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俞老师，早就听说您回北大后主要做“天国的学问”，重点关注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还专门成立了专注于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很多人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我所知，在国内政治哲学并不是显学，很多人甚至还不清楚政治哲学是什么。您能谈谈政治哲学究竟是什么吗？
俞可平：其实，我研究生是在厦门大学哲学系就读的，专业就是政治哲学。从现实政治研究转向政治哲学研究，也算是一种学术的回归吧。政治哲学可能是最早的交叉学科之一，它既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政治哲学主要研究政治价值和政治实质。政治哲学属于政治理论的范畴，它是关于根本性政治问题和政治发展规律的理论，是其他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
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政治价值和普遍性的政治原理。政治价值和政治原理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是极不相同的，因此政治哲学的具体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也各不相同。但诸如国家、政府、权力这些重大现实问题和诸如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人权这些重大价值问题，通常是政治哲学所共同关心的主题。
政治哲学不属于经验研究和应用理论，而是一种规范理论。它也关注现实政治的根本问题，但它主要不是关于现实政治的应用性知识，而是关于现实政治生活的一般准则以及未来政治生活的导向性知识，即主要关注政治价值，关注为社会政治生活建立规范和评估标准。换言之，它主要回答政治“应当怎样”的问题。例如，什么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什么是理想的政治生活，什么是善治，政府机器应当如何运转， 什么样的政治家才是优秀的政治家，等等。
但是，以为政治哲学与经验事实材料毫不相干则是错误的，因为任何正确的抽象都离不开一定的经验依据，要真正弄清楚“应当怎样”，就首先必须弄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因此，政治哲学在研究政治价值的同时，也关注政治事实。不过，它所关注的不是一般的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而是带有根本性意义的政治事实。例如，国家的性质是什么，政治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什么是民主政治，等等。
问：古希腊有很多思想家被称为政治哲学家，伟大哲人亚里士多德的名著《政治学》就创造性地提出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式。政治哲学是政治学的一部分吗？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又是什么关系？
俞可平：政治学（politics）泛指关于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规律的一般知识，它是人类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学问之一。人类自从有了国家，有了政治生活，也就有了相应的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想。历史上政治学一直与法学、哲学、伦理学、文学等交织在一起，并且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传统的政治学其实也包含了政治哲学，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既是伟大的政治学家，也是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是政治思想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系指近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立学科，它着重于借助科学的方法，以经验事实材料为基础探究政治发展规律，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独特的概念体系。政治科学主要关注的是政治事实，着重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政治哲学不属于经验理论的范畴，甚至也不属于狭隘的科学主义者所说的政治科学的范畴。
政治哲学为整个政治学研究奠定哲学基础和指导思想。政治学是一门实用性极强的科学，它与政治现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政治学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价值观，并且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研究中体现某种价值偏向；任何政治学研究总是在一定的政治哲学指导下进行的，并且总是反映着特定的政治哲学。
问：相较直接指向或服务政治实践的其他分支学科如政治制度、行政管理等而言，政治哲学作为基础理论学科对人类的政治进步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什么意义？
俞可平：很多人讨厌政治，其实人类至今仍然离不开政治生活。只要有政治生活，就需要政治思维和政治哲学。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本人是许多学科的奠基人，例如生物学、物理学、气象学、逻辑学、修辞学、伦理学、教育学和政治学等。如果让他说哪门学科最为重要，他一定选择政治学。因为他自己在《尼可马洛伦理学》中明确说，政治学关系到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在所有学科中政治学是主要学科（master science）。当代西方有一位很重要的政治学家伯纳特•克里克（Bernard Crick），他是牛津通识读本《民主》的作者。他在上个世纪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名著，叫做《为政治辩护》，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只要社会的资源满足不了人类的欲望，那么，政治学而不是经济学便是主导学科。
作为政治学理论基础的政治哲学，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对人类的政治进步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
其一，阐述人类的理想价值，指明人类进步的方向和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和谐等既是人类的基本政治价值，也是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政治哲学为这些政治价值制造必需的合法性，告诉人类为什么必须坚持这些政治价值。其二，为人类的政治判断提供基本的评价标准，使人类的政治发展遵循理性的和进步的轨道。例如，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其三，政治哲学给人们以政治的启蒙，告诉人们人类没有救世主，每个人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自由是人类的本性，正义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律令，等等。政治思想家通过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通过对现实的分析和批判，宣示自己的主张，引导社会的舆论，使人们能够在重大的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
问：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不少代表人物断言，随着科学主义的兴起，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政治哲学即将死亡。但事实证明，政治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迄今为止仍然方兴未艾，政治哲学的使命远没有终结。请问政治哲学有什么功用？此外，在政治生活中，政治意识形态以潜在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思维、政治判断力和政治行为。那么，政治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俞可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发生了一场“后行为主义政治学革命”，重新强调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的作用，政治哲学得以再度复兴。这是因为，无论对于人类的政治生活，还是对于政治统治来说，政治哲学都是不可或缺的。
