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式民主的危机
自由民主制的话语与实践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危机。危机发生于三个层面。
（一）第一重危机
当代自由式民主的第一重危机，是在发达民主国家内部。欧美的民粹主义和政治两极化，常被视为西方民主危机的体现。但这只是危机的表层。如果一个体系具有自我纠错能力，一定的社会问题未必意味着系统性危机。西方的民主危机主要并不在于上述问题本身，而在于人们对这个政治系统的纠错能力正在丧失信心。更糟的是，信心影响预期，预期影响行为，信心的丧失本身常常构成自我实现的预期。
美国并非这一趋势的孤例，政治信任的流失广泛发生于发达民主国家。而且，即使在瑞典、荷兰、法国、东欧等经济相对平等的国家，民粹主义等“反体制”的政治势力同样崛起，说明经济不平等对于理解政治信任的流失解释力有限。
在某种意义上，自由民主制正在成为自身成功的受害者。深入人心的民主话语与持续的繁荣带来不断上升的心理期待，而不断上升的期待一旦超过政治经济进步本身的速度，就可能强化普遍的“相对剥夺感”，从而造成繁荣与幻灭同步发生的反讽景象。此外，自由滋生“批判性公民”，深化的自由培育自身的敌人——这是自由制度独特的重负。在当代，这一重负体现为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反启蒙运动，当这一运动超过自由制度本身的承载力时，自由制度就可能从内部自我瓦解。也就是说，西方内部的民主危机主要不来自于某些具体的公共政策问题，而来自于“民主承诺下的相对剥夺感”以及“自由主义的自我解构潜质”。如果说公共政策问题可能通过政策改良来缓解甚至突围——正如罗斯福时代或者约翰逊时代所发生的那样，这种“相对剥夺感”和“自由自我解构”不断强化的趋势则可能很难逆转——如果人们不能及时更新对自由民主制本身的理解的话。
（二）第二重危机
当代自由式民主的第二重危机，来自于非西方政治体制的挑战。与冷战时期不同，冷战后的东方诸国，主要不是通过军事竞争挑战西方，而更多的是通过治理绩效来提供“政治的另一种可能”。“新加坡模式”“俄罗斯模式”“中国模式”等都构成了对西式民主的挑战。中国连续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这一成就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变化，在现实中，它意味着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水平、医疗保障、贫困救助等方面的极大改善，从而也构成人道主义的成就。而这些成就，是在中国没有实行西式民主的条件下发生的。与之前亚洲四小龙在非西方体制下经济起飞的经验相连接，可以说构成一种“发展模式”意义上的挑战。
（三）第三重危机
当代自由式民主制度的第三重危机，来自于新兴民主国家。简单而言，许多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表现不如人意，很多人因此对自由式民主的“可移植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人们或许可以认为西方当下的民主危机是暂时的，将成为其自我演化的动力，也可以以长线的历史眼光来看待东西模式的竞争，从而认为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但新兴民主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却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正在展开的现实性。无论是“被民主化”之后战火纷飞的伊拉克、阿富汗，还是始终难以克服贫富悬殊的拉美地区，或是民主常常被族群冲突绑架的非洲，似乎都没有“从此以后过上了幸福生活”。
从阿拉伯地区到中东欧，从泰国到肯尼亚，从海地到阿根廷，新兴民主都面临着重大挑战。《经济学人》的一篇社论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民主悲观主义”。政治态度和观念作为一个“社会事实”，形塑着现实的走向。普遍的民主悲观主义不仅反映对现实的不满，也加剧现实的问题，因为持续加深的悲观主义常常降低人们的政治参与程度，削弱政治规则意识，滋生“反体制”倾向，成为政治激进主义乃至暴力的土壤。它还可能带来对威权政治强人的期待，为威权主义卷土重来开辟道路。事实上，新兴民主国家出现的大量威权回潮现象——无论是俄罗斯、匈牙利、土耳其、委内瑞拉或是埃及，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民主感到幻灭之后重新寄望于政治强人的复杂心态。
自由式民主的韧性
当代自由式民主所面临的三重危机，似乎“诅咒”了民主的未来。然而，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一方面，人们似乎对民主的现实表现越来越灰心失望；另一方面，人们对民主——无论是作为一种价值还是作为一种制度的忠诚却又十分坚韧。或许有人会说，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认同民主价值，但是他们所理解的民主未必是西式“程序民主”，而更可能是体现治理绩效的“绩效民主”——他们可能只是用“民主”一词来指代“民生表现”而已。但这并非事实。在世界观念调查2010—2014 年的问卷中，尽管一些国家和地区民众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和“绩效性理解”都高度认可，但“程序性理解”的比例仍然高于“绩效性理解”。
这一发现与 Norris 更早期的研究结论相互印证。通过整理世界观念调查2005—2007 年的结果，她把对民主的理解分为“程序性理解”和“工具性理解”。同样，她发现，无论是经历过长期、短期或有限民主体制的国家，民众总体而言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要超过工具性理解。
