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美国推动去全球化浪潮”——《福布斯》2018年10月16日
“英国脱欧为去全球化的成本提供早期证据”——《华尔街日报》2018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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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贸易摩擦问题占据了全球媒体头条，但未引起重视的是，全球化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只是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衰退让其迹象模糊不清。为揭示出一些长期为人忽视的变革趋势，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以2016年2月发布的报告《数字全球化：全球流动的新时代》为研究基础，对43个国家中23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动态展开分析。
本研究采用了数十次行业专家访谈的结论，以及丰富的专有行业数据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分析的价值链贡献了96%的全球贸易、69%的全球产出和68%的全球就业人口。
研究表明，全球化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但人们对贸易问题的讨论往往侧重于回顾过去，而非展望未来。在未来，有望从新时代中获益的国家、企业和劳动者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深刻理解这种变革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抓住机遇、直面挑战，迎接全球化的新时代。
六大趋势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
趋势一：跨境商品贸易占总产出的份额减少
2007年之后，全球商品贸易强度有所降低。文中图表均由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绘制和提供
1995-2007年间，全球价值链迎来了普遍的贸易增长。2007-2017年间，虽然贸易的绝对值仍在增长，但跨境转移的产出占比已从28.1%降低到22.5%。贸易额的增速也已放缓。
1990-2007年，全球贸易额年增速比实际GDP的年增速平均高出2.1倍，但从2011年以来，贸易额增速只是GDP增速的1.1倍。在最复杂、贸易属性最强的价值链中，贸易强度的下滑尤其明显（见下图）。不过，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进程已经结束。相反，它表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获得了长足发展，“自产自销”的程度提高了。
2007年之后，几乎所有生产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强度都有所降低。
2017年，全球服务贸易总规模为5.1万亿美元，商品贸易总额为17.3万亿美元。但过去10年间的服务贸易增速却比商品贸易快60%，其中一些领域的增速甚至是商品贸易增速的2-3倍，例如电信和IT服务、商业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
但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不能完全反映服务贸易的规模。首先，产成品贸易中有大约1/3的价值应归功于服务业。研发、工程、销售和营销、金融和人力资源等服务行业对商品上市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以进口服务替代国内服务的趋势几乎出现在所有价值链。随着制造商逐渐推出新型租赁、订阅以及其他“即服务”（As
a service）等商业模式，未来商品和服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消弭。
第二，跨国企业向麾下遍及全球的子公司提供的各项资产也蕴含着巨大价值。这些资产主要包括五大类——软件、品牌、设计、运营流程，以及总部开发的各种知识产权。但贸易统计却无法涵盖世界各地的企业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使用的无形资产（知识产权使用费除外）。
最后，免费数字服务的跨境流动迅猛增长，同样无法通过贸易统计来追踪。这些服务包括电子邮件、实时导航、视频会议和社交媒体等。
据麦肯锡估计，仅上述三个渠道每年就将产生高达8.3万亿美元的价值——这意味着贸易流动总额将增加4万亿美元（增长20%）；同时，目前归入商品贸易领域的另外4.3万亿美元价值也应重新归入服务贸易领域。
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服务贸易总额已经明显超过了商品贸易总额，而且，某些国家的贸易差额将发生显著变化，其中以美国最为突出。我们呼吁各国重视服务业的作用，因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未来能否在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往来中占得一席，其服务业水平将是一个重要指标。
趋势三：劳动成本套利型贸易逐年减少
由于全球价值链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逐步扩张，劳动力成本开始成为企业选择生产所在地的重要决策因素，尤其是那些提供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的行业。但与人们的普遍认识相悖的是，仅有18%的商品贸易属于劳动成本套利型贸易（此处的“劳动成本套利”指出口国人均GDP不高于进口国的1/5）。换言之，如今超过80%的全球商品贸易并不是从低工资国家流向高工资国家。除了工资成本之外，决策者选择生产所在地时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包括能否在当地获取熟练劳动力或自然资源、是否邻近消费市场，以及基础设施质量如何。
此外，在一些价值链当中，基于劳动成本套利的贸易份额一直在下滑，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生产。这一现象主要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工资上涨的趋势。未来的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很可能会加剧这一趋势，将劳动密集型制造变为资本密集型制造。