从政治统治的角度看，政治哲学的主要功用是为统治阶级制造合法性或正当性。这里所说的合法性是指政治学的合法性，而非法学的合法性，即政治权威或秩序被自觉认可和接受的状态。因而，政治哲学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与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有着最密切的关系。自从人类社会出现政治现象之后，它就逐渐产生了，并且一直受到统治阶级及其理论家的高度重视。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几乎都涉及政治哲学问题，绝大多数思想家本身就是杰出的政治哲学家或政治思想家。
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工作，这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不曾想到的。马克思恩格斯虽然重视意识形态，但在他们眼中意识形态其实是一个贬义词。因为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政治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灌输给公民的，它要求公民无条件信仰；而政治哲学则是政治理论家对某些根本性政治问题的理论论证和阐述，它试图通过说理的方式使公民信奉一定的政治价值。由于政治哲学的最终目的是为政治生活提供指导方向和价值标准，它始终为社会的统治阶级所重视，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和核心。可以说，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必然以一定的政治哲学为基础，而任何政治哲学也必然反映着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
问：在一般人眼中，西方历史上一直重视政治哲学，而且有明确的分期，如古典时期的城邦国家思想、中世纪的神学政治思想、文艺复兴的理性思想、近代以后的自由民主思想等。相比之下，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似乎不受重视，既没有成熟的形态，也没有明显的阶段性。这是为什么？
俞可平：并非完全像你所说的那样，中国传统社会也有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而且每个时代的政治哲学也同样有其时代特征。例如先秦的政治哲学思想极为丰富多样，诸如小国寡民、大同世界、王道霸道、民贵君轻等等，都是重要的政治哲学观点。秦以后中国推行漫长的专制主义统治，人们的政治思想受到极大的禁锢，相对而言政治哲学不像西方那么繁荣发达，不过同样也有与专制政治相适应的各种政治哲学思想。在我看来，我们对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的研究还相当薄弱，需要大力加强。
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地全面接触与融入，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不断发展。请问，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现状如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哲学研究相比，有什么特点？如何推进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
俞可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哲学一度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所取代。1952年在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被当作“伪科学”取消。随着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取消，独立的政治哲学也随之消失。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要求下，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学得以恢复。随着政治学的恢复，政治哲学也逐渐得到重视，许多大学的哲学系和政治学系均开设有政治哲学课程，并且培养政治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近年来，政治哲学开始受到更多的重视，研究成果的质量明显提高，与国际政治哲学界的交流也日益增多。
与发达国家的政治哲学研究相比，目前国内政治哲学有几个不容忽视的特点。一是高度碎片化，分散于哲学、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三个学科，三个学科的政治哲学研究者之间很少交流，更缺乏整合。其二是高度意识形态化，一些人仍然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直接等同于政治哲学，人为地设置很多的研究和教学禁区，严重模糊了政治与学术的界线。其三，作为上述两点的必然结果，对现实的重大政治问题，缺少政治哲学的深入思考，例如关于自由、平等、公正、民主、人权、治理等人类重大政治价值，缺乏我们中国学者独立而系统的思考，在国际政治哲学界缺乏中国学者的话语权，不能在政治思想上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推进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与发展，首先需要正确看待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不能把两者完全等同。政治哲学确实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基础。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尤其不能把对政治哲学的研究也当作是意识形态工作或政治思想工作。对政治哲学的研究首先需要遵循学术的规律，要有自由宽容的学术环境。
其次，要加大对人类普遍性政治发展规律和共同政治价值的理论研究。每个国家必然有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特色，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样不应有疑问的是，人类社会有共同的政治发展规律和普遍的政治价值。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特色与普遍规律两者不可偏颇。现在我们过于强调中国特色，而忽视了普遍规律和普遍价值的研究，甚至把许多人类共同的价值当作了西方的价值。
最后，政治哲学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整合，从而克服目前严重的碎片化倾向。在中国学界，应当搭建更多的政治哲学学术交流平台，例如创办政治哲学的刊物、开设政治哲学的课程、举办政治哲学的各种研讨会，等等，努力建构起一个政治哲学的学术共同体。
问：有学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包括一些有共性的课题，比如有关民主体制的产生、巩固和质量等。但更多的研究议题是对现实的直接探讨，基本是问题导向或事件驱动的。请问政治哲学的现实意义或实践意义是什么？它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政治改革、国际角色等的具体影响和作用是什么？
俞可平：政治哲学尽管研究人类社会的根本性政治问题和普遍的政治规律，看起来是“天国的学问”，但与“尘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当下的中国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它至少有以下这样一些重要价值。
