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11月2日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新作《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王缉思教授在研讨会上说：“这么多年，我做的功课都在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方面，但越往下做研究越发觉得国际关系最重要的研究基础还是国内政治，世界范围内的国内政治。”他认为，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世界各国的政治目标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各国的政治目标有其共同的终极追求。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是世界政治的永恒主题、基本价值和终极目标。
当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问到如何看待各国为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而引发的冲突和战争时，王缉思教授说：“今天世界因为战争或冲突死亡的人较一二百年前已经下降许多，这和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关系密切。以前战争是一种必要的手段，需要借此争取资源，但今天战争手段已经无法达到这种目的。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战争的威胁，战争不再是争钱、争利、争领土，而更多是情绪的原因造成，人的感情突破了理性。”
当下，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似乎正面临巨大的变革，去全球化的逆风，反多边主义的声浪，大国竞争的加剧，人类世界是否有退回到20世纪上半叶民族国家彼此对抗乃至互相杀戮的“丛林”状态的可能？王缉思教授上面的话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他在新作中对各国政治共同的终极追求的探讨，或许能为我们思考处在十字路口的人类命运的前途提供有益的启示。本书是王缉思教授从事国际政治研究40年来的思想沉淀，澎湃新闻“国关读书会”获授权刊发本书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考察世界历史上的帝国兴衰、朝代更替、宗教冲突、殖民扩张、阶级革命、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民主改革、经济发展等现象时，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确实存在不同的政治主题。在不同的政治主题下，可以看到跨越时空的许多政治目标，比如财富、利益、权力、和平、安全、稳定、秩序、团结、合作、和谐、信仰、自由、民主、法治、统一、公正、平等、尊严等。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述为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包含了若干跨越时空、国家、民族、文化的政治目标，为全世界所公认。
个人生活和工作中同时存在多个目标，我们需要给这些目标排出个主次，还要区分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前文提到的那么多政治目标，有的存在部分交叉因素，有的在一些社会和一些人中受到推崇，而在另一些社会和另一些人中不受重视甚至遭到排斥。我提出“终极目标”的概念，就是要试图找出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社会和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都接受的长远目标。
终极政治目标问题，大约等同于中国政治学者任剑涛所论述的“政治价值诸神之争”。他认为：“任何一个人都是在各种斗争着的终极价值之间决断自己信从的终极价值的。”任剑涛还认为：“站在各种不同价值立场的政治论说‘诸神’，主张的就是不同甚至对立的终极价值及其相关制度。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革命、宪政、秩序等基本政治价值，在不同的政治论说‘诸神’那里，得到大不相同的阐释。对于一个试图了解政治生活并进入其中的普通人来讲，这些主张的对峙性令人触目惊心，一时之间不知何去何从。”
本书区别于任剑涛所论述的“诸神之争”，试图在诸多政治目标或政治价值中挑选出若干终极目标或终极价值，以区别于过渡性或功能性的目标和价值。在这里以教育事业为参照，我们来看一下过渡性政治目标和终极政治目标的区别。教育的过渡性目标或功能性目标，是教人读书写字、遵守公共道德，讲授科学文化知识等。很多教育工作者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或终极目标，是把自然人、感性人提升为社会人、理性人，努力使受教育者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有些人则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不会把讲授语文、数学、物理等课程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在政治生活中，团结、稳定、秩序、革命、改革等目标很重要，但是我认为，它们要服务于一些更具有根本性的目标。
识别哪些政治目标是终极目标（或终极价值），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正是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同时也是很有意义而又很容易引起争论的政治实践问题。在此我先引用研究政治哲学的英国学者戴维·米勒在《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一书中的几段话，然后再做出自己的解释。
假设我们去问一个政治家他有哪些目标，他所属的政治团体想要实现哪些目的或价值。如果他身处当代西方社会，那么他也许会提出一个料想中的清单：法律和秩序保障、个人自由、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以及另外一两个目标。一个政治哲学家对此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他首先会把关注焦点放在这些目标本身上，探究哪些才是真正终极的目标。比如经济增长，它究竟是一个价值上自足的良善目标，抑或其好处仅在于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或者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健康快乐呢？我们能否假设更多的增长总是好的，抑或增长到达某一点后就不再对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有所助益了呢？对于充分就业也可以提出相似的问题。我们重视充分就业，是因为我们相信人们从事有酬劳的工作具有实质性价值，还是因为人们没有工作就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呢？但如果后者是正确的，那为什么不让人人都有一份收入而不管他们是否工作，再把工作变成那些爱好工作的人的一项自愿活动呢？
我们的政治哲学家还会问，政治家所列出的不同目标是怎样相互联系起来的。政治家很少承认自己可能必须牺牲一个目标以便实现另一个目标，但事实上他们也许会这样做。以法律和秩序保障与个人自由为例，我们能否通过限制个人自由让街区更加安全——比如给警察以更大的权力去逮捕那些他们怀疑将要从事犯罪活动的人？如果这样的话，何种价值具有更高的优先权？当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精确地说明个人自由的含义。它仅意味着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还是指只要不伤害他人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呢？这对我们所提的问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提出这些问题和暗示某些答案时，政治哲学家没有（或者不需要）借助于任何深奥的知识形式。他们鼓励读者对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进行反思，弄清在终极分析中自己最关心的价值是哪些。沿着这条道路，他们也许会添加一些新的知识信息。例如，在对经济增长的价值进行深入思考时，也有必要看看物质生活水平迥异的人们在生理指标（譬如健康情况和死亡率）和心理指标（譬如对生活的满意度）上情况如何。因此，政治哲学家需要很好地掌握社会和政治科学知识。
我认为这几段话里最值得注意的有三层意思：第一，政治家会提出诸如秩序、个人自由、经济增长、就业等目标，他们也许不愿意承认这些目标之间可能相互矛盾，需要牺牲一个去实现另一个；第二，政治哲学家需要去探究哪些是真正终极的目标，这些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第三，如何判定终极政治目标跟个人价值观有关，这没有现成的固定答案。
在《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这本书里，米勒显然对于把经济增长作为“终极目标”的观念很不以为然，认为个人自由、权利、平等也同样重要。无独有偶，以色列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也辛辣地讽刺了当代各国领导人把经济增长视为宗教般的“最高价值”的观念。赫拉利说：“资本主义深信‘增长’这一最高价值，可以说其第一条训诫就是：投入利润，促进增长。资本主义绝不会在某个时刻忽然说：‘好啦，增长已经够了，我们轻松点吧。’”赫拉利主张，为了保护地球生态和人类文明，需要适当放慢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脚步。
根据我对若干政治学著作的理解，以及对现实世界政治的观察，我暂且设定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是世界政治的五大终极目标，并在本书第三章至第七章中一一做出求证。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这五大政治目标，是各国政府、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普遍追求的，在世界各国的宪法和官方文件中都不难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