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春玉书记、尊敬的宗武会长，各位老师、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和荣幸受邀参加本次论坛！有两方面的原因让我推掉其他活动要来参加这次论坛:一是我个人和东北财经大学的渊源，从5、6年前夏春玉书记任东财校长就开始了，他给予了我很大帮助，我也多次到东财参加会议，现在他担当了更大的重任，做了书记，春玉书记是圈内大家公认的教育家，包括现任的吕炜校长，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东北财经大学近些年来在经济学教育的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二是我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自成立以来的长久渊源。我认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是一个经受了历史考验的学会，刚才蔡宗武会长也已经谈到了，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30多年里，自1985年成立以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宗旨自始至终就是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我是首批参加中国留美经济学年会的人，学会是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成立的。
为什么我们当时的海外学经济学的留学生要建立这么一个学会呢？就是我们广大留学生都希望中国重新崛起，强大起来。我学习、研究经济学，从我1980年读研究生算起，到现在已经39年了，36年前到美国留学，也就是说我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已经将近40年了。回忆我本人刚到美国去的个人感受与心路历程，这种感受令我终身难忘，并且我也相信这种感受也是令在座早期的各位老会长们感同身受的，用4个字来描述就是：“震撼”“痛苦”。我震撼的是美国怎么会如此富有，痛苦的是自己的祖国怎会如此贫穷？这对我内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关注和研究起了中国的改革发展和经济学教育改革。我们大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起成立和加入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共同成长的。
我注意到，今天到场的有许多离任的会长，早期老会长有第4届的孙涤、第5届的张欣、第6届是我。大家较熟悉，但今天没有到场的还有第2届的会长是钱颖一、第7届是易纲（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第8届是海闻，后面还有许多，如徐滇庆、文贯中、李稻葵，这里不一一提及了。我们留美经济学会有它的独特作用：第一个，我们在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都生活过，了解两国的国情，知道中国和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差距，可以更好地建立学术交流沟通的桥梁，特别是在早期。第二个，大家都有着非常扎实的现代经济学训练。要把一件事情办成功，离不开我近些年归纳总结的“三维六性”的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无论是做管理还是搞改革都适用，就是只有通过“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这三个维度，才能保证够研究成果具有“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针对性、前瞻性、思想性”的这六性。那么，正是我们留美经济学会的对共同信念、科学方法的坚守以及对于祖国早日强大的深刻认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至始至终的使命，就是为中国改革开放献计献策，促进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交流，促进国外经济学者参与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促进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学会在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当时中央决定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次年，我们学会就开了首次在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年会，主题就是关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我记得当时参会的有马凯、周小川、易纲、张五常、邹至庄、茅于轼、张维迎、林毅夫和我等许多国内外知名学者，都参加了这个会议。1994年第二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在杭州举行，主题是关于民营经济和产权改革；第三届是1995年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主题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后来1999年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主题是关于社会保障；2000年会议主题是讨论中国加入WTO，我还记得当时国内有很多种不同的声音，更有甚者指责我们是汉奸！卖国贼！有的认为中国一旦加入WTO,我们的民族工业完了！纺织业完了！轻工业完了！而现在回头看，完了吗？当然没有！我们留美经济学会，就是每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间背景下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有着它独特的作用，这也算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道统，我们留美经济学会始终心系祖国发展，关心着改革开放，时刻为祖国取得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而欢欣鼓舞、奔走呐喊。
现在世界变局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到了一个转折点，它关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对于中国长远发展、长治久安，我认为这次又是一个挑战，但是我记得毛泽东主席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需要正确面对和应对。
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这次世界变局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当然离不开一个敏感的话题，就是中美贸易摩擦，或者说是“中美贸易战”，现在很多媒体都用这个词语了，特别是现在的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由经济方面的竞争，转向科技竞争，尤其是信息科技方面的竞争，特别是美国以举国之力采取不公平竞争的手段，全力遏制中国民营企业华为。短期内中美对抗我认为不可避免，这会影响到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我今天讲的内容是作为论坛的学术讨论，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不代表任何单位，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发言。
