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坦承我国经济稳中有变、变中有忧，面临下行压力。国家统计局2019年1月21日发布数据显示，我国2018年GDP增长率为6.6%，创28年以来的新低。
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和国家统计局陆续公布经济数据以来，各方对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是比较一致的。大家普遍认为，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是也都认为，我国经济目前并没有大幅偏离潜在增长水平，经济形势并未恶化。当前的分歧更多集中在机理分析层面，即本次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应该采取何种对策。谈到原因当然是众说纷纭，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税负、社保和环保等因素导致的企业负担过重，或更广泛地称作营商环境恶化；第二是中美贸易摩擦为主的外部因素；第三是主要由金融去杠杆引发的货币和信用紧缩。这些因素都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要厘清主次、辨明性质。
根据财政部数据，我国2018年四个季度税收分别增长17.3%、14.4%、12.7%和8.3%，呈明显的递减趋势。这和政府减税降费措施的实施进度相一致。201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规模超万亿元的减税降费，此后各项措施陆续出台。其中，有三项减税当年5月份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为10月份实施。由于政策从宣布到实施再到起效存在时滞，使得各方感受出现落差，甚至出现了“越减越多”、企业税负更重了的说法。2016年开始逐步加大力度的环保督察，2018年以来推进的社保追缴，也都客观造成了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企业营商环境不佳、税费负担过重是我国经济的痼疾，并非近期才出现的新弊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降成本即针对这一痼疾。2019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总体得分73.64，提高8.64分；总体排名第46，比去年上升32位。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看，2018年管理费用有明显下降。这些数据都说明，我国的营商环境是逐步改善的，企业负担也有所下降。目前情形只能说降成本效果不彰，仍未让企业在经济下滑的艰困时刻有感。因此，企业经营困难的呼声更多是果而不是因，与其说是企业负担过重导致了本轮经济下滑，不如说是在经济下滑情况下企业负担过重的痼疾愈发明显，而减税降费措施尚不足以完全抵消经济下行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是2018年一个重要国际经济事件，经过互相加征关税的短兵相接后，目前进入谈判阶段。除了影响中美经济以外，贸易摩擦对全球价值链造成了广泛影响，也给全球经济蒙上阴影。不过，目前已经付诸实施的关税措施还未对中美宏观经济造成实质性影响，冲击更多还停留在心理层面，间或外溢到金融市场。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日前宣告，全球自由贸易面临着自1947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发出警告说，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使世界成为一个“更贫穷、更危险的地方”。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发布最新的《全球风险报告》，“大国之间的经济摩擦”及“多边贸易规则和协定遭到破坏”备受关注，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这类风险将会增加。因此，中美贸易摩擦最终可能带来的真正恶果，就是破坏国际社会的合作氛围，刺激民族主义情绪，扭曲全球分工体系，破坏全球价值链，甚至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和经济动荡。如果未来中美不能达成协议，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的话，后果殊难预料。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却不能说是贸易摩擦。
如果把经济比作人体，那么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可以描述如下。企业负担重和营商环境差说明体质不好，中美贸易摩擦是外感风寒，尚未全面发作，导致近期症状的主因是正在进行的大手术——金融去杠杆。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理论界和决策层的最大共识是，应该从宏观经济层面给予金融稳定足够的重视。我国决策层一贯重视金融风险问题，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和借鉴。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迅速出台了强力的经济刺激计划，我国金融业也开始了新一轮膨胀。到2016年，新成长出来的影子银行体系，其规模已经与传统金融业务相近，表现为企业杠杆率高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大，以及其他各种金融乱象。从2013年提出“三期叠加”论断，到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到2017年的金融去杠杆，决策层的思路逐渐清晰，各种措施也陆续出台。所谓金融去杠杆，其实质就是规范和治理影子银行体系，压缩金融业规模，从而达到防控金融风险的目的。
我国实体部门的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从近期数据看，其杠杆率的上升态势已经得到遏制，说明去杠杆取得成效，付出的成本则是实体经济遭受一定的冲击。在金融去杠杆过程中，地方融资平台首当其冲，这反映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下降，2018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只有3.8%。房地产是另一个受到较大影响的产业，2017年以来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速明显低于经济增速，房地产投资也处在低位。从上市公司数据看，金融去杠杆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财务状况也有影响，客观上确实造成了信用紧缩。总的来说，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下降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来源，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率先给出警讯。2017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大攻坚战，防控金融风险首当其冲。目前来看，各方似乎对攻坚战的涵义理解不深、准备不足。
从2018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去杠杆的基本方略不会改变。不过，在具体操作中会注意节奏和灵活性，会尽量避免和其他冲击叠加，形成共振，过度放大对经济的负面冲击。另一方面，会议也指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特别提到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解决好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9年伊始，财政部和央行动作频频，开始贯彻会议精神。这时候就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些宽松政策会和去杠杆互相矛盾，就好像一边踩刹车，一边踩油门。
在近期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和实践中，这是一个重要争论。金融去杠杆属于所谓宏观审慎政策，这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新创举，只有短短几年的经验。有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使用方向相反，可能会造成相互龃龉的紧张关系。但是，也有经济学家指出，二者的目标和机制有着根本的不同。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就业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影响，通常对金融稳定影响较小；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稳定有很强的系统性影响，通常对通胀和就业影响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将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目标赋予货币政策，将金融稳定的目标赋予宏观审慎政策。二者处在不同维度，通常或多或少是正交的，可以避免出现矛盾。回到我们前面的例子，如果去杠杆是做手术的话，那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作为输液、止血和麻醉的手段。在去杠杆措施伤及实体经济的时候，适时出台宽松政策来缓解其实也并无不妥。要避免将这类政策理解为“放水”或者是政策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