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所见的事实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对公共外交几乎毫无兴趣。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共外交是美国政府及其政策缔造者，与其他国家公众直接沟通并用来展现美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渠道和工具之一，而在当前的信息时代，公共外交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美国民调和英国波特兰软实力30强指数显示，自特朗普任期开始以来，美国的软实力就一直在呈现下降趋势。虽然，推特外交的确可以帮助美国总统设定全球议程，展开备忘，但如果它对其他人没有吸引力，那么就不会产生真正的软实力。
特朗普的辩护者回应声称，软实力及他者的想法是无关紧要的；只有拥有了军事和经济手段的硬实力，才是至关重要的。2017年3月，时任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的米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后为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宣布了一项美国“硬实力预算”，将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资金削减了近30%。
幸运的是，当时美国军方的领导人对此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早在马尔瓦尼发表声明的一个月之前，时任美国防长的詹姆斯 · 马蒂斯(James Mattis)就警告国会，"如果其不为美国国务院提供充足的资金，那么军方最终将要加大军武的购买力度。" 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经指出的那样，国际秩序不仅仅取决于硬实力的制衡，更取决于对合法性的正确认识，而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软实力的把握。
信息革命总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在见证了15-16世纪古腾堡印刷术给欧洲带来的巨大影响后。人们可以将当前的信息革命，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摩尔定律”的出现，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就翻上一番。
这直接带来了计算能力的显著提升，且到本世纪初，其花费成本仅为20世纪70年代初的0.1% 。在1993年，全世界大约只有50个网站；到2000年，却超过了500万个。今天，超过40亿人在上网；到202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增长到50亿-60亿人，而“物联网”将连接数百亿部设备终端。脸书的用户数量已经超过了中美人口数的总和。
在这样的形势下，吸引力和说服力变得越来越重要。毋庸置疑，公共外交通过广播和电视进行运作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技术的进步使处理和传送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其结果是信息的爆炸，这产生了一个“充足性悖论”：信息的充足却导致了注意力的缺失。
当人们面对大量的信息时，很难知道自己应该去关注些什么。社交媒体算法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声誉变得比过去更加重要，政治和社会层面的竞合，以意识形态认同上的密切关系为基础，以信誉的建立和破坏为中心。社交媒体可以让来自“伙伴群”和“朋友圈”的虚假信息看起来更为可信——正如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关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报告所显示的那样，俄方已具备，将对美社交媒体顺利武器化的能力。
声誉在世界政治中一直很重要，但信誉却相对声誉成为了一种更为重要的权力资源。用于宣传的讯息，或许不会遭到非议，但如果它的存在破坏了一个行为体的声誉甚至信誉——从而削弱了行为体的软实力——那么后果将另当别论。要知道，最有效的宣传不是宣传本身。而是行为体间有效的双边对话。
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大国，有时很难理解和领悟这一点。例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阿布格莱宾监狱的(Abu Ghraibin)待囚方式与美国的价值观严重不符，使得人们对美国的感知，产生了一种虚伪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无法通过播报穆斯林在美国生活的有多好来扭转的。今天，被证明是虚假的美国总统“推文”再一次削弱了美国的国家信誉，并削弱了其软实力。公共外交的有效性是由行为体的思变与否(如采访或民调所反映的客观情况)来衡量的，而不是仅仅靠花费金钱或放送信息的数量。
美国的内外政策，如果表现为虚伪、傲慢和漠视他人的观点，或仅仅从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念出发考虑问题，那么就会直接或间接削弱其软实力。例如，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的世界吸引力急剧下降。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有许多人反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而美国当时在全球地位下降的事实，直接反映了这一政策的不受欢迎程度。
持怀疑论者认为，美国的衰败仅仅是周期性的，软实力并不重要；各国开展合作，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但这一论点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合作是一个程度化的议题，这个程度将受到吸引力或排斥力的影响。
幸运的是，在世界政治研究中，一个国家行为体的软实力，不仅取决于其官方政策，还取决于其公民社会的对外吸引力。反越战的群体常常会高唱起美国民权运动的颂歌"We Shall Overcome"。鉴于过去的经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国或许能在后特朗普时代恢复其软实力，而这期间，加大对公共外交的投入无疑将产生助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