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任以来，奉行“以实力谋和平”和“以结果为导向”的战略理念，在很长时期内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并未明确表态，更多是关注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领域问题(如贸易、朝核)的解决。不过在历经一段时期的战略游移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也开始逐渐清晰起来。2017年底，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对手”，这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基本明确。2018年3月以来，中美在贸易领域的摩擦趋向激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也更加强硬，如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再次回归到以美国的战略调整为主导的传统路径呢?由此引发的问题是，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中国对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能力增强，这种能力如何有效落实?回顾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主要是以美国为主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可以视为冷战后中国主动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塑造的重要尝试。对于未来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而言，中国如何在其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也就使得对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经验与问题进行反思很有必要。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中美之间是否产生了崛起国与挑战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在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正是基于对中美关系趋向恶化甚至爆发冲突的担忧，中方主动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可以视为中国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塑造的尝试。
对于中方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美方如何认知与回应十分关键。尽管中国一直推动以“新型大国关系”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塑造，不过美国官方的态度却不断发生变化，按时间划分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12年2月首次正式提出到2013年6月的中美领导人安纳伯格庄园会晤;第二阶段是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后到2014年11月的北京“习奥会”;第三阶段是“习奥会”后到奥巴马任期结束。
第一阶段为观望期，美国官方对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持谨慎欢迎态度，简单地把新型大国关系理解为中美规避冲突，加强合作。由于起初阶段中国并未全面阐述这一战略概念的内涵，美方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非常有限，其基本态度是对中美之间规避战争冲突表示赞同，并且希望中美两军加强合作。2013年6月，中国领导人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期间系统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三点内涵，美国方面也作出一定的回应。不过美国方面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全面战略含义理解有限，更关注“不冲突不对抗”层面，对中美军事交流非常重视。总之，这一时期，与中国官方在战略层面对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高度重视不同，美国政府则对中国的倡议持谨慎态度。
第二阶段为试探期，美国在对新型大国关系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对新型大国关系展开了更多的战略试探，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也逐渐转向消极。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后，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如何落实更加关注，不断在如何管控分歧、战略竞争方面对中国进行战略试探。无论是总统奥巴马，还是副总统拜登，都主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要基于务实合作和管控分歧两个方面，并强调规则约束的重要性。与此前美方偶尔提及新型大国关系相比，美国官方更多强调“新型关系”的概念，与此前的态度相比有所退缩。
第三阶段为冷淡期，美国官方基本不再提及“新型大国关系”，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质疑增加。2014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虽然中国领导人多次提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奥巴马没有明确谈及和回应，这显著反映了中美分歧。在2014年底至2016年底期间，虽中方一如既往地强调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意义，并就如何构建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但奥巴马在公开场合已不再提及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官方也基本不再对新型大国关系作出直接回应，只是偶尔提及“新型关系”。究其原因，美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投行、提出“亚洲新安全观”以及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等举措产生了质疑，认为中方为了自己的核心利益要将美国排挤出亚太地区，因而对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意图更加怀疑。
