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企业家还是比较焦虑的。”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姚洋在接受《中国企业家》的专访时提及。
2018年尤其是下半年以来，“活下去”成为不少企业的真实写照，融资难问题较为突出，很多企业和企业家表现焦虑。进入2019年，经济下行面临压力，他们也面临着更多来自内外环境的挑战。
中欧的一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GDP增速自2007年开始便逐步放缓，年增速在10年时间内从14.2%下降到6.9%，过去三四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慢的时期之一。姚洋指出，2018年尤其是下半年发生经济下行的原因在于降杠杆降得过猛，且没有形成一个协调机制。与此同时，外部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也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影响。
姚洋认为，目前最紧要解决的是资金短缺、融资难的问题，政府要改变思路，先解决融资难的问题，融资贵的问题自然而然就会得到解决；其次是资管新政要往回收一收。
坊间流传，2019年经济可能是过去十年中最差的一年，但会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姚洋认为这个说法并没有站在更高的历史维度来看。他指出，就中国经济整体而言，2019年会比2018年好一些，但也要注意一些突发风险。
2019年的经济走势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一季度政府的资金强刺激能否起到作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能不能理顺，让血液从心脏喷出来之后能不能达到毛细血管。二是要注意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时他指出，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尤其是华尔街的影响很大，中美双方在2019年3月可能会达成一个协议。加上恰逢美国大选，下半年选战真正开始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拿中国来说事，贸易战可能会硝烟再起。在这两大因素里，前者我们能控制，后者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
企业“活下去”的焦虑：资金紧缺、
经营成本高
《中国企业家》：据你和企业家的接触及观察，最近这个群体的生存焦虑情况是否有所缓解？
姚洋：我观察到的，很多企业家还是比较焦虑的。一方面，资金比较紧缺，虽然央行已经采取了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货币的传导机制出了问题，因为资管新政的实施，资金无法到达实体经济；另一方面，现在企业的经营成本上升，特别是社保层面。社保由国税局直接按照统一的税率来直接征收，就是在工资总额的上面再增加50%，很多企业的负担陡增。这样现在企业招一个人的成本非常高，10万块钱的工资，还得再加5万块钱的税，这对那些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企业来说尤其是个负担。
我觉得比较好的办法是分层次，比如可以给大家三档或五档的选择。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经营状况来选择最高档或最低档，员工也可以自由选择，这就会成为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博弈。
《中国企业家》：这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一旦执行，它的长期、稳定执行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机制保障？
姚洋：我觉得，之所以难以执行，是因为庸政懒政。没有人愿意去碰这个事，明明都知道现在的情况会增加企业负担，都在说要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去改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没人去做。其实社保比税收还厉害，给企业减免所得税，利润本来就那么一点，几乎没什么用处。而社保是算入企业的成本，在拿利润之前就已经扣除了。所以，减免所得税是没有打到要害上。
《中国企业家》：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新一轮的减税降费也将会有一些动作，包括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小微企业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不用再缴纳增值税。你觉得这些具体举措依然无法解决根儿上的问题？
姚洋：这是给企业一个额定的税收，增值税是在增值的上面缴10%甚至16%，然后再减免一些。但它并没有解决社保的问题，社保是在计算增值之前的那部分，计入企业的成本，直接是在工资总额上再加50%，这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太大。企业面临那么重的税，这也就是它们焦虑的一个原因。
降杠杆过猛是导致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
《中国企业家》：2019年伊始，央行新一轮降准，这对于减轻企业贷款和融资成本及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历史上的四轮降息周期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降息和降准一起出现，货币政策全面转向宽松。你认为，此次降准之后会降息吗？
姚洋：从2018年5月开始，央行就开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实体经济一直缺少资金，并没有达到效果。央行的货币政策不能再宽松了，宽松之后，货币都堆积在金融部门，金融部门自己跟自己玩。现在房地产又开始放开，资金有可能会涌到房地产领域，最后又可能出现泡沫。央行已经做得足够多，问题在于这些钱怎么从银行流向实体经济。