我今天讲座的核心观点有三：
第一，中美关系在信任和利益方面都严重受损，已不仅仅是贸易战，有开始向技术战、制度战、政治意识形态战转移的迹象，很有可能会长期化，不容忽视。
第二，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的后果非常严重，对中美双方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尤其是中国经济原本已处于一个下行轨道之上，需未雨绸缪和冷静应对。
第三，保持战略定力很重要，做好自己的事是根本，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和加大改革力度是关键，扩大经济全球化开放，增加战略互信，实现共赢。
下面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1.中美关系正面临一次再定位
大家知道，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美关系的定位已经发生过多次的定位调整了，好好坏坏，不断地发生变化，这是历史。近代史最开始的，是参与八国联军侵入中国，这是标准的敌对关系；随后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用于科学、教育和资助留学美国；抗日战争，前期是基本是支持日本，卖军火给日本，中后期是从财力和军力方面援助支持中国。抗战后，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新中国刚成立后中美直接发生冲突，导致了朝鲜战争，随后20年中美关系都是极度恶化。一直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在毛泽东主席这一伟大战略家的带领下，在苏联全面围堵中国的局面之下，中美关系破冰；当然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与随后的中美建交，有了一段的政治蜜月期、合作期。到现在又出现了反复。所以说，中美关系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时好时坏。
对关系一词，我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是：我认为，关系的本质内涵就是信任和利益，无论是哪个层面，包括朋友、同事、夫妻各个层面，信任是根本的前提，没有信任，就无法搞好关系，利益再大也可能不想要，更不可能产生友谊和爱。所以，良好关系就是要互信互利。但现在中美双方彼此都没有足够的信任，且都从自身立场和利益出发考虑，导致中美各方面的竞争、争论和冲突越来越大，双方的态度确实变得更加强硬。此前30多年，中国对世界和平和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自身稳定和不输出革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同时韬光养晦，奠定了中美两国信任的基础，都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但由于国体差异原因，此前我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是，近年来我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原因是，近些年来，双方的基本心态和内部舆论都发生了很大转变，民间、学界、智库、媒体对双方定位发生了很大变化。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崛起了。中国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国力巨幅上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增加了25倍以上，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信任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国之间的竞争就是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技术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国力的竞争，但总的说来，中美竞争中，中国是比较弱的一方。弱就需要低姿态，尽可能韬光养晦，当然这并不意味一味退让、没有底线。然而，学界和媒体过度地渲染了自身的竞争力、成就和国力，产生了误判，对外交往越来越强势，再加上政府主导经济方面的力度越来越大，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优势，民间的盲目自大和极端民族主义等多重因素下，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误判和恐惧，从而让许多原本主张对中国友好的人也改变了看法，包括许多学界、商界的“中国通”活跃在里面。
美国方面，2017年12月18日，美国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随后发布的《国防战略摘要》，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rival，而不是competitor），“对美国产生威胁的国家”。这是一个很严厉的定位。
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从南海、台湾、中美贸易、中国海外投资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指责，几乎是一个新时期的“冷战”宣言，随后一个月内又连续发表两次类似的讲话。这已抛离了中美双方在2011年达成的“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共识。彭斯的讲话，差不多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彻底转向，也意味着全球局势的一个分水岭。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签署的《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行政命令，更表明是针对“外国对手”。这项行政命令虽然没有具体点出任何国家，但已清楚显示美国要采取什么行动。除了特朗普政府，还包括美国国会、军事、媒体、学者、企业、非政府机构等。较为折中的观点已被边缘化了。现在包括在美留学生都已经受到影响了，许多千人也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与这一系列定位相对应的是，美国利用抬高关税壁垒的手段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并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对信息通信企业（如华为）开始了举一国之力、政治色彩浓重的定点“打击”遏制行动。我认为，华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之一，任正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我9年前曾在长江商学院上EMBA课时，就认为世界上最具创新的两个伟大企业和企业家，一个是苹果及其前任CEO 史蒂夫·乔布斯，另一个就是华为及其任正非，为他们专门写过案例。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通过双边谈判把多边的WTO架空，极力否定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试图形成反中统一战线，孤立封堵中国，阻止中国发展壮大，或者使其经济萎缩，或逼中国退回到自闭的封闭状态，使之无法分享世界文明进步成果。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高度融合、产业链社会化生产、国际分工合作的经济共同体，超越了国家边界，核心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不可能什么都靠自力更生，弄不好正好中了对方的下怀。一旦成真，中国又怎么可能在脱离全球经济秩序下取得飞跃发展呢？