2017年1月，特朗普入主白宫，中美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尽管2017年3月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访华期间曾两次提及美国愿意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但目前证明,这不过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尚未定型的产物。此后，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都不再提及“新型大国关系”。
回顾中美两国官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可以发现，尽管中国领导人比较积极地阐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与构建路径，但美国领导人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回应不多，这体现了两国在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方面存在分歧。虽然中美两国在“不冲突不对抗”方面具有一定的共识，不过总体而言，两国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分歧多于共识。
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美国智库和学界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可称之为怀疑派，主要关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两国权力和地位竞争的影响;第二类为务实派，并不完全拒绝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为关注的是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第三类为顺应派，认为应该正视中美之间的权力变动，给予中国更多的国际空间，部分肯定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意义。
总体而言，在政府之外，智库和学界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看法较为复杂，他们大多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同于中美关系，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美之间的权力竞争、权力转移和美国的应对之策方面。显然，中美双方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显著地体现在战略目标、利益、内涵等诸多方面，这也使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未能如愿。
基于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双方的战略认知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对于未来中美战略塑造而言，需要注重凝聚战略共识、承认战略能力、增进战略互信、协调战略利益和管控战略分歧五大关键问题的处理，这也是决定中美战略关系塑造成败的重要经验。
(一)凝聚战略共识
较高的战略共识是两国战略关系塑造的基础。回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历程，不成功的经历与两国的战略认知分歧显著密切相关。中美双方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认知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战略目标、战略利益、战略内涵、战略路径和战略思维五个方面。
一是战略目标的分歧。中美两国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存在分歧。中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是中层目标，即中美两国彼此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合作共贏”是高层目标，设定为中美合作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美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是基于美国霸权维护，希望规避中美冲突的同时通过一系列规则构建约束中国，减少中国崛起对其霸权地位的冲击。中美在战略目标上的分歧使得美国对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意图存在怀疑，也使得两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信任不够。
二是战略利益的分歧。在战略利益方面，中美之间的分歧也尤为明显,集中聚焦在对“核心利益”的界定和相互认可上:一方面，美方对中方的“核心利益”界定存在质疑。美方认为中国的“核心利益”界定并不清晰。更令美国感到担忧的是中国是否会随着实力的增强，不断拓展核心利益，不断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核心利益的相互认可上分歧明显。美方认为在“核心利益”的相互尊重方面，中方寻求更多的是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而非美国的核心利益。
三是战略内涵的分歧。美方认为中方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模糊，原则性较多而缺乏实质内容。基于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过于模糊和空洞的指责，中国国内一些学者建议要更加明确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和构建路径。相对而言，在战略内涵方面，关于“不冲突不对抗”，中美双方的共识程度最高;而对于“相互尊重”，双方的分歧最大，这也显示了双方的价值观差异;至于“合作共赢”，中美双方都认可合作方式，不过在涉及具体利益分配方面分歧不小。
四是战略路径的分歧。中国更多从战略层面探讨新型大国关系，以战略引领为主，侧重于先确定战略框架，培植战略互信，然后再指导各具体领域的战略执行;美国更多关注如何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具体问题，以问题导向为主。中美两国不仅在总体的战略路径规划上存在分歧，在具体议题的先后顺序与主次轻重方面分歧也不少，这也使得新型大国关系构建难以达成整体合作路径规划。
五是战略思维的分歧。战略思维深受战略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中美之间战略思维的差异深刻地影响了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与构建。
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而言，中美双方的战略认知分歧明显，战略共识程度较低。相对而言，战略思维的分歧根深蒂固，短时间难以解决,不过其影响更多是隐性的;战略目标的认知分歧并不紧迫，可以尽量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增强战略共识的关键是要使战略利益、战略内涵和战略路径三方面的认知分歧缩小，推动中美战略塑造良性运转起来。
