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范式的转移
无论承认与否，理论指导实践。国际关系体系，包括中美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或许自由主义学派不愿意看到，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眼下美国朝野两党学界正在经历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转移或叫重新设置，即从自由主义学派转向了现实主义学派，回归的方向是二战以后霸主稳定理论的升级版，即进攻性现实主义，该理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约翰·米尔海姆。
与政治学对比，美国经济学没有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分，经济学人似乎皆信奉自由主义，都是所谓“双赢”或“非零和”游戏的吹鼓手；然而政治学（特别是国际关系）却有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分。原因是，政治学在公设层面始终把安全困境作为理论建设的出发点，需要系统的解释，这方面早期论述可追溯到修昔底德，系统的基于公设的理论论述可追溯到托马斯·霍布斯。与之相对照，经济学却常常把安全看作是不必讨论的给定。例如，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比较优势理论即把安全看成是给定，不再深入讨论。和平时期，经济学这种理论公设层面深层之处的漏洞一般不被人察觉；换言之，这或许也是绝大多数人思维中的盲区。
一般人认为美国大众偏爱实用。但是透过表象的迷雾，美国治国精英却分外崇尚思想和理论体系, 这可以从美国一流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哲学博士项目)中窥见，他们很注重所谓“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即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说的科学范式。美国历史学家白修德在其纪念美国建国210周年的文章中曾总结：“美国是一个由思想产生的国家；不是这个地方，而是思想，缔造了美国。”
的确，即便不系统地追溯更长的历史，只看过去几十年，其实在美国思想理论界，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辩驳和叫板一直没有停止过，戏剧性的例子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些在公众媒体也有反响。但总体而言，在过去30多年间，自由主义学派，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明显地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苏联倒闭后的泛美太平时期。该学派大量地引入了经济学的思维和方法论，特别是博弈论和经济人理性这个微观基础。该理论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基欧汉尼和约瑟夫·奈。顺便一提，无论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强调理性微观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学派的逻辑衍生是国际关系实践者现在常说的“相互依存”或“复杂的相互依存”。
严格地说，纯理论是逻辑严密的演绎而不是归纳系统，如欧几里得几何；但是就科学理论而言，其逻辑严密的从假设推出的假说，还需要有经验证据的支撑。事到如今，世界格局变数剧增。随着中国加入WTO后的迅速崛起，包括近来南海问题的凸显，再加上“一带一路”“中国模式”，美国政策部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无论是在逻辑严谨性还是证据充分性上都超越了源于欧洲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势力平衡理论和旧版霸主稳定理论。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相应地，美国先后提出了“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并试图通过建立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来应对中国。
近年来，进攻性现实主义这款新版霸主稳定理论的勃兴，同时也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因为收敛证据不足或证据正好相反而被迅速边缘化或抛弃。同样的结果似乎也适用建构主义理论，因为思想趋同证据不足。美国商界原本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辩护者，也开始沉默了。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手试图“替代”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因此，美国的战略方向必须“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这个表面上含糊不清的表述大致可解释为：a. “有原则的”即是在经济上捍卫经济自由主义（市场+法治）；b. “现实主义”在政治或安全上即是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
可见，在美国思想界，这个理论范式的转移，借用黑格尔的哲学语言表述，经历了一个“论、反论、综合、螺旋上升”的过程。
战略再定位再布局
如果上述关于理论范式转移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将超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纷争，指导美国战略再定位和再布局。美国已明确指出“国与国间的战略竞争，而不是反恐，将是现阶段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首要关系”，并明确自己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个大战略方向估计不是短期政策可以撼动的。对中国而言，为了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必须高度关注，同时做出思想和战略高度的抉择和长期准备。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信奉者看来，“双赢”这个假说只是学界饭后茶余的谈资，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错误的，它并不是国际关系的常态，而常态是某种形式的零和博弈，一国的得，就是另一国的失，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在无政府状态下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出于自保的大国皆有称霸的倾向。但是主要是因为海洋等地理原因，真正的全球范围霸主是不现实的，即便是二战刚结束时的美国（当时美国财富是全球的45%，今天大约是24%）。由此，美国的战略布局是先确立其区域性霸主地位，如在西半球，并在此基础上在其他地区与心心相印的国家结盟（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目的是遏制新霸主的出现和形成，这在学术上称为“海外平衡”。有迹象表明，美国两党和学界已不再把中国看成是二战后国际体系的融入者，而是挑战者，需要高度警觉。
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预计美国的战略调整将首先重新确立区域霸主地位（如重写美-墨-加贸易协定），并在此基础上重组海外平衡（如所谓“四边安全对话”——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以遏制他们认为的修正主义新霸主的出现。这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的战略布局过程将从美国的战略独立和单边主义出发来再确立公设层面的原则，如“对等”，涉及的对象不仅是中国还包括其盟友；再经过诸边主义来夯实基础（墨西哥、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日本……）；如果前期工作成功，并达到临界质量，然后再回到多边主义；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届时美国将会恩威并举强迫骑墙国家选边站队。按此战略路线顺序，美国将实施退群和再建群，战略重新布局的目的是另起炉灶，最终排除“国家竞争对手”。
美国的治国精英相信，终极的竞争是思想竞争，再是现代性国家和市场的理论体系以及现代国际关系秩序的竞争。在美国这是超越两党的共识。
各种迹象似乎显示，美国全球战略的再定位已完成，战略再布局的大幕似乎已经拉开。
政策选项和组合
最后是政策选项和组合。一旦美国确定了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和基于该理论所制定的战略大方向，下一步将是启动所谓动态的贝叶斯博弈并辅助以一系列政策选项和组合，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科技、网络、经济、贸易、投资、生产、金融、货币、教育、移民、人文交流等。
如果硬要在这些政策选项中对其先后缓急排个序，估计最核心的变量是科技而不是贸易，因为科技最直接地支撑军事优势和国家安全，此种所谓技术武器化是新版霸主稳定理论的物质基础。由此，如果说新冷战或遏制，估计美国也会从科技领域首先开始，并联合盟友国家先与对手脱钩再进行遏制和封锁，包括在可行的情况下跨国企业价值链的转移和重组，虽然这需要时间。对中国而言，如果只专注单一领域政策层面的议题如贸易摩擦或贸易战，而不系统地研判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转移及其相关战略的再定位再布局，仅政策层面的考量和谈判会显得零散和被动。只有统计没有理论得不出因果关系；积累的经验也会突然显得苍白无力。
世界看似越乱，越要关注理论。爱因斯坦曾说，是理论决定人们能观察到什么。缤纷的世界在他看来，就是一个简洁的公式E=mc^2。他还说，政治是短暂的，一个公式才是永恒的。乱世之际，他的忠告尤其值得重视。看美国要看特朗普和他的团队，没错，但显得浅薄，更要看那些肉眼看不见的超越特朗普的东西。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