《中国企业家》：怎么让钱通过各个毛细血管流向实体经济，政府在这里面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姚洋：资管新政将资金最后的源头卡死了，很多钱集中在央行这个“心脏”里，“心脏”拼命往外供血，但“毛细血管”又被堵住了，导致实体经济没有得到资金。银行有的是钱，但银行的钱贷不出去，这是造成2018年经济下行最重要的原因。现在的情形是“毛细血管”全堵着，如果银行这个“心脏”还拼命使劲喷血，血往哪里流？这完全要靠疏通。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资管新政不往回收一点，“毛细血管”就会一直不通。
《中国企业家》：过去两年，影响中国经济和资产价格表现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去杠杆。更多的声音认为，受益于过去两年去杠杆，我国有望步入稳杠杆阶段，你觉得2019年依然会延续稳杠杆节奏吗？
姚洋：现在是宽松的货币环境，但这种宽松环境并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原因在于一是银行利率没有市场化，二是影子银行又不让做了。以前是利率没有市场化，但可以通过影子银行把这个资金给流出去，现在做不成了，这就是所谓的“稳杠杆”，它没有达到杠杆的目的。
金融体系如何助力企业发展
《中国企业家》：自2008年到201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三轮债务周期。这十年来，无论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还是居民部门举债，这些和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之间存在什么规律性的联系？我们应如何理性认识？
姚洋：经济扩张的时候，债务规模扩大，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经济、中国的金融体系是由银行主导的。所以，经济一旦开足马力高速运转，银行贷款就会增加。
和美国不同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是能够看到货币扩张的，而美国的融资不以市场融资为主，主要是发股权、发债，直接发企业债及股市里的融资，所以无法看到货币的扩张。
我们也要看债务率这个指标，经济扩张时，债务率是下降的，也就是说，GDP比债务跑得快。看各个企业的这个债务除以它的总资产，在经济高速运转的时候，这个比例是下降的；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债务扩张速度下降，但债务除以总资产这个债务率是上升的，因为还款的速度下来了。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周期呈现出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中国企业家》：现在中国要解决这个债务问题，如果说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有哪些是可以吸纳的？
姚洋：美国的整个金融市场非常厚，而且主要是以这个市场直接融资为主。如果说未来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体系，那就应该多发展企业债融资，这样不会多创造货币，没有杠杆，债务就不会跑得太快，而且这种直接融资也比较灵活。不过很难说直接去借鉴国外的这个金融体系，毕竟中美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从中国的金融结构出发，去做改变，让它能够真正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
《中国企业家》：你之前提及金融体系改革是小微企业发展的关键。目前这种情况下，金融体系怎么助力企业的发展？
姚洋：我觉得问题在于，怎么让金融真正支持不仅仅是小微企业的发展，中等企业也都面临这样的问题。现在影子银行基本上被清空，大家只能从银行获得贷款，而银行的利率是受管制的，银行没有贷款的动力。如果一个信贷员去给企业贷款，比如一次性贷款5000万元，甚至1个亿，这花费的时间和贷500万花的时间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导致他并没有动力去做中小企业的贷款业务，所以应该允许提高利率。我问过一些信贷员，如果中小企业的利率不是8%、9%，而是定在16%到18%，他们坦承愿意做。
姚洋：对，贷款利率高了，自然就规避了风险。企业有坏账也不怕，也能弥补坏账。正因为中小企业坏账率高，大家才不愿意贷款。把利率提上去，等于是从这些还款的人身上来弥补那些不还款人的损失，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影子银行还是要发展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也是要发展的。
《中国企业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2018年12月提出一个观点，影子银行只要依法规范经营，就可以成为金融市场的必要补充。
姚洋：现在银行已经不让做了，以前很多银行的基金被倒腾到PE手里去做股权投资，这存在很大风险。但像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过渡？按照现在的政策，只有那些资管公司可以做这个业务，但资管公司要去开展业务还是有难度，现在要求一个项目就是一个产品，不允许打包，风险不能组合，这样一来风险就会稍大一些。
总体而言，资管新政的方向是对的，但要往回收一收。再者，有很多银行的资管公司才刚成立不久，他们是从原来的资管部门剥离出来成立的一个独立子公司。这些资管公司最终要真正把业务开展起来，其实需要一些时间。
《中国企业家》：从企业内部管理来看，中国企业的现代公司治理体制方面有哪些突破？
姚洋：我觉得公司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民营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都在不断改善。目前的问题不出在公司治理层面，如果说公司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企业的风险意识不太足，缺乏防控管控风险的机制。当经济高涨发展时，企业都是跟风，经济一下行，开始出现紧缩，没有及时意识到危机。