2.正视中美全面冲突的严重后果
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中美两国是否会掉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相互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另外，中国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同时面临的也许还有“中等收入陷阱”，不可轻视。所谓“陷阱”，就是有可能掉进去，也有可能不掉进去，跨越或陷入这些陷阱都有其成功和失败的例子，绝大部分是失败的，成功的是少数，比如近代的有英国与美国、美国与日本及美国与前苏联，导致了两种特别形式，一种只是经济方面的竞争，英国与美国、美国与日本主要就是经济方面的竞争，其结果是美国挑战英国成功，而日本挑战美国失败，另外一种就是全方位的冷战敌对竞争，除了经济方面的竞争，还有制度的竞争、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美国与前苏联的竞争就是如此。目前中国与美国的竞争，我认为正好处于中间状态，考验着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一旦滑向冷战式的竞争，对双方，对世界都是损失巨大。
冲突能避免吗？短期内，要让中美回到互信、互利的轨道上来，恐怕已成为一种良好愿望。美国选择采取“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是不惜采用“杀敌八百，而自损一千”的做法，其目标已不是巨额贸易逆差，而是要全面遏制、围堵中国，并且两国的经济对抗恐怕会持续化、扩大化、深入化。
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5月20日经合组织（OECD）秘书长Gurria在接受CNBC采访时认为，中美经济贸易摩擦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很大，他表示，鉴于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已经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拖累，而且将继续威胁投资和增长，OECD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自去年预估的3.9%下调至3.1%。这个降幅是非常之大的。
美国商务部与美联储5月15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消费领域和制造业均出现下滑，美国经济第二季度开局不利。在消费方面，美国4月零售销售额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环比下降0.2%。在制造业方面，4月美国工业产值较3月份下降0.5%，并且其环比降幅有加大趋势，而在今年一季度中美国工业产值已同比下降了2.1%。受到密切关注的美国货运需求指数4月份下滑3.2%，为连续第五个月走低，导致美国股市4、5月份的大幅度下滑，近些天的大涨的原因，是由于经济下滑风险加大由原先执行的货币收紧政策，现在转为量化宽松的政策所致。这就是典型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
再来看中国公布的一些数据，整体经济也呈现出了下行的趋势。5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0%，低于预期值6.50%，较前值8.50%回落3.1个百分点。4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增速7.2%，创2003年5月以来最低。工业投资同比增长3.1%，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3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2.5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比3月下滑3.1个百分点，并且股市第二季度以来也大幅下滑。
还有一点，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因素，就是失业率的问题，中美全面冲突以来，中国的失业率有大幅度上升的风险，美中贸易战加速了外资加速撤离中国的步伐，大规模失业潮来袭，“稳就业”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央要求地方政府解决就业问题，避免出现大面积失业，《人民日报》发文号召农民工们“回乡创业”。
值得警惕的是，中美经贸摩擦及至如果扩大为全面冲突对中国的长期影响后果尤其严重。
第一，中美产业链脱钩会导致大量产业转移到中国台湾、东南亚地区。过去，美国的贸易逆差来源主要是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随着中国2001年加入WTO融入世界产业链和贸易圈，这个逆差来源逐渐聚集到中国身上来。中美产业链脱钩会使得很多产业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资本流失和就业压力。中国每年要解决1300万左右的新增就业，一旦转移成趋势，会带来更大的失业问题，而失业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是一个社会的稳定问题。遗憾的是，这一转移可能已经在发生。比如，越南就已接收了外企1007亿元人民币的融资，同比增长了81%。美国货物进口也发生重大变化，而对中国的货物进口的增长则已经是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和落差，将会影响中国的中长期发展。
第二，大国之间的具体竞争大多是在技术方面的竞争，此次，美国加强对中国在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封锁，会使得中国经济动力有所下降。客观而言，与中国相比，美国在科技、教育以及军事等各方面还保持着绝对的优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是中国的学习追赶对象。一旦这种封锁被执行，该封锁有可能会使中国失去可供学习、供模仿的对象。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大量留学生出国，特别是向北美，包括美国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术人才，并在中国的建设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一旦将这个重要渠道卡死，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学习、模仿发对象。我们的衡量基准是向最好的学、跟最好的比，才能做到更好。但是，如果最好的国家对你进行封锁，让你信息不对称，无法比也无法学，这肯定会增加中国的学习成本。如果完全靠自力更生，无疑会大大延缓和影响到中国的一些发展，还包括从要素驱动向效益驱动，最后乃至向创新驱动的转型规划，从而影响十九大提出的三个征程的宏伟目标实现。
