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各地的政府官员正在尽力演绎电影《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中“雷诺上尉”(Captain Renault)这个角色——雷诺上尉在得知有人在赌博时，自称“非常震惊”。不过，欧洲领导人感到震惊的事情不是赌博，而是有人爆料称各国（甚至盟友）之间彼此搞间谍活动。
这种震惊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如下事实：之前有消息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搞大范围数据收集和监听，以此作为美国反恐努力一部分；与此同时又有消息（显然来自同一消息源）称，美国在窃听外国高官的手机。窃听盟国领导人的通话想必不会有任何的反恐价值。
另外，针对美国情报机构在外国收集大量通信数据对隐私产生的影响，还有一个关于“合法性”的问题要问。美国人的隐私享有美国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不受侵犯，其他国家——甚至是美国的盟国和友好国家——的人则不享有。
但这两个问题不应混为一谈。各国政府定期收集关于其他国家政府活动和想法的情报——没错，甚至收集关于友好国家或者盟国政府的情报。外交官的工作就是帮助本国政府了解派驻国正在发生什么事件以及事件的原因。驻外武官的使命是发掘关于派驻国武装力量及军事装备的情报。驻外情报人员则要在派驻国收集情报，并要收集关于派驻国的情报。
当然，外交官、武官和情报人员也在许多问题上与盟国的同行合作。就情报官员来说，这包括共享关于恐怖威胁和其他风险的情报，其中一些情报可能就是通过在派驻国的活动获得的。
他们还会花很多时间来掌握派驻国的动态：高层官员对当前关键问题的看法；该国社会内部存在哪些压力，可能影响关于这些问题的政策；对了，还有高层官员在涉及两国的谈判中可能持何种立场。
过去四年，我曾担任美国驻北约(Nato)大使。在那段日子里，我花了大量时间与我的同事交谈并倾听他们的看法，努力找出盟国在许多关键问题——从未来在阿富汗的驻军承诺，到是否支持在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上的立场和分歧。在与华盛顿的保密通信中，我们汇报了自己了解到的情报，以便美国能够制定既可推进我们的利益、又有很大几率获得盟国整体上支持的政策。并非只有我这么做，所有的大使和外交官全都在收集情报。
欧洲领导人对这一切不应感到意外。唯一的问题在于，间谍活动（无论通过何种既有手段展开）是否应成为情报收集活动的一部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是否应包括针对政府最高层官员展开间谍活动。
如果未以任何方式暗示间谍活动已在或正在我们的盟国当中展开，那么一旦这种活动曝光，人们真的应该感到意外吗？毕竟，按照《韦氏词典》(Webster""s Dictionary)的定义，间谍是“试图秘密获取关于某国的情报的人”。而且，正如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窃听事件首次曝光时所言：“我向你们保证，在欧洲国家的首都，有些人即使不是对我早餐都吃过什么感兴趣，也至少是对我与他们的领导人结束会谈后会说些什么感兴趣。”
因此，问题不在于各国政府是否应该互相收集情报，也不在于它们是否正在互相收集情报；它们的确是在互相收集情报，而且也应该这么做。它们的确是在从友好国家及非友好国家收集情报，而且也应该这么做。问题在于，窃听领导人电话是否是收集情报的最有效途径，以及掌握相关情报所带来的收益是否抵得上窃听曝光后要付出的代价。鉴于最近公众对窃听事件的愤怒，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其收益是否抵得上代价。
更普遍而言，人们应该会希望并且要求我们在决定从事此类秘密情报收集活动之前，总是进行此类成本-收益分析。显然，是否以及何时这么做是一个政治判断，这个判断不应该也不能由情报官员和情报机构作出。因此，我们的政治领导人有责任确立相关程序，以确保此类活动得到授权前总是由他们来作出这个判断。
我们能够做某些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应该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