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从上任伊始就明确表达了其对金融监管的态度。他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在每增加一项新监管措施的同时至少要有两项旧监管措施进入撤销程序。但欧洲方面却未表现出如斯的放松管制热情。
特朗普于2018年5月签署实施的《经济增长，监管放松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实际上只强调了标题三项中的第二项。根据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监管原则，监管机构必须考虑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促进美国在国际金融论坛中的利益。财政部受命撰写四份报告，涵盖银行、资本市场、资产管理和保险、非银行机构和金融科技等领域，以展示如何通过各种放松监管的举措来实现这些原则。所有四份报告现在都已印发。
有一段时间，这种政治活动似乎只是说说而已，几乎没有对影响大型银行的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早期的重点是减轻规模较小的银行的一些报告和资本监管负担——可以说，这些规定并不适合它们。
但现在有迹象表明，该倡议正在积聚势头。主要监管机构引入了新的领导层，这些领导人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美联储（fed）、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其他机构，都在竞相展示他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展示他们对放松监管的承诺。那些密切关注这些监管机构活动的人士表示近期引入的新法规数量处于40年来的最低水平，而企业的合规成本则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度出现下降。
同时有迹象显示大企业也开始像小企业那样受益。由财政部主持的首要机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已决定把所有从前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并因此需要补充资本的大型保险公司移出“系统重要性”名录。
在某些方面，这并不奇怪。自金融体系爆发并摧毁全球经济以来已经过去十多年了。痛苦的记忆开始消退，监管钟摆开始回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监管周期的工作论文回顾了从1720年南海泡沫到次贷危机的一系列过往事件，并展示了这些繁荣与萧条是如何“被政治监管刺激所放大的。”各类信贷补贴与较轻的监管推动了繁荣，而在事件爆发后则会实施一系列旨在迅速关闭并用螺栓封死大门的监管措施，可那时只能算是亡羊补牢之策，因为羊早就跑没影了。
那些或许是反应过度的危机后法规往往无法存续；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值得存续。比如1720年的《泡沫法案》就继续存在了一百多年，限制了股份公司的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因此，从危机后的监管中抽身而退或许是意料之中的。但这项工作必须极为谨慎，即使是最激进的投资银行家也不会主张回归到2007年的低资本和低流动性管理体制。
然而，在这个周期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危机对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影响都极为类似（也都各自存在一些特质），但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监管钟摆并未以同样的方式回摆。
在英国，各家银行也是今年才实施新的围栏规则，强制将其投资银行活动与零售和商业活动分开，而此时在美国这种类似且限制程度远远较低的沃尔克法则（Volcker Rule，旨在禁止银行业自营交易，将自营交易与商业银行业务分离）正在被淡化。伦敦正在为银行和保险公司引入新的高级管理人员制度，加强对担任董事者的资质要求。在欧元区，银行业联盟同样仍处于重新实施监管阶段，无论是在中央机构还是在国家之间。本月早些时候，法国当局还在经济大幅放缓（如果还不算陷入衰退）的时候施加了新的反周期缓冲措施——资本附加费。
在欧洲，显然根本没有什么对金融部门放松管制的政治意愿。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对银行家和他们的左翼对手一样充满敌意。特朗普的议程在该领域根本找不到任何追随者。
市场已注意到了这种跨大西洋的监管周期差异。大多数欧洲银行的交易价格远低于其账面价值，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到50%，而美国银行的估值已经恢复。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和欧洲经济体的相对增长率及其不同的利率曲线，但对未来监管要求的预期也是其中一部分。
然而，这种监管周期的失调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因为美国和欧洲的零售和商业银行并不存在非常直接的竞争。在所有主要市场都有业务的全球性银行，就像喇叭裤一样过时了。但在投资银行业存在着正面竞争，过去10年，美国银行在欧洲的市场份额不断上升。
也许各方已经暗中进行了不同的社会选择。欧洲各国政府似乎认定并不值得去承载那些庞大且充满风险和波动的金融企业和市场，而美国政府仍将金融业视为纽约的比较优势。哪一方做的选择更加明智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