趋势四：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密集度不断提高
2000-2016年间无形资产在全球总营收中的占比从5.4%增加到了13.1%，这一趋势在全球创新价值链中表现最为突出。机械和设备制造企业36%的营收都投入到研发和无形资产，而医药和医疗设备企业的平均投入比例更高达80%。随着知识和无形资产越来越受到重视，那些拥有大量高技能劳动力、具备强大的创新研发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到位的国家将获益良多。
价值创造正在向上下游转移（上游活动包括研发和设计等，下游活动包括分销、营销和售后服务等）。真正的商品活动产生的价值占比却在降低（部分原因在于离岸外包拉低了价格）。这一趋势在制药和消费电子行业尤为明显，行业中出现了一批“虚拟制造”企业，将生产制造外包给代工厂，自己则集中精力研发产品。
在欧盟28国和亚太地区超过半数的商品贸易在区域内进行。
近年来，随着运输和沟通成本下降，加之全球价值链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扩张，长距离海洋贸易往来愈发普遍。2000-2012年间，同一地区内的国际商品贸易（而非远距离贸易）占全球总贸易的比例已从51%下降到45%。
但这一趋势正在逆转。区域内贸易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量的比例自2013年以来增长2.7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兴市场的消费增长，其中亚洲地区和欧盟28国的增长势头尤为迅猛。该趋势在全球创新价值链中表现最明显，因为这一类价值链需要密切整合许多供应商，才能展开JIT（准时生产）排序。随着自动化技术的持续发展，企业选择生产基地之时更重视上市速度，而非劳动成本，所以其他价值链上也会加速体现这一趋势。
趋势六：新技术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的成本
全球化就是数字化：2005年以来，跨境数据流动增长148倍。
我们此前的数字全球化研究显示，跨境数据流正呈现爆发式增长，这一趋势仍将持续。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全世界目前有45.8%的数据存储在线上，而10年前这一比例只有20%。全球手机用户的总数已超过人口总数。2005-2017年的跨境宽带使用量增长了148倍。海量的通讯信息和内容沿着这些数字通道往来传输——其中一些流量代表着境内企业与境外业务、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互动。
基于数字技术的低成本即时沟通有明显的作用：降低交易成本，促成贸易流动。但下一代数字技术对全球商品和服务流动的影响不会如此简单。数字平台、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进步将进一步降低交易和物流成本。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技术可能导致生产经济学和生产地点发生变更，或者让实际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从而阻碍贸易流动。技术发展的净影响究竟规模几何，目前尚不确定。但在某些情境下，下一轮技术发展浪潮很可能削弱全球商品贸易，增强服务流动。
全球需求格局变化和新“中国效应”
麦肯锡认为，中国在推动上述六大趋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些新的中国效应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思考。
到2030年，在中国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引领下，发展中国家/地区可能占据超过一半的全球消费。
全球最大的增长浪潮发生在中国，不过，最近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放缓的迹象。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此前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是全球主力消费力量之一；预计到2030年，全球每产生1美元的城镇消费，就有12美分由他们所贡献。
中国目前贡献了全球奢侈品消费的1/3，很快中国的百万富翁数量就会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2016年，中国的汽车销量比全欧洲高出40%，此外还贡献了全球40%的纺织品和服装消费。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2017年出货量达到4.44亿台。
随着消费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实现了更大程度的“自产自销”，削弱了贸易强度。在本次调研的六类价值链中，2007年中国制造的产品有17%出口，2017年已降至9%。2017年的数字与美国相当，但远低于德国（34%）、韩国（28%）和日本（14%）。整体来看，中国正在通过刺激国内消费以逐步实现新的平衡。
对发达经济体而言，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正成为其越来越重要的需求来源。
而随着全球需求逐步转向发展中世界，发达经济体也面临新的机会。1995-2017年间，发达经济体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比从23%增长到40%以上，机械设备行业以及计算机和电子行业都实现了显著增长。中国对发达国家来说成为一个重要市场。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出口目的地也在发生变化——中国和南南贸易的扩大。
而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也在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南贸易和南中贸易占发展中经济体产品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6%增长至2017年的19%，麦肯锡认为这一占比以后会继续上涨，所以，中国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贸易以及拉动他们的生产非常重要。
从供给端效应来看，中国“自产自销”的产品越来越多，总出口占总生产的份额在减少。