(二)承认战略能力
美国之所以不愿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不愿正视中国实力的增长和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现实。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但国际影响力并未相应增强，而要获得美国更多的尊重，需要争取美国对中国战略能力更多的承认。战略能力与国家实力有所不同，战略能力包含战略资源、转化机制和战略谋划三个部分，相对于国家实力而言，战略能力更能体现国家的实力基础和国际影响。中国战略能力的增强主要基于自身实力的增强和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创建。而美国的战略能力除了依靠自身实力外，庞大的联盟体系和一系列制度性权力、软实力都是其战略能力的重要来源，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对美国战略能力的影响不宜被过分夸大。中美战略关系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两国的国家实力，归根结底还是两国战略能力的相互认可与尊重。在可期的未来，中美战略能力依然会有较大的差距。中国需要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不过更为关键的是如何促进中国实力向国际影响力的有效转化，这就需要提升战略能力。从中美两国战略能力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中美战略能力差距会有所缩小，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需要基于中美战略能力的变化和相互承认，进而才能形成稳定的战略关系。
(三)增进战略互信
中美之间战略互信的不足严重影响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与构建。鉴于中美之间存在崛起国与守成国的结构性矛盾以及意识形态分歧，要建立高水平的战略互信十分困难。不过构建中美战略互信也并非没有可能，中美之间不奢求构建美国与其盟国那样基于价值观共识的战略互信，但可以构建减少战略误判、增加对彼此行为预期的工具性互信。对于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而言，尽管战略互信的显著增长比较困难，但战略互信的提升对于减少两国战略关系构建的交易成本具有重要帮助，也能够发挥中美战略关系的兜底作用。
增进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一是要增加相互交流与沟通，通过制度建设来增进彼此的相互信任。目前，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许多对话制度，这对于保持中美两国的沟通、约束彼此的行为、增进相互了解具有重要帮助。二是增加彼此的战略清晰度，促进战略意图的相互良性认知。目前，中美双方对彼此的战略意图都不乏担忧，战略意图的相互怀疑深刻地影响了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三是在解决两国重大分歧的议题中不断培植战略互信。由于美国更加在意中美关系中关键议题的处理，中国可以通过实际的合作来显示诚意，减少美国对中国战略目标的怀疑。总之，中美战略互信有助于双方缓解权力转移所带来的冲击和担忧，也有利于为中美在一些议题上的合作减少交易成本，更有助于减少两国战略误判可能带来的重大损失。
(四)协调战略利益
无论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还是中美战略关系塑造，都需要协调好双方的战略利益。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利益不断增多的同时，摩擦与分歧也有所增加。如何协调好中美的战略利益，关键在于处理好共同利益与冲突利益之间的关系，需要做好如下三点:
一是要处理好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合作，变规则竞争为规则合作。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受益者，与美国并不存在完全对立的秩序竞争,而是可以在变革和完善现有规则的基础上加强中美合作。当前，全球治理比以往更加迫切，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加强合作可以发挥战略引领作用，加强公共产品提供的分工与合作也曾被认为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要路径,未来中美战略的稳定同样也离不开两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合作。
二是要继续推动中美务实合作，深化和拓展合作领域。近年来，两国双边贸易长期保持在每年5000亿美元的规模之上,互为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经贸关系曾长期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压舱石”和“润滑剂”的作用，尽管当前不断加剧的经贸摩擦成为两国关系的矛盾点，但不能因此认为经贸问题就完全成为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影响因素。中美经贸合作依然可以在双边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关键是在于如何妥善处理好两国的贸易摩擦，通过增益调整而非零和博弈的视角来处理两国的贸易摩擦。
三是要处理好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与冲突利益并存是常态，因而如何求同存异，进而聚同化异是中美战略稳定的重要保障。中美在战略利益上不乏分歧，甚至是存在一些短时期内难以解决的根本性、结构性利益冲突。共同利益固然有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但对冲突利益的妥善处理才能够维持中美战略稳定。
(五)管控战略分歧
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与稳定还离不开对战略分歧的管控，这些分歧既有可能来自双边关系，也有可能来自地区、全球或第三方因素。在双边关系中，中美战略分歧主要集中在国际地位、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贸易问题等涉及双方重大利益的议题，这些问题会单独或以不同组合形式发酵，在中美关系中产生巨大影响，其解决更多依赖于中美双方的沟通。除了双边关系外，中美两国还要处理好来自地区、全球或第三方因素引发的战略分歧。中美关系日益具有全球性和战略性，中美两国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冲突不断增加，亚太地区层面的主导权竞争和全球层面的规制、秩序竞争已逐渐成为中美两国的重要战略分歧和潜在危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日益引起关注。与双边事务相比，三边事务较多涉及中国与第三方的领土争议及历史遗留问题，美国周旋其中企图坐收渔利。典型事例如东海、南海海洋争端问题等。如何减少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掣肘或捆绑，“中美+X”三边外交被认为是一种重要思路。第三方因素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也并非都是负面影响，解决好第三方因素引发的中美战略分歧，对于促进中美战略关系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在全球层面，中美在一些领域的激烈竞争致使两国的战略分歧也有所增多。具体而言，规则制定权、全球热点问题处理、全球公共产品提供等是全球层面中美战略分歧的根源所在，这会深刻地影响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也使得中美战略稳定的实现更加复杂。
