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全球经济活动组织模式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加速，从研发、制造直至最终消费等价值链不同环节的数字化水平都显著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功能模块化和碎片化趋势日益突出 。发达国家利用其在新一代技术领域的优势不断强化其垄断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被进一步锁定在中低端的“制造”环节，陷入“功能分工陷阱”的风险随着数字化转型推进加快愈加凸显。
中国能否成功跨越全球价值链的“功能分工陷阱“，克服被功能锁定的风险，推动经济向价值链更高端转型发展，仍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和新挑战，亟须深化产业、创新、区域、投资、规划等方面的改革。
数字化转型新趋势：技术策源国垄断加强，区域分工碎片化加剧
（一）发达国家技术垄断优势进一步强化，发展中国家赶超难度大
与上一轮技术革命相比，以信息网络为主导的新一代技术本质上属于分层技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算法等应用技术都是基于底层技术而实现的。这就为拥有底层技术的策源国创造了更大的垄断性技术空间。
美国、日本、德国等高收入国家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在2000年以后均出现快速增长。2018年，高收入国家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达3883.9亿美元，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达1287.5亿美元，二者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97.5%和32.3%。同期，中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平均比2000年增加约10倍。中国由于技术相对落后，知识产权使用费的支付随着经济规模的增长而大幅提高。2018年为357.8亿美元，是2000年的27.9倍。2000—2018年，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支付与接收的差距扩大了25倍之多 ，在整个价值链中的增值空间由于技术领先国家的垄断而被进一步压缩。
更需要重视的是，新一代技术不仅迭代更新周期更短，而且具有强大的网络特性，一旦更新，尤其是底层技术的升级，就意味着上一代技术和相关的应用技术都可能被替代而退出市场，不会像传统技术进入成熟周期后可以向其他国家梯度转移 。对于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已很难再像传统工业化时期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技术进行适应性改进和创新来实现本国的技术升级和追赶，即使是技术模仿也面临着更多的限制，被进一步锁定在中低技术功能分工的风险愈来愈大。
（二）区域间功能分工碎片化加剧，价值链的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的竞争呈现新格局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数字化直接表现为不同功能的模块化和标准化 ，这就为分布于不同地理空间的功能实现互联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价值链的主导者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细化整个价值链的功能分工，借以实现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分工组合。2019年，跨国公司在全球绿地投资项目（Greenfield，指全新投资项目）共有15558个，相比 2018 年总体数量保持稳定，但地域分布更加分散化，向中东、非洲和欧美等国家迁移的趋势更加明显。2015—2019年，西班牙、德国、英国和美国项目数量增幅相对较大，越南、斯里兰卡、波兰、南非、阿联酋等国家也有不同幅度的增加，而中国、印度、菲律宾等国家项目数量有所减少。
全球价值链分工在空间上的分散化，导致企业间横向竞争加剧，且沿着供应链向上下游传导，价值链垂直分工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被加剧，增值收益进一步流向价值链中具有垄断地位的主导企业。例如，谷歌公司利润的 61%来自国外，88%的税收流向美国。
此外，“经济增值”分配机制发生改变，领先企业垄断优势进一步加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最具变革性的影响之一是“服务”的数字化，即使得传统上不可贸易或者具有地域属性的“服务”转变成几乎不受地理区位限制的可贸易产品。2018 年，全球商业服务出口约为 5.9 万亿美元，相当于 2000 年的 3.6 倍，其中 ICT （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口占比约为 10.5%，比 2000 年翻了一番；数字化可交付的服务出口约为 2.9 万亿美元，比 2015 年翻了一番。全球价值链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对处在不同分工环节的国家和企业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现阶段，需要重点关注如下两个层面：
一是电子商务、数字化平台等新的商业模式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和全球领先企业的先发优势，有助于其获取更大规模的垄断利润。
2018 年，高收入国家商业服务出口占全球的比重约为 80%，其中 80%—90%是有关知识产权、金融等相关的服务。在全球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平台企业总市值中，美国所占比重为72%；谷歌占有全球搜索引擎市场的份额超过90%；亚马逊占有全球线上零售市场的份额约为 37% 。
领先企业不仅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了行业内的纵向垄断，而且通过网络或者底层技术的先发优势进行跨行业的垄断。如：谷歌公司已建立起以安卓系统为基础的无人驾驶汽车平台，并联合沃尔沃和奥迪等汽车制造企业构建无人驾驶汽车的全产业链。这种基于信息网络技术形成的规模集聚几乎没有规模不经济的临界点，处在价值链中低端环节的企业很难与其竞争，向更高端转型升级的难度远远超过上一轮工业化阶段。
二是基于数字技术的价值链中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改变。领先企业利用自身网络垄断的数据资源进行更精准的定价，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市场需求与生产地的优化匹配，事实上控制了全球价值链的定价权。处在价值链中低端生产制造环节的企业将同时受到来自上下游的挤压效应——上游企业的技术、品牌制约和下游线上交易驱动的价格竞争，增值空间不断被压缩。这也是当前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与GDP 增长不同步，部分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南非等）制造业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且出现“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对建议：聚焦重点，构筑专业化竞争优势
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不仅改变了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区位选择，而且改变了经济活动“增值”的来源和分配机制，在更大程度上强化了技术策源国和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中国顺利跨越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过程中的“功能分工陷阱”，关键在于技术能力的提升和经济增长路径的创新。
