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抉择”
2019年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抉择”，如何抉择是摆在全球决策者面前的主要问题，将直接影响未来全球经济的走向。
首先是全球经济复苏方式的抉择，尽管经历了一轮轮的增长引擎易主，全球经济也没有彻底走出困境，各自为战的经济体没有形成相互促进，反而陷入相互拖累的困局，必须尽快对全球经济合作方式、发展路径、国际分工、债务水平和技术进步等问题做出选择；其次是货币政策方向的抉择，当前货币政策的不协调甚至相互掣肘和钳制，是全球治理的头号困局，前期天量注入的流动性宽松的负面效应正在过度积聚并伺机反扑，有必要确保各经济体之间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协调机制，确保未来货币常态化进程的平稳有序，特别要避免货币政策“急刹车”和“猛转向”带来的外部性风险，除此之外，货币政策还要兼顾全球通胀目标；再次是全球贸易体系的抉择，2016年以来贸易逆全球化趋势逐渐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所谓高标准规则重构的政治举动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暗流此起彼伏，迫切需要对全球贸易一体化格局和全球贸易治理问题进行厘清；最后是当前政治治理的抉择，失衡的发展格局、扩大化的收入差距以及文化、宗教和地缘政治因素相叠加，显著加剧了社会矛盾并大幅提升冲突的概率，民族主义复苏、民粹主义盛行和极右翼势力抬头，都可能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重要社会问题，也是当前全球必须协调应对的治理难题。
综合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及上述各类抉择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预计未来两年全球经济保持3.5%以上增速水平的稳定复苏态势，但主要受政治因素影响，全球贸易增速可能继续趋缓。
2019年全年GDP增长6.4% 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一方面表现为中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通胀率预期和就业状况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中国经济增速显示了较强的韧性，但经济下行压力也显著加大；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金融运行的顺周期性，反映流动性的货币供给、信贷和社会融资余额的增速顺周期性特征显著。特别是，我国经济需要应对外部冲击，需要在稳增长中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制度型开放。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2019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为6.4%、6.3%、6.4%、6.5%，呈现先降后升的发展趋势，2019年全年GDP增长6.4%，比上年略微下降0.2个百分点，仍然保持平稳较快的合理增长区间。从定性因素上分析，这种微幅波动下降的背后原因主要有：第一，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也进入了微幅波动阶段，随着我国经济规模和GDP基数大幅提高，数据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有所减弱；我国政府对经济调控手段逐渐成熟，宏观把控能力日臻完善，因此2019年GDP仍将保持微幅波动状态；第二，经测算，2019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继续小幅下滑，因此，若国家不出台强有力的刺激政策，那么我国经济实际增速将在其潜在增长轨迹上运行；第三，从经济先行指数角度来看，通过经济先行指数来判断经济运行趋势，是国际学术界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之一，根据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的中国经济先行指数，我国GDP增速将在第二季度或三季度见底，然后开始小幅回升，全年呈现先降后升的发展趋势。
2018年下半年以来，地方专项债发行进度加快，债券利息有所降低，债券期限有所延长，国家发改委密集批复了多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铁路运输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增长都出现了大幅回升，国家通过加大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信号清晰可见，同时，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下，2019年基础设施投资将成为带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随着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政策的适度调整，以及房地产销售的逐步回暖，2019年房地产投资也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同时也会带动房地产对家电、家具、建材等行业的拉动作用；对于制造业投资，有利因素是2019年政府推出减税、清费、降低社保缴费率，以国资充实社保，降低宏观税负的政策。从方向上看，这项政策将有效提高企业利润，激发企业投资热情，不利因素是，由于工业产能利用率呈现不断下滑的趋势，而且企业利润增速也在大幅下降，从而会对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一定遏制作用，使得2019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有所回落；整体而言，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平稳快速发展，依然成为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2019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分别为6.3%、5.5%、6.0%和6.2%，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64.2万亿元，名义增长6.0%。从投资结构上看，2019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分别为3.2%、4.8%和10.1%，其中，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上年减少6.3个百分点，而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比上年增加3.0和0.6个百分点，这说明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仍将成为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另外，2019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5.8%，比上年小幅回升1.3个百分点，说明民间投资信心得到一定恢复，国家一系列减税降费、调整社保等政策对提振民营资本发展信心，激发实体经济投资热情起到积极作用。
2019年我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将继续强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居民消费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15%。在当前虽然我国消费增速持续下滑，但在各项消费政策“组合拳”的刺激下，预计2019年中国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二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继续强化。当前，政府非常重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消费升级过程推动各种资源要素汇聚融入实体经济，促进存量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优质增量资源进一步扩充，可以靶向破解实体经济发展难题，熨平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带来的负面冲击。2019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分别为8.3%、8.2%、8.3%和8.0%，呈现趋于平稳的发展趋势；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1.5万亿元，名义增长8.2%，实际增长6.7%，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0.8和0.2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进一步收窄。