就2018年而言，其实有些企业意识到了，从2018年年初就开始往回收缩，就没有损失。所以企业要加强风险意识，时刻管控风险，要有人专门研究宏观经济形势，尤其是稍微大一点的企业。
中美谈判的拉锯
《中国企业家》：美国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提出了一个“对等原则”。这种开放，双方的拉锯过程中会持续多久？
姚洋：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市场开放度比美国要低很多，从这方面来说，肯定是中国让得多；但另一方面，美国人是极其不讲理的，比如对我们的技术封锁越来越严厉，还抱怨我们说“强制技术转让”，但其实我们并没有强制技术转让，这是个自愿合约。其实美国一些做法才是强制，比如禁止总部位于美国的华为子公司将其在硅谷实验室开发出来的技术出口到中国大陆。尽管那是华为自己的公司，这是不讲理的强制，是一种强盗逻辑。
贸易战是比较复杂的，既有需要我们“让”的地方，这个“让”也不是纯粹的让出去，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也有需要我们据理力争的地方。从中方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谈判难题。
《中国企业家》：你觉得2019年中国的经济稳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是消费、投资还是出口？
姚洋：我觉得主要是投资。就是要看一季度地方政府的财政刺激能不能起作用，中央给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加起来有2.5万亿元，这2.5万亿元最后是不是能起作用，而且能不能对冲贸易战的风险。
《中国企业家》：对于企业而言，应该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以及如何去调整企业的战略？
姚洋：我觉得，2019年企业在控制风险层面还是要谨慎，不要盲目去扩张。加上明年又是美国的选举年，我估计明年的贸易战恐怕会和去年一样猛烈，甚至更猛烈一些。对于两党的选战而言，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投资要谨慎，保持不断观察。
《中国企业家》：以全球化视野来看中国现在的整个经济环境，你觉得它所处的这个阶段，有没有一些必然性和特殊性？
姚洋：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总体而言是有必然性的，因为我们已经过了工业化的最高峰，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出现下降，这也是一个规律。其实，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这样，日本1973年以前的20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2%，1973年到1993年，就下降到3.5%。1993年以后，下降到零以下。经济增长的减速并不是很平缓的，它都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哪怕掉到4%，都是很正常的，而且掉下来之后还有周期，有的时候还更低，甚至可能到达百分之一二，某一年甚至回到7%，也是有可能的，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我们总在说搞创新，搞创新是对的，但不要期待创新就能够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从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的创新非常多，也形成了日本经济的高光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创新都来自日本，但是日本的经济增长平均只有3.5%。日本的这个资本积累其实是把它的增长速度拉下来了，因为有一个边际报酬递减的过程。
创新要解决两件事，一是提高增长率，二是要弥补资本边际报酬下降的那一部分，因此经济增长率是不太可能很高的。来看中国的经济，我认为我们的预期要往下调，我们不能还拿着过去的那个每年增长7%的预期，企业也是不能预期有一个迅猛的增长。
《中国企业家》：如果说从整个经济发展形势来看，从过去十年发展到现在，之后我们的整体预期是要低很多？
姚洋：其实看一下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这十年，中国的成长已经是无与伦比了。我查了一下数据，2008年的时候，世界500强企业名单里中国企业占了大概30多家，2018年我们占了120家，美国是126家，我们仅仅比美国少了6家，日本现在是30来家。但就是这样，我们依然觉得还不够。
我们老觉得中国走得太慢了，但和全世界一比较，走得太快了。我估计5年到10年，最快5年、最迟10年，在世界500强上，我们就会超过美国。我认为预期要下调，我们的企业家说，“2019年经济可能是过去十年中最差的一年，但会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这个说法要小心。
《中国企业家》：还是要放在一个更高的历史维度以及横向对比来看？
姚洋：对，比如一些企业的体量，已经做到前面几乎没人，进入无人地带了。对于企业家来说，言论会影响到整个企业家群体。我们应该告诉企业家群体，中国已经做得非常好，每个企业其实已经做得很好，我们就应该接受这种慢增长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企业还能增长个4%、5%，就已经非常好了。
《中国企业家》：那现在整体的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其实应该聚焦于内的。
姚洋：对，练内功啊！聚焦企业内部管理。如果说世界500强里的企业想要超过2000亿，就要把企业的管理做好。企业和企业家要调整预期，不能再像过去20年那样，期待一年增长10%或15%，甚至20%，这是不可持续的。这就是现状，我们的企业要把预期调下来。未来这20年，才是中国要在这个技术方面出产品的时候。我的判断是，中国的高光时代还没到来或者说才刚刚开始，未来30年，我们要出很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出很多像华为这样伟大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