（一）聚焦技术深度较高的战略性产业，加强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的融合，构筑更专业化的竞争优势
经过上一轮工业化，中国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但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多元化，往往导致多个行业都集中在中低技术领域，形成大量的沉没资本。从创新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出现了更多细分领域的垄断，如美国垄断了全球近一半的半导体市场，日本垄断了全球 90%的光刻胶市场。这些 “垄断”形成的背后实际上是大规模的创新投入，美国 2018 年半导体行业的研发投入为 390 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其他所有国家在半导体行业研发投入之和的两倍之多。在此竞争格局下，过于强调“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很难适应当今技术创新的资本需求。这会导致创新资源分散、整体利用效率下降，即使形成了较多种类的新产品或新工艺，可能也只是一些缺乏技术深度或核心竞争力的创新，而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也很难为国家创造真正的国际竞争优势，还可能延缓 “落后”技术的退出，对国家实现前沿技术追赶的作用较为有限。
中国应及时调整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的方向，聚焦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技术深度较高、产业链相对较长的战略性产业，整合集中优势资源构建更加专业化的技术优势。减少一般性的产业政策，以“功能升级”为导向推动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的一体化融合，优先推出有关基础研究的产业创新政策，布局类似美国“曼哈顿工程”的项目，推动关键技术和战略性产业的功能升级实现根本性突破。
（二）加大需求侧政策支持力度，以技术深度更高的中间产品为重点推动全产业链的功能升级
高技术产品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是中国跨越全球价值链“功能分工陷阱”所面临的另一个瓶颈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密集型的新产品由于前期较高的研发成本而导致更高的市场价格，再加上全球领先企业的市场垄断，使市场需求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新产品的使用往往需要配套支持性产品的更新，新一代技术迭代周期又相对较短，综合使用成本相对较高，也会影响有效市场需求的释放。有效需求不足是企业陷入低价—低技术恶性循环的关键原因。因此，除了实施减税、财政补贴等政策之外，还需要实施更积极的需求侧政策。从国际经验来看，需求政策也是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用以支持新技术、新产品普遍使用的政策工具。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在公立学校启动电子教材计划，将苹果电脑和相关软件产品纳入公立学校的采购目录，并将其定义为“教育支出”，由此创造的苹果计算机和 ipad 的需求为苹果公司初期的市场拓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
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同时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和相对完备生产体系的优势，更有条件实施需求侧的相关政策。通过税收减免、税前抵扣、技术标准等政策工具，为技术集成度较高的新产品，尤其是那些具有较高技术深度的中间产品创造更大的市场需求，带动国家整个生产体系和产业链整体向更高端升级，形成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政务、医疗、教育、交通、能源、环保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加大政府采购和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率先应用新技术产品，有效引导市场预期。
（三）以重点城市群为主体优化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
在跨越价值链“功能分工陷阱”的过程中，还需要加强国内在产业分工和创新等领域的协同，避免国内低水平的竞争和重复性的低效投入。
可结合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布局，依托重点城市群，在武汉、成都、南京、西安、沈阳、兰州等大学相对聚集、产业基础和公共服务配套条件较好的优势地区，聚焦基础科学和国家战略性产业功能升级的核心技术需求，在国家层面布局更加专业化的协同创新园区。
充分借鉴自贸试验区的政策，给予更大的政策倾斜力度，鼓励全球领先企业和研发机构设立区域性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大数据中心等功能性机构，以此带动国内相关机构和企业深度融入更高层级的全球价值链网络。
针对不同创新园区的专业特色试点建立“学科（人才）特区”，加大对国际创新创业项目引进力度，增强中国基础研究和颠覆性技术开发领域高端人才的聚集能力，构建更有利于中国“功能升级” 的产业发展生态。
（四）全面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引导劳动力向技术密集型或创新型产业流动
中国就业人口中高及以上教育水平的比重已接近 40%，每年高等学校毕业生数超过 700 万人。但从目前的就业结构来看，中高技能水平的就业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2020年，中国中等技能水平的技术型就业比例约为6.0%，比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低9个百分点（同期相比，德国为 23.0%，美国为 14.2%，英国为12.7%）。
从事高技能水平的专业技术就业比例的差距更为显著。2020 年中国为 7.7%，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 20%，相差大约 12 个百分点（同期美国为 22.8%，英国为 25.5%，德国为18.4%）。这表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相对较慢，就业市场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技能错配，大量劳动力仍集中在低技能水平的中低技术行业，再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叠加，势必会加剧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力的短缺。从长期来看，不利于中国产业发展突破全球价值链的“功能分工陷阱”。
因此，应平衡好短期“稳就业”和中长期经济更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目标，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的总体水平，缓解价值链功能升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短期结构性失业增多的问题。
面向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需求，优化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体系，扩大国家“强基计划”的试点范围，在东北、西部等制造业基础好、高校又相对较多的地区实施 “新工科”人才培养的战略项目。
通过所得税减免、扩大增值税中对技术人才和高端技能人才工资的抵扣范围，激励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扩大员工规模，引导更多劳动力向中高技术行业流动，为中国实现价值链的功能升级提供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