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在全球几乎所有生产价值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目前，全球20%的商品来自中国（1995年只有4%），在纺织和服装、电力机械以及玻璃、水泥和陶瓷等行业，全球近一半的产量来自中国。
自2000年以来，在全球各价值链中，中国所占全球产出的份额明显增长。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发端于进口中间产品，然后出口组装产品。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国发展出了较完善的本地价值链和垂直整合的行业格局，与此同时本土企业有能力不断进军新的细分市场。中国在新建先进工业产能的同时，也在稳步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淘汰老旧工厂，建设具有先进技术的新工厂。
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开展本土供应链的研发。这种新的中国效应解释了最近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放缓。中间产品贸易降幅最大的是计算机与电子产品行业。以占全球产出的比例衡量，2007年至2017年间，中间品贸易下降了5.1个百分点，而参与这一价值链的其他国家之间的中间品贸易略有增加。过去10年，随着中国工业的垂直整合度提高，以及所生产的电脑、手机和其他设备更多供国内消费而非出口，该行业的总体贸易强度（即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出口占总产出的比例）出现大幅下降。
自2007年来，中国对全球各产业链的收缩造成了影响；中国的中间品贸易正在在减少。
贸易强度的削弱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工业成熟度的提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生产和消费能力都将比肩发达经济体。商品贸易强度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恰恰相反，数字技术和数据流将逐步成为连接全球经济的纽带。
对企业、经济体和劳动者的启示
全球运营的成本和风险都在发生变化。面对当前格局，寻求全球运营的企业应当采取以下几项重要举措:
重新评估应在价值链的哪个环节开展竞争。企业领导者需要持续监控本行业的价值流向，并据此调整运营战略。某些企业（例如很多制药企业）更注重研发和分销，将生产业务外包出去;很多消费品制造商却采用高度本地化的模式，针对各个市场推出定制化的产品组合。Airbnb、Uber等兼顾全球和本地市场的服务提供商都发现，全球化品牌要有深厚的本地运营，才能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面对面的服务，也要拥有规模广阔的本地业务。网络科技公司大多是知识密集型服务提供商，通过地域分散性运营模式和广阔的全球触角来创造价值。无论企业采用何种战略，关键在于确保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有良好的把控、信任和协作。某些企业可能需要因此将更多工作回到内部。采用外包模式的企业需要重新评估与供应商的关系和自身的管理模式。
考虑如何从服务中捕获价值。在制造业等许多行业的价值链中，服务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可观，包括软件、设计、知识产权、分销、营销以及售后服务。服务可为企业带来很多优势，例如缓和销量的周期性波动、提供利润率更高的收入流，还可以通过更密切的客户互动激发出新的销售或设计理念。在极端情况下，企业的整个商业模式都会从商品生产转向服务提供（例如从汽车销售转向交通服务，或者从套装软件和服务器销售转向云计算订阅服务）。要在服务领域获得卓越表现，企业需要洞悉客户需求，投资数据和分析技术，还要开发适当的订阅模式，也即根据使用量或性能来收费的服务合约。
重新考虑自己的运营决策，以应对新的风险。企业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就是选址和投资新能力。时代已经不同，自动化技术的快速进步、要素成本的不断变化、风险的持续扩大、以及对速度和效率的要求提高等多种因素正在推动各种商品生产价值链走向区域化。或许企业应该考虑将生产基地设在全球关键消费市场的或其周围。在投资之前，企业应该充分考虑选址决策的各种风险和后续落实成本——但如今不少企业考虑得并不周全。如果企业希望更出色地制定运营相关决策，就应该采用容纳多种风险因素的动态情景分析法，而不是只从需求或成本等某个单一因素的角度展开预测。
保持灵活性和弹性。二战之后确立了几十年的世界秩序或将瓦解，导致企业面临的未知因素更加复杂多样。历时几十年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也许会发生逆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也可能继续提高。各国政府都在重新考虑把数据和无形资产的流动纳入课税体系。敏捷运营有助于企业为这些不确定性做好准备。具体措施多种多样，例如使用多功能通用平台在各个产品线和工厂之间共享配件。很多企业也运用各种手段让采购更灵活，包括价格对冲、长期合约、塑造客户需求以推动替代品的销售，以及在供应链中构建冗余。
尽量缩短产品上市周期、尽量靠近消费市场。在销售和消费者行为领域，每个行业的企业都积累了大量的高粒度即时数据，只有具备强大的生产和分销能力，才能充分利用从这些数据中提炼出的洞见。缩短产品上市周期可加快企业响应客户需求的速度，并减少因预测失误而产生的产品浪费。企业未必要在全球各主要市场中大规模实施回岸迁移或彻底的垂直整合，它们不妨选择延迟制造——也就是在远离终端市场的地方制作基本标准化的产品，然后在靠近终端市场的地方完成最终产品，并添加一些定制元素。
与供应商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上一轮全球化，价值链的碎片化和离岸外包导致很多企业跟世界各地的供应商保持了一定距离，但这种做法潜藏着很多风险和成本。企业不妨首先确定哪些供应商对自己最为重要，然后向它们寻求创意支持，并加深彼此的联系。随着供应链提供的产品价值份额越来越高，真诚合作的企业可以确保自己受到优待，并从供应商提供的新产品理念或流程效率中获益。规模较大的企业还可以沿着价值链推动系统性变化，例如提高劳动标准和环保标准。物流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也可能改变供应链的现状，但如果要真正看到结果的优化，就需要进行价值链的端到端整合。因此，规模较大的企业或许需要帮助中小供应商升级和增加数字能力，以便充分实现价值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