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我上厄恩斯特·哈斯（Ernst B. Haas）讲授的国际关系理论课，因期中考试成绩不佳，被哈斯叫到办公室。哈斯问我理论学习的困难是什么。由于他是美籍德国人，于是我答道：“我们中国人不如你们德国人善于理论。”他不高兴地说：“中国古代有很多高明的理论家，怎么说中国人不善于理论呢？”见他生气，我说：“对不起。是我不善于理论。”他怼了我一句：“你和你们中国古人不一样吗？”这下我找不到借口了，说：“我英语不行，理论书读不太懂。”这回他变得温和了，说：“我也这样认为。你英语再熟悉一些，学好理论不成问题，你不要恐惧理论。”上完这门课，我产生了创新理论的兴趣。如今，我认为，创新理论是人的本能，但需要开发才能发挥作用。
人的思维能力远比动物强大，原因是人有将感性经验升华为概念的能力，即概念化思维本能。人通过概念化思维进行判断和推理，形成一组概念的逻辑体系，进而创建了理论。不过，人的概念化思维本能和其他本能一样都是需要开发的，如果得不到开发，这种本能将会丧失。例如，1920年印度发现了两个狼孩，其中一个已经七八岁，取名卡玛拉。由于幼年与狼一起生活，卡玛拉的语言本能未得到开发，到1929年去世时她只会45个单词，智力相当于三四岁儿童的水平。
原有理论知识有束缚人创新理论的一面。创新理论是先天的概念化思维本能与后天习得知识相结合的过程。后天学到的知识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提高概念化思维能力的正面功能，又有约束概念化思维能力的负面作用。学到知识即可拓展人的思维能力，但也会约束人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因为现有知识常常成为否定与之不同的新知识的依据。理论创新就是发明、超越甚至否定原有理论，这难免遭到原有理论创建者和信仰者的反对。连爱因斯坦都难以摆脱思想随着人的衰老容易僵化的自然规律，他不能接受非决定论是大自然的基本原理，反对量子力学把随机性看作物理世界的内禀性质。
解放思想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阻碍理论创新。权威理论是理论创新的重大障碍之一。权威理论是人们普遍信任的理论。拥护权威理论的个人、流派、机构或组织会维护其权威地位，于是很可能压制与这种理论不同的立场、观点、思想、认识或理论。例如，阿斯科里、哥白尼、维萨里就分别因为大地球形说、日心学说和解剖学说而遭到权威维护者的迫害。维护某种理论的权威尊严，很容易导致思想僵化，进而妨碍理论创新。解放思想就是破除僵化思想对理论创新的制约，就是破除任何观念特别是权威观念的束缚。
解放思想无法一劳永逸，因此没有完成时。随着年龄增长，概念化思维能力弱化是自然规律。国际关系学界的普遍现象是，年轻人愿意学习定量分析方法，而年长者多持排斥的态度。从代际的角度讲，下代人的观念不同于上代人是不变的社会规律，因此试图以上代人的观念塑造下代人的努力必然是无效的，后辈学者必然要摆脱前辈的理论或思想束缚而进行理论创新。从个人角度讲，每一位学者都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自己已有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才能取得新的理论创新。解放思想是每一次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
理论创新需要大胆质疑的精神。创新理论是一个发现真理的过程，对权威理论进行质疑常常是理论创新的第一步。不敢质疑权威理论，就难以进行理论创新。例如，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定于一尊，面对世界上战争规模和烈度都呈下降趋势的现实，中国学者却无人敢质疑列宁关于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判断。直到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之后，学界才敢从和平发展时代的角度创新理论。由此可见，将任何理论定为一尊，以其统领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其结果都必然是在同一范式内打转，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理论创新成果。
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认为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此后40年，我国学者不断破除既有观念的束缚，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然而，思想观念僵化的问题是不断出现的。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解放思想永无止境”，“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如今，在创新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我们仍面临着解放思想这个问题。
“中国学派”的观念束缚。“中国学派”这一概念的盛行源于“有中国特色”的过度解读。“中国学派”的观念认为，中国学者创建的国际关系理论要有中国特色，否则体现不出与外国理论的区别。把理论创新限定在中国特色之内以区别于外国理论，这会限制理论创新的知识来源，约束理论创新的思路。外国的理论中有很多合理之处，不加以借鉴就无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创新。理论的生命力是由其解释力决定的，而非其国家特色决定的。例如，马克思创建的剩余价值理论没有德国特色，摩根索创建的现实主义理论没有美国特色，雷蒙·阿隆创建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没有法国特色。
“中国特殊论”的观念束缚。国际关系理论可分为解释共性和解释特殊性两类。“中国特殊论”的观念认为，中国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同，其行为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对中国外交行为的理论解释不必顾及是否适用于解释他国的行为。在“中国特殊论”观念的束缚下，理论创新被局限于对中国特殊性的解释，于是限制了创建解释国际普遍现象的强理论。然而，只能解释个别现象的理论是弱理论，解释共性和普遍现象的理论才是强理论。
“经济决定论”的观念束缚。“经济决定论”的观念将所有国际冲突的原因归于经济矛盾，并将解决经济矛盾视为改善战略关系的根本方法。然而，国家在不同领域的行为原则是不一样的，这才有国际关系中的“高政治”和“低政治”之分。在“经济决定论”的束缚下，人们就难以创建出符合国际政治、国际军事和国际文化的客观关系的新理论。这种思想观念束缚不仅约束了理论创新，还会影响我们对大国战略关系性质的认识。例如，“经济决定论”将经贸关系视为大国战略关系的“压舱石”，而这种观念无法解释为何中美经贸关系的提升与双边战略关系恶化是同时发生的。
“零和是冷战思维”的观念束缚。竞争与合作是国际关系的两个既对立又无法分割的方面。竞争与合作并不是互为因果的，竞争是合作的一种动力而非方法，合作则是竞争的一种方法而非动力。竞争从本质上讲具有零和性，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形成非零和竞争。例如，正式的篮球比赛是零和性的，为锻炼身体而不记分的打篮球活动则是非零和性的。不破除“零和是冷战思维”的观念，就无法深入理解国际战略竞争的基本原理，而不理解这一原理也就无法知道在何种条件下零和的国际竞争能转化为非零和性的。也就是说，把国际竞争的零和性简单地贬为冷战思维会阻碍我们创建既能解释国际竞争又能解释国际合作的理论。
“信任赤字”的观念束缚。这一概念认为，国家间没有互信就无法合作。首先，这个概念缺乏科学性。缺乏互信的最严重程度是零信任，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负数。其次，互信有助于国家间合作，但这并不等于国家之间没有互信就无法合作。丘吉尔与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合作以及特朗普与金正恩在2018年6月的会晤，都是在没有互信基础上发生的。“信任赤字”的观念束缚了人们对国际合作多样性的认识，无法理解预防性合作是因为缺乏互信才形成的。例如，东盟地区论坛就是东亚国家因缺乏战略互信而建立的安全合作机制。“信任赤字”概念限制了人们创建有关预防性安全合作的理论。
为了促进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我们需要依据客观事实不断破除旧有的和新生的观念束缚。我们要不断解放思想、质疑权威、大胆试错、百家争鸣，按照科学的规律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