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开局相对良好，不过随着2017年年底美国对华战略的再定位，中美关系开始进入新一轮摩擦期。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竞争明显加剧，美国对华不断加强施压力度甚至不惜制造边缘性危机进行战略敲诈，给当前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一是贸易问题。特朗普政府推行“经济优先”原则，强调公平贸易而非自由贸易，重视贸易逆差问题。根据美方统计，2016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约为3470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47%。如此庞大的贸易逆差也使得特朗普政府将对华贸易逆差视为重中之重，致使贸易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摩擦点。从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逻辑和具体实施来看，贸易战实际上只是表象，实质是美国国内政治竞争的产物，即如何巩固和扩大特朗普的政治基础，为其中期选举甚至总统连任积累政治资本。当前，对华态度强硬在美国似乎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导致特朗普政府运用国内政治的零和思维来处理本质上是“合作共赢”的中美贸易问题，也使得该问题的解决比较困难。
二是朝核问题。特朗普执政以来，朝核问题跌宕起伏。尽管特朗普政府一改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战略忍耐”政策，采取了“极限施压”政策，不过特朗普政府却三番五次要求中美合作解决朝核问题。尽管中美两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共识，但对于解决路径等则存在很大的分歧。特别是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在此问题上应该发挥主要责任，多次要求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和施压力度，但美国自身并未在解决此问题上拿出相应的诚意，使得朝核问题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很显著。
三是台湾问题。特朗普执政以来，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做文章。2018年通过的《与台湾交往法案》(Taiwan Travel Act)规定，美国现任官员访问台湾不受限制，这将会导致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增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在实际操作层面会真正落实，但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潜在风险，使得台湾问题依然是中美战略分歧管控的焦点议题。
四是南海问题。特朗普政府对亚太安全非常重视，对南海问题的关注没有下降。特朗普执政以来，多次派遣舰机在中国南海岛礁附近展开“抵近侦察”，其频率远超奥巴马政府时期。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南海航行方面赋予军方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权，两军发生海上冲突的风险有所增加，这也意味着南海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不容忽视。
除了上述四大具体议题外，中美双方在战略方面的竞争也更加明显。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主导地位的挑战，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也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趋向强硬。一是在战略设计上对中国的针对性更为突出。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印太战略，谋求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实现地缘空间由亚太地区扩大为印太地区，美国能够更多地调动盟国和伙伴的战略支持，增强其与中国在地区战略竞争的力量。二是在中美关系的具体议题中，特朗普政府基于中美竞争的战略视角进行应对，这也使得贸易问题、朝核问题、台湾问题等具体议题的解决更为困难，其背后受战略竞争的影响非常明显。
综上所述，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竞争加剧的原因实际上与两国的战略基础松动有关，这也使得重塑稳定的中美战略关系很有必要。如何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再塑造，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已经告一段落，能否以新型国家关系来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新定位不乏争议，毕竟新型国际关系无法突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独特性。特朗普执政以来，由于原先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定位不为特朗普政府所接受，而特朗普政府的最新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战略并未很快明确，这也使得中美战略关系在一段时期处于游移状态，更多以处理问题为导向，直到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这份报告作为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美国的国家首要安全威胁定义为国家威胁，认为世界已经重回大国竞争时代，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对手”。随后不久，特朗普在2018年国情咨文中提及中国时，再次确认中国的“对手”身份，这也意味着美国对中美关系竞争性的一面更加重视。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重新定位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对华战略争论的结果。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两国实力的走向使得美国对华战略防范心理加强，加之两国竞争有所加剧，特别是在地区和全球规则与影响力方面，这促使美国对传统的接触—遏制的对华战略手段进行反思，美国国内战略界在强硬制华方面具有较大共识，软弱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国内面临着较大舆论压力。尽管目前对中美新战略关系冠以何种名称尚未确定，但中国还是要努力推动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塑造，尤其是要处理好战略稳定、战略分歧和战略利益，使中美战略关系不至于动荡，以防两国关系进一步受损。
