降费来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实体经济活力。
在改革层面，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化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改革”。对改革的表态比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更加积极与严肃，意味着2019年改革力度有望超出预期。其重点体现在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的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等诸多方面。这样的表态非常明确与务实，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
而在应对中美贸易争端方面，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举措之一，推动中美经贸磋商事宜被着重强调，凸显了当前决策层力促中美达成贸易协议的基调，是非常积极的表态，也预示着2019年中美贸易争端有望缓释。同时，笔者认为，加大对外开放步伐所面临的内外部风险，相比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面临的严苛条件（如开放金融业、汽车、农产品，每年面临来自世贸组织的审查等），要小得多。当前加大进口、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对外开放程度、降低进口综合税负、强调民企国企一视同仁等，既可缓释外界压力，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内在要求。
综上，应对内外困境，当前政策层面已经发出了积极信号。展望2019，如果对内能够切实做到改革“走深走实”，做到竞争中性，向制度改革要红利；对外积极争取中美贸易纷争的缓释，守住中美经贸这一压舱石，则有助于破解内外忧困的局面。
当然，即便短期内中美贸易达成一定的协议，也仍要认识到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分歧仍然较大，包括网络安全、地缘政治、技术角力等诸多方面的争端，随时可能加剧，外部形势依然严峻。对此，要格外警惕中美贸易战速胜论，做好中美之间长期博弈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