中美之间的差距恐怕是全方位的，公司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的一个表征。日本曾一度有超越美国的趋势，但最终未能实现，美国的创新使之占据制高点。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在不断增强，从以下的图表中可以看出，九十年代，中国加入WTO以前，全球市值十大公司中是没有来自中国的公司的，2010年时中国占据了三个席位，但2019年，又变成了2位，其中的原因，我觉得，和我们当前的中美之间互信互利的关系下降恐怕是有一定关系的。
第三，随着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逐渐减少及至清零，双方的战略互信可能也会消亡。从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角度出发，考虑到最大风险的可避性，以及小概率事件一旦发生，可能会引发很大的问题。目前而言，中美双方主要还是在经济领域处于胶着状态，但是也有向其他领域扩散的迹象，包括在中国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一旦双方在经济领域无法达成一个双赢的协议，那么美国很有可能会在其他方面也会弄出动作，所面临的局面可能会更加复杂。从军事指标方面而言，中国的军事硬实力在过去20多年进步显著，但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兰德曾对中国台湾和南沙群岛的中美军事优势进行比对。
3.扩大开放倒逼改革深化是关键
接下来，就要谈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我的建议和结论就是扩大开放倒逼改革深化是关键。首先我觉得，目前的基本态势和定位是中美的竞争将是长期的，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竞争，中美战略关系的冲突性和对抗性是增强趋势。
应对之道的基准四最：保持战略定力和冷静最为重要，互信互利最为基础，做好自己的事最为根本，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以此发展壮大自己最为关键。在这方面，我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和给出应对的政策建议时，要有前瞻性、科学性、严谨性、针对性、思想性。
2019年6月2日，国务院再次发表《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再次阐明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既无助于让美国再次伟大，也无益于全球福利的提高，再次表明了对中美经贸磋商的态度和立场，再次重申了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立场，认为，“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壮大自己，是应对经贸摩擦的根本之道。”我非常同意以上的基本定位，我这个大会主旨发言的基本结论与此是完全一致的。
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之道呢？因为如果中国四十年前没有进行改革开放，中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发展，且会造成许多内外部问题，影响到世界和平稳定。中国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又重新回到了世界数一数二的位置，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实现了极大的提升。然而，当前世界形势和格局变得异常错综复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挑战空前。
什么叫改革？革命是别人来革你的命，改革就是革自己的命，这是一定要有压力和动力的。其中，开放，就是一个对内改革的很大压力和动力。改革就是改正制度，把错的、落后的制度改成对的、先进的制度，给人们以希望。改革不是随意定义的，改革一定要坚持“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党的领导、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改革才称得上是一个好的改革。并且，内外政策的一致性也很重要。这是因为，如果内外政策和说法不一致，往往会让别人不相信你说的是真话，一般都会认为对内讲的，对自己人讲的才是真的，对而外讲的是说不定应付的、表面的，不是真话。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更大力度的改革、更大力度的开放，不埋头苦干、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因而我们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定力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
我觉得，自己的事情，最终要靠我们自己解决，因为关系就是互信互利。只对本国有利的，通常情况下，是不会获得其他国家帮助和支持的，而只有互惠互利，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帮助和支持。因此我一直主张，改革和开放要加上定语，就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让其经济体制尽可能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接近，才有可能与美国和国际社会形成互信、互利的良好局面。并且，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是相辅相成的。开放倒逼改革，改革推动开放。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开放，进入新时期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等正成为开放体系下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的目标和重点。其中，关于“三零”短期达到困难重重，但应作为努力的方向，从更加长期的角度，或者说更加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角度去权衡和考量，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具体的措施包括以下几条：
首先，中国应该以中美经济贸易摩擦为牵引，形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加快推进中欧、中日韩、中韩、中日、中英等主要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因为如果不采取该做法，我们可能会被孤立在世界经济体制之外。在此过程中也对WTO改革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支持多边主义、自由贸易的统一战线，增加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说“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是第二次入世，并不为过。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国际经济利益的再调整促进新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形成，才能在对全球贸易规则的重新制定过程中充分保障自身的利益。同时，尽量避免将中美对抗扩散到以意识形态作为典型特征的冷战中去，因为一旦形成冷战，将会引起类似于美国与前苏联那样更加激烈的冲突，西方国家可能会重新站队，改变其立场，这特别不利于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合作发展。我们不仅仅和非洲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联系，更是要衔接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法宝。我觉得，我们需要继续使用这一法宝，继续发展巩固广泛的统一战线。