或许还有人会说，泛泛地询问人们对民主的态度，未必能够探测到他们对民主原则的真实态度，浸透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观念原则更能反映其真实想法。政治文化学者Welzel 发现，对于支撑民主的出现与运行而言，由“自主性、选择、平等和表达”四个维度组合起来的“观念集合”具有民主驱动器的意义。世界上所有的地区普遍发生了“解放价值”的上升，区别只在于起点的不同和上升距离的不同。换言之，不管这个意义上的民主观念绝对水平如何，在21 世纪初，它的历史相对水位确实空前高涨。
离开观念的层面，就自由式民主的制度而言，它在当代也表现出相当的韧性。这种韧性表现在民主政体数量的扩展、民主政体可持续性的增强以及民主崩溃后的“民主反弹力”等几个方面。
（一）表现一
首先，过去40多年民主政体在数量上的扩展可以用“大跃进”来形容。1974年地球上的代议民主国家数量是 40 个左右，2010 年，这个数字变成 115 个，也就是全球 3/5 左右的国家。鉴于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不同形式的威权政体中，当代政治这一海啸式的变化可以说构成一个政治史上的奇迹，也构成了当下一切严肃政治思考的前提。
即使是以民主化进程相对落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民主转型也成为该地区缓慢但清晰的潮流。研究显示，具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越来越成为该地区的常态。该地区对民主制度的认同，可以从近年民主程序被破坏时该地区民众的反应看出。人们或许不清楚民主到底应该是什么，但显然已经深知专制的意涵并对其深感厌倦。
（二）表现二
其次，当代民主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可持续性。之所以说“不同寻常”，是因为历史上发生在第三世界的民主转型往往是还没站稳脚跟旋即被倾覆，但第三波民主化以来，新兴民主国家开始出现“民主沉淀”现象。固然，“阿拉伯之春”迅速倒退为“阿拉伯之冬”，但总体而言，在所有新兴民主国家或地区，阿拉伯地带的表现更像是一个特例而非常态。与历史比较，过去40 年左右的新兴民主政体表现得相当有韧性。
在这一点上，拉美地区是典型案例。第三波民主化之前，拉美地区的民主体制极其脆弱——由于频繁的政变，各国政体反复在民主和威权之间震荡。但 1970 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的民主却开始出 现“扎根”迹象。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同样如此。虽然有泰国这样的“困难户”，但无论是东亚的韩国或中国台湾地区，或是东南亚的印尼或者菲律宾，1980 年代后期开始民主转型后，尽管危机不断，民主的“成色”也颇受质疑，但迄今尚未出现过民主崩溃。
（三）表现三
当代民主政体韧性的第三个表现，恰恰发生在某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崩溃之后。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新兴民主国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经历了民主崩溃。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新兴民主政体崩溃之后很快重新民主化，回归民主政体形态——这种“跌倒了立刻爬起来”的“民主反弹力”，同样可以间接说明新兴民主政体的韧性。
民主崩溃后不断反弹回归，并且回归的速度越来越快，显示出民主制度合法性的上升。对很多国家来说，相较于其他选项，民主政体已成为一种“默认设置”。当年福山以“历史的终结”来形容冷战后世界政治走向时，遭受很多批评。但如果不把“历史的终结”理解为“制度竞争”的终结，而理解为“合法性话语竞争”的终结，这一说法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管今天的人们对于民主的表现如何失望，作为一种合法性话语，它已经逐渐失去了同样强大的竞争对手，产生了一种漩涡状的向心力。
走向民主现实主义
以上论述显示，各国民众似乎处于一个巨大的心理分裂当中。一方面，当代民主政体危机四伏，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主政府的表现灰心失望；另一方面，当代民主制度又似乎韧性增强，人们对民主观念的信奉有增无减。这种信念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政治学家Norris 所说的“民主赤字”——当人们对民主的期望超过民主的表现，就出现了“民主赤字”。
“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未必是坏事。它可能成为改进现实的动力，迫使政治家不断进行“政策创新”，最小化公共服务成本的同时最大化公共服务的产出。但另一方面，如果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它就不再是改革的动力，而可能成为革命的动力。这种动荡的温和表现形式是各种街头抗议，而激烈的表现形式则是民主的崩溃。于是，出于对民主观念的信奉，人们不断推动政体走向民主化；同时，又出于对民主表现的失望，不断推翻新生的民主政体。如果“民主赤字”进一步扩大，这可能成为更多国家甚至包括发达国家的政治常态。
笔者将这种不断推动民主转型又不断陷入民主倒退或崩溃的政治状态命名为“乌克兰困境”。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乌克兰过去30 年左右的政治状态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困境。
