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型，这在2018年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转型的背景是三种大变化的叠加，具有战略属性：一是国际秩序的大变化，二是美国的大变化，三是中国的大变化。
观察中美关系的转型，既要抓住特朗普也要超越特朗普，需要具备历史的视角。先往回看10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即美国的债务负担、产业空心化和中国的产能过剩等问题，至今仍冲击着中美关系。再往回看30年，冷战终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到现在“反全球化”趋势的形成，导致民粹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大国竞争”回归的同时也进一步趋向激化。还要回望1979年中美建交后40年来的发展变化，中美需要寻求同为世界性大国的相处之道。
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在四个方面得到体现。
首先是定位变了，美方把中国视为“首要战略挑战”，且严重程度超过了俄罗斯，认为美中矛盾无法调和。或者说，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首要、全面、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美国对华政策似在进入“后接触”时代。
其次是目标变了。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战略中带有按照美国意图改造中国的目的，这是“接触”的内涵之一。特朗普上台后，认定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现如今已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要搞“压制性回缩”，即：一方面把美国在世界上四处伸张的力量布局“缩”回来，另一方面这种回缩具有压制性，尤其是针对重点目标。现在，美国对华战略的目标向“规锁”中国的方向转变，意在限制乃至打断中国崛起的势头。
第三是态势变了。在这方面有两个趋势非常明显。一是反守为攻，制造动荡。美国人觉得近几年中国太强势，必须推回、反制。二要搞美国式的“举国体制”，即实施所谓“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对华战略，全方位调动资源对华展开“全方位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我们不想同美国竞争，也可能被拉入竞争。
第四是打法变了。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奥巴马时期，主要是通过调整国际规则等方式“软硬兼施”，到了特朗普时期出现“极限施压”的意味。特朗普还有一个打法是从“退群”到“建群”，美国不是搞“孤立主义”，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过是寻求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手段。部分强硬派人士希望利用美国在冷战期间积累的“阵营对抗”经验，建立一个围堵中国的“统一阵线”。
应该看到，美国战略界已下定决心开展对华“全方位竞争”，其要义无非是“强化自身竞争优势，聚力打击对手弱点”，关键在于如何使竞争策略“可操作化”。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9日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详细罗列了美国对中国的指责，虽然没有阐述美国下一步要干什么，但不能排除美方已经有了“政策处方”。实际上，美国国内正在全力制定“全政府”对华战略，国会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在2019年上半年拿出具体文件。
初步看，这种“全方位竞争”有四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总体性”。现在对华强硬有非常明确的府会共识和两党共识，下一步会不会形成朝野共识，“全政府”会不会变为“全社会”？彭斯的讲话有意在整个美国社会进行对华强硬的总动员。二是“跨域性”。不同领域的竞争实际上是相互缠绕的，比如“贸易战”背后有技术竞争因素，而且与美国对自身国防工业基础受到中国“损害”的担忧密切相关。三是“联动性”。美国在推行竞争策略时，非常注重和它的盟友、伙伴加强协调，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四方围绕“印太战略”的联动就是一例。目前，美国已经抬高了中国对美投资的门槛，德国、法国等也在紧随其后，制定相应的政策。四是“冒险性”。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实力超群，所以适当地制造动荡、冲突和不确定性，有助于扩大美国手中的主动权。此外，这几年美国在南海的行为也体现了这种“冒险性”，特朗普赋予军方更多的自主性，让它们敢于使用军事手段，摆出一副不惧冲突的架势。
中国怎么办？还是要冷静沉着、善于周旋，不和美国陷入“意气之争”。我们要看到美国色厉内荏的一面。美国现在自己也很难受，想搞“反华”联盟也不容易。要跳出中美关系想办法，重视从“多边”谋局，增强中国自身的能动性，从调整互动模式入手防范中美关系脱轨。此外，还要看到美国对华强硬势力并非铁板一块。这类势力大致由三派组成。第一是“里根主义派”，冷战思维浓重，要与中国争“权势”、争“强弱”。第二是“民粹主义派”，班农等人是领军者，他们认为中美之争是文明冲突，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第三派是“温和强硬派”，包括很多商界精英，主要是争“利益”，不忍放弃巨大的中国市场，内心很纠结。这三派之间的关系其实十分复杂和微妙。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战略界正在出现“代际变化”。见证中国崛起的一代人正在政策圈崛起，与老一代相比，他们没有见证中国从封闭和孤立走向改革开放、逐步融入国际体系的历程，对华态度较为强硬。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挑战”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议程中的首要议题，一些过去专攻对俄关系或从事国际制裁工作的研究人员也开始参与美国战略界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这些人难免会把更多的对抗性思维带到对华政策当中来。也要注意到，卢比奥等国会议员不断推动形成对华强硬的“政治正确”。我们今后在处理对美关系、开展对美工作时，必须对美国战略界的这种“生态变化”心中有数，因为这种变化必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