第二，中国应该以中美经济贸易摩擦为牵引，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深化和营商环境优化，形成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格局。要利用开放倒逼进行体制性的、结构性的改革。经济学界内，我与北大林毅夫教授2018年底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内部学术讨论会中有过一次讨论。他认为中国经济的下滑主要是周期性、外部性的，而我认为主要是结构性的、体制性的。现在我认为这次辩论是我胜了，因为2016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体制性的。结构性、体制性改革怎么改？我认为，首先应减少国有企业的种种政策优惠，赋予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平等市场竞争地位，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来消除国企在资源配置上的扭曲状态，真正实现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此，我要说明的是，不是不要国企，任何国家都需要国企，关系民生的、关系国家安全稳定的、对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业，我们是需要国有企业的。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安全问题。但在其他竞争类型的行业中，我们要坚持中央提出的竞争中性原则。从这样的方向，来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其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发挥好的，而不是多的作用。政府不应该是一个事事有为的政府，而应该是一个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外资企业进入后的鲶鱼效应和示范效应，在于民营企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在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和公司治理改革。改革应该是综合性的改革，不能一概而论，因一点重要，就否定其他。这里的一个很大误区就是：肯定一点，否定其他。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事物也是如此，制度也是如此，难道就要因为不完美就全盘否定吗？其实，国企、民企、外企，在改革开放的成就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中国应该以中美经济贸易摩擦为牵引，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助推中国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主要靠市场而不是政府，靠民企而不是国企。基础研究主要是要靠政府，比如国立的大学等研究机构。但科学技术的创新主要是靠民企，而不是国企，因为技术创新的成功率不到百分之五，哪一个国企的领导、主管敢冒百分之九十五的失败风险，去搞技术创新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最具有创新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比如中国的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等，都是民营企业承担了风险，而不是由国家来承担。国家是最后的定海针，不能让国家时刻处在风险之中。所以，不论是从发展，从效率，还是稳定的角度，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治理应是五位一体的。当然，背后则是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国经济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效率，激发、激活创新力。
总之，我的基本结论是：中美竞争将是长期的，其冲突性和对抗性呈现增强趋势。因此，中国经济要在未来三十年，结合十九大提出的三步走宏伟目标，实现更高质量的良性平衡充分发展，必须戒骄戒躁、求真务实，尤其是在面对和处理中美经济贸易摩擦的问题上更要有战略定力、冷静思考、有效沟通，摒弃冷战式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特别要避免意识形态化和滑向全面冷战式的对抗。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期望，如果对方一定要跟你斗，我们也不能不还手。但是能不能避免冷战式的这样最坏情况出现？要靠两国的领导人的智慧。
对外，我们对自身都要有客观清醒的认知，不能盲目乐观、夜郎自大。对外，韬光养晦的方针不能放弃，应寻求与能力相一致匹配的对外战略目标，不能模糊化和无限化，引起国外的担忧、疑虑甚至恐惧。
对内，应抓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准推进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这也就是十八大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九大提出的，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层面实施更大力度的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也就是体制性的改革。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来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特别是一些竞争性的行业，起到决定性作用，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并发挥社会自组织在诸多公共事务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有可能让中国的国力超越美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对中国的前途还是抱有很强的信心，只要我们冷静应对，真正地深化改革开放，中国超越美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谢谢大家！
（本文为主题为田国强教授于“经济政策与金融稳定的新挑战”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的发言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