那么，是否可能避免“民主赤字”的进一步扩大化，避免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乌克兰困境”？理论上而言，一个可能的出口是放弃自由式民主制本身。既然自由式民主滋生预期和现实之间不断加深的矛盾，那么何不推动放弃这一制度？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民主观念与实践深入人心的程度。如前所述，世界观念调查的数据显示，几乎所有国家——哪怕那些观念上也同时“拥抱强人”的国家，都有八九成左右的人口表示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对他们“比较重要”或者“很重要”，并且这一看法相当程度上展示的是对民主的“程序性”而非“工具性”理解。这是启蒙运动展开300 多年的结果，其中伴随着无数血雨腥风的斗争——从法国大革命到黑人民权运动，从美国制宪会议到埃及街头运动，都是这场斗争的轨迹。要抹去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事实，恐怕需要另外数百年的血雨腥风。这一观点在当下不切实际的程度，几乎相当于把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塞回母亲的子宫里去。当我们谈论“政治现实主义”时，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事实”。
既然在可见的未来普遍推翻自由式民主政体并不现实，缓解“民主赤字”的方式只有两个，一是改变民主的表现，二是调整对民主的预期。毫无疑问，民主表现的改善空间巨大，尤其是在新兴民主国家。改善治理绩效是缓解“民主赤字”的最根本机制。更重要的是，如何改善民主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民主——合理的理解带来合理的政策，不切实际的理解带来有害的政策。因此，有必要关注缓解“民主赤字”的第二个方向：调整对民主的预期。笔者将这种调整称为“从民主浪漫主义走向民主现实主义”。这种调整并非指向对民主本身的否定，而是指向对民主更现实的理解，更确切地说，民主现实主义试图在一个更有限但也更坚固的基础上建构对民主的理解。
什么是“民主现实主义”？根本上而言，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民主的承诺。对民主过于浪漫的理解带来持续的幻灭感，而对次优的幻灭常常是通向更糟而不是最优的入口。正如很多人对民主存在浪漫化想象，同样有很多人对威权主义也存在浪漫化想象。巨大的治理绩效方差内置于威权主义的逻辑，而威权主义并不内在地提供自我纠错的机制。
笔者认为，一种更节制的民主话语是拯救当今民主危机的一个根本基点——它减少民主的承诺，但是提高承诺的可信性。具体而言，民主现实主义包含五个层面的认识。其一涉及如何认识民主化的历史过程。民主现实主义——通过对早发民主国家历史的观察——接受民主转型进程的曲折与艰巨，而不是预设一种“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的转型图景。其二涉及如何理解民主的边界。与民主浪漫主义的“无边权利观”相对应，民主现实主义认为应当区分“权利”与“利益”，在“有限政治”的理念下限制民主的利益承诺。其三涉及如何认识民主之“主”。民主现实主义认为“政治权利的平等”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影响力的平等”，一定程度的精英主义在代议民主制中不但是必然的，而且可能是必要的。其四涉及如何看待“公众的智慧”。与“庸众暴民”的本质主义的公众观不同，民主现实主义接受一种演进式的公众理性观，而这种演进理性以政治自由与多元为前提。其五涉及民主稳固的社会条件论。与民主浪漫主义的“唯意志论”不同，民主现实主义认为民主的稳固需要一定的条件——尽管哪些条件组合对于支撑民主运行具有关键作用，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历史阶段的答案可能不同，但是，或许存在“偶然的民主化”，却不存在“偶然的民主稳固”。
总结与结论
当代自由式民主面临着一个根本的悖论：一方面，由于不断上升的权利预期或民主绩效的不足，许多民主国家的公众对民主政府产生了严重的信心危机；另一方面，无论是从观念还是从制度而言，民主又表现出相当的韧性。公众这种一边热切地拥抱民主、一边又不断对其产生幻灭的状态，笔者称其为“乌克兰困境”。“乌克兰困境”构成当代自由式民主的一个根本困境。如果这一困境继续深化和蔓延，那么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民主的未来将会呈现为持续的动荡，其政体将在民主和威权政体之间反复摇摆——处于威权状态时，民众将因对民主观念的认同而不断推动民主化；处于民主政体时，民众又将因对民主的幻灭而不断推翻其民选政府。
如何摆脱这一困境？笔者认为答案不在于回归威权主义，因为面对300 年来启蒙运动所构筑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事实，面对内置于威权政体的方差极大的绩效表现，威权主义无论是道义还是实践上都难以对上述困境提供一个可持续的答案。答案也不仅仅在于提高各民主国家的治理绩效，即使民主国家的治理绩效保持改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导致的“相对剥夺感”仍然可能持续推动政治信心的流失。
笔者认为，上述困境的一个重要出路是校正对民主的理解，即从民主浪漫主义走向民主现实主义，也就是以一种节制性的民主话语取代一种不断膨胀的民主话语。只有把民主从一个不断扩大和加速的“承诺漩涡”中解放出来，它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裂缝才可能缩小。或者说，更有限的民主才能构成更可信的民主。
总之，只有把民主理解为一种艰巨的、缓慢的、参差的、演进的和有条件的政治体系，而不是魔术师袖子里可以无限拉扯的“彩绸”，它才是可信的和可持续的，否则其成功只能孕育失败，并且越大的成功通向越大的失败。归根结底，民主之有限性在于政治之有限性，良好政治只是为个体追求卓越之路提供规则而已，政治结束之处，千千万万个体之努力刚刚开始。
（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