首先，尽量维持战略稳定。由于美国对华战略总体上趋向强硬，使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一面更加突出，加之特朗普的政策风格具有很强的冒险性,边缘政策特点显著，这就使中美两国的战略稳定面临更多挑战。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贸易问题上都出现过较大的挑战，如何实现中美关系的斗而不破、维持两国的战略稳定至关重要。尽管中美战略竞争近年来有所加剧，但两国对于规避军事冲突还是有着很强的战略需求与共识。不过，除了避免军事层面的冲突外，中美两国对于战略稳定的理解与诉求存在差异，也使两国的战略稳定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基于上述情况，中国促进中美战略稳定要注意如下几点:一是在坚持维护核心利益的同时，也要与美国保持密切的沟通，避免危机的升级和失控，进而损害战略稳定。二是要加强战略清晰度，突出“红线”意识，对于可能危及中美战略稳定的重要议题，要较为清晰地画出“红线”，警醒美国不要犯机会主义错误，防止中美战略竞争失控。只有明确了“红线”，才能守住底线，努力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三是加强中美高层沟通，发挥稳定器作用。特朗普偏爱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电话外交”，注重双边交往和高层沟通。近一年多来，中美高层特别是元首之间的交往为两国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要注意到中美之间军备竞赛的可能性及其危害。中国的国防预算使美国认为中国的军力威胁日益增强，也使美国认为中美两国不乏军备竞赛的可能性，美国方面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实际上已经显示了美国要通过科技革新等举措抵消中国军力增强的意图。⑤特朗普特别注重美国军事实力的增强，推动国防预算大幅增加，⑥这使得中美之间军力的发展会备受关注，军备竞赛的可能性有所提升，其对于中美战略稳定的危害值得注意，2018年初出台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美军事关系确立在透明和互不进攻的轨道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担忧。
其次，加强战略分歧管控。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中美之间的战略分歧管控更加紧迫。由于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加，中美之间战略分歧存在不断增加的可能性。管控中美战略分歧，一是需要加强战略沟通，就双方的战略分歧展开坦率的讨论，了解彼此的战略诉求，不断加强协调，缩小战略分歧。二是加强危机管控的制度建设。目前，两国在最为敏感的军事危机预防与管控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合作制度,不过这些合作制度还远远不够，存在军事合作制度的覆盖面还相对有限、第三方引发危机预防制度不足等问题。特朗普强调即便追求美国优先，也要加强联盟关系，因美国盟国引发的危机预防应成为中美两国考量的重中之重。除此之外，在贸易、人文等领域的战略分歧也需要注重制度构建。三是对中美双方在战略目标、战略路径、战略利益、战略思维等问题上的分歧进行精细管控。由于中美实力差距的相对缩小，两国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致使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战略分歧管控难度增大，精细化管理很有必要。在战略目标上，中美之间并不必然呈现零和的权位竞争，中国的国际领导权更多是功能性的、领域性的、服务型的，对其他国家的强制性、排他性较小，中美两国的权位竞争并非是你输我赢。因此，解决关键议题中的分歧是管控中美战略分歧的重心。
再次，有效协调战略利益。因美方将中国定义为“对手”，并将大国竞争视为美国的首要威胁，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呈现出全面性、长期性的特点，如何加强两国战略利益的协调成为塑造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因素。对于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协调而言，一般可以分为大国协调和制度协调两种。由于特朗普政府偏好双边模式与互惠交易，中美之间的“双边大国协调”在两国战略利益协调中发挥首要作用。如何协调中美战略利益，一是加强对中美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利益协调，双边层面除了妥善处理双方的冲突性利益外，还要继续拓展两国共同利益的基础，增加中美之间的投资与贸易的互惠性。地区层面则要加强“中美+X”制度建设，减少中美两国的地区冲突，预防第三方危机，缓解两国的地区战略竞争。在全球层面要淡化领导权竞争意识，加强共同责任建设，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缓解全球治理困境。二是注重多种协调方式的综合运用。尽管特朗普总统更偏向双边大国协调，但中美关系毕竟有着重要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多边协调理应成为中美战略利益协调的重要手段，这在朝核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印太战略方面，多边大国协调将成为重要手段，在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方面，多边制度协调将是大势所趋。此外，多边协调还不乏缓解中美大国竞争特别是领导权竞争的作用。简言之，针对不同议题，中美双方可以灵活采用不同的协调方式，尽可能地实现两国利益的协调，防止两国用武力手段取代外交手段来解决战略利益冲突，避免中美两国滑向“修昔底德陷阱”。
当前，战略竞争加剧的态势短时期内难以缓解,双方在贸易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关键议题上的分歧对中美战略稳定的影响不言而喻，限制特朗普政府的机会主义和交易主义外交政策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已成为当务之急，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确保中美战略稳定，避免两国关系滑入“修昔底德陷阱”。总之,促进中美战略稳定符合两国利益，也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战略关系的再塑造。中美战略关系再塑造的关键还是要有较为细致的规划、较为充分的沟通，不断凝聚双方的战略共识，尽量维持战略稳定，加强战略分歧管控和有效协调战略利益。（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