物价的推动因素通常可归结为需求拉动、成本推动、货币超发和外部输入等。需求拉动，是指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或者说出现正的产出缺口，通常由工业企业设备利用率、产能利用率，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来判断。从物价主要因素上看：一是去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5%，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存在负的产出缺口，表明我国工业整体仍然处于去产能去库存的调整阶段，负产出缺口对CPI增长有向下的推动力；二是2019年M1和M2增速依然维持低位，持续低于GDP名义增长率，因此不存在超额货币供给对CPI上涨的推动力；三是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预计2019年油价将与上年持平或略有下降，因此，如果未来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不出现大幅上涨，PPI上涨以及向CPI传导的可能性和幅度都会很小；四是2019年生猪上市量偏少，猪价上涨的可能性较大，但是幅度不会太大，对食品价格和CPI的通胀或有微小的向上推动的作用；五是从2014年起，服务价格上涨幅度一直高于商品价格上涨，是推动整体CPI上涨的主要因素，由于服务消费大多是非贸易品，供给缺口难以通过贸易方式迅速填补，劳动力成本增加对服务业价格上升的影响也较大，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对优质服务需求的增加以及短期内供给量的相对不足将会继续推动服务价格的较快上升；六是2019年政府推出减税、清费、降低社保缴费率，以国资充实社保，降低宏观税负的政策，从方向上看，一方面，减税降费的政策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抑制产品价格上升；另一方面，政策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拉动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对物价产生向上的推动力，由于减税效应的复杂性，政策效果以及对CPI的影响强度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综合以上影响物价变动的各个因素，2019年我国物价水平将处于政策调控目标范围之内，物价上涨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2019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预计CPI增长率分别为1.8%、2.0%、1.9%和1.8%，呈现升降波动的发展态势，2019全年CPI增长率为1.9%，比上年略微减少0.2个百分点，依然处于温和上涨阶段。
预计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6.4%和5.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持续九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财政收入19.2万亿元，增长4.8%，财政支出24万亿元，增长8.6%。
总之，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增长质量继续提高。
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供给侧改革与消费升级良性互动，形成可持续市场动能
为推动供给侧改革与消费升级良性互动，第一，要从政策层面到实践层面加快适应居民消费从“有”向“好”的转变，加快完善促进消费升级的体制机制，构建良好的生产与消费互动机制，推动供给与需求结构的双向调整，积极培育重点领域消费细分市场，更深层次激发居民消费潜力，使消费升级成为推动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驱动。第二，要以新一轮消费升级换挡为契机，打造以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新生态，以大型科技企业为龙头推动形成开放、协同、高效的共性技术合作研发平台，加快完善支持企业创新的普惠性政策体系，为我国企业创新发展和专业升级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三，要发挥好消费升级对科技创新的倒逼作用，聚焦战略性、引领性、重大基础共性需求，着力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效率，推动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协同进步，加强国产关键技术产品攻坚步伐，加快建设一批世界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二）发挥稳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作用
2019年，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的同时，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发挥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逆周期作用,应对新挑战，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具体讲，要综合运用货币信贷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组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使反映流动性的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合理匹配；要适当运用结构性货币信贷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发挥定向结构性功能，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结构性调整，加大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资金支持和就业激励；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有效降低实际利率水平，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的均衡水平上保持稳定；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一是降低实际利率水平，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市场有效引导资源配置的一个基础，是金融价格合理反映风险溢价和在均衡水平附近波动，利率水平应符合保持经济围绕潜在产出水平的要求，而汇率应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我国目前的实际利率水平偏高，这是由其包含的风险溢价决定的，需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利率在机制上存在“双轨制”，即货币市场利率完全由市场决定，而存贷款利率则受到基准利率的约束。虽然央行于2015年宣布取消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浮幅度限制，但存款利率实际上仍然存在窗口指导和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软性管制。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扩大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自主权，但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市场均衡机制并未得到完善，期限利差、信用利差、内外币利差大，实际利率水平高，从而导致社会融资成本持续高企。因此，必须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放开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自律上限，逐步扩大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从而降低定向贷款利率的风险溢价，从根本上降低实际利率水平。
在我国目前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通胀率预期稳定条件下，我国实际利率也存在降低空间。首先，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贵问题一直是困扰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波动的收缩和调整阶段，社会融资条件一般会更加恶化，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会面临相对较高的融资成本。有效激发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活力、实施就业优先政策，要求降低实际利率和社会融资成本，在通胀率稳定预期下降低实际利率水平意味着需要降低政策利率。其次，美联储近期会维持美国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减轻了我国自主降低政策利率的压力。
二是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金融供给侧结构发生着深刻变化，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第三方支付等平台的新金融供给在提供金融服务便利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配置效率的同时，也隐含了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触发机制。影子银行、P2P类借贷平台、加密资产等新型金融资产管理、交易和结算平台的发展，对传统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因此，要加强对互联网支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穿透性监管，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