第一，有助于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强调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当然很重要，大家已经有共识，但这只有法律意义的合法性。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政治互信而言，政治的合法性其实更重要，从根本上说法律的合法性要服从于政治的合法性，这也是当法律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大众民意时，必须及时修改的根本原因。政治合法性的来源随着时代而变化，过去是血缘、暴力和神化，在现代政治条件下，民主、绩效和善治等日益成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中央领导一直强调，“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其实已经意识到传统的执政合法性正在面临挑战，“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政治合法性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的需要了。我们需要对执政合法性进行新的论证，这就需要加强政治哲学的研究。
第二，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人心。确立12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近年来我们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最重要工作。这方面中央的宣传力度很大，到处都可以看到关于这24个字的标语口号。然而，在许多地方和部门，对核心价值观的态度似乎也仅仅停留在宣传口号上，远未真正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六个是政治价值：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然而，有多少领导和学者真的把它们当回事？又有多少关于民主、自由、平等的独创性研究？在不少人眼中，甚至民主、自由、平等都快成为敏感词了，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样子？前些天我为牛津通识读本《民主》的中译本写了个序言，叫作“为民主辩护”，还有人对我说：你怎么还在为民主辩护？这说明，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正、和谐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远没有真正深入人心，没有使人觉得离开它们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更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论证这些核心价值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联系，恰恰就是政治哲学的重大任务。
第三，提升中国智库或思想库的水平和影响力。近些年来，我们十分强调智库的建设和作用，中央专门发过一个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智库的文件，各个高校和机关纷纷建立各类智库，据说仅“一带一路”的智库就不下200个。但目前中国的智库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最主要的是缺乏思想性、独立性和前瞻性。许多领导和学者狭隘地把智库当作是单纯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其实智库的实质是“思想库”，首先得有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或政治思维，这就离不开政治哲学。现行的智库缺乏思想性，这当然与管理体制有关，但也与许多专家学者从未受过系统的政治哲学训练直接相关。真要使智库具有思想性，就要加强政治哲学的教学与研究。
第四，有助于掌握政治话语主动权。“软实力”的概念近些年在国内受到热捧，其实所谓软实力就是我们以前常说的文化影响力、理论感召力或学术影响力之类的东西。下个月我们将邀请“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发明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来北大做访问，就“软实力”与“巧实力”（smart power）做一个对话与演讲。毫无疑问，话语权是软实力的重要部分。这些年中央特别强调要掌控话语权， 为此花大笔经费来打造话语权，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在我看来并未达到预想目标。很多人以为提出几个“中国特色”的概念或术语，就是掌握了话语权，这完全是误区。话语权的基础仍然是原创性的理论和思想，没有说服力的理论与思想做基础，所谓的话语权也只是自说自话，不会有真正的影响。要有原创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就离不开政治哲学的研究。
问：刚才您提到了政治哲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您能对此更进一步阐释一下吗？
俞可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梦的基本内容。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进步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既要强调复兴，也要强调进步。因为我们不仅要恢复中华民族昔日的辉煌，还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与时俱进，产生符合时代要求的伟大思想。任何伟大的民族，其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更要拥有伟大的思想和理论。我们说德国、法国、英国都是伟大的国家，首先并不是因为它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更是因为这些人口还不及我们党员人数的民族拥有众多影响整个人类的伟大思想家。我们中国共产党至今的指导思想仍是马克思主义，其创始人也是德国人。所以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进步，不仅要实现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同样要有伟大的思想和杰出的思想家。没有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的繁荣，就难以产生伟大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就难以产生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伟大思想家。
在现实的语境中，人们一般对“理论家”、“思想家”、“学问家”不加区分，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严格地说，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学问家指的是那些术有专攻、业有所长、学识渊博的学者专家。他们本着独立研究的精神，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有些研究甚至远离现实生活。但他们的学识是人类知识长河中的涓涓流水，其影响超越时空而绵延不断。理论家和思想家则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思想和观点往往直接针对现实问题。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理论家的作用更多在于解释和辩护现实，思想家的作用更多在于分析现实和谋划未来。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和学说，但理论家更看重现实价值，思想家则更强调历史意义。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是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但理论家的影响力通常取决于特定的政治需求，思想家的影响力则取决于整个时代的需要。
思想具有穿透时空的影响力。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思想至今仍然放射着闪亮的光芒，启迪着人类的智慧。像孔子、老子、孙子的思想不仅对现在的中国人还深有影响，而且在西方世界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康德、洛克、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不仅在西方世界深有影响，对东方国家同样也影响深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进步，不仅要有伟大的学问家和理论家，还要有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进政治哲学的研究，直接关系到中华文明的复兴。
本文原载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政治哲学何为——俞可平教授访谈录》。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