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美国对金融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多德-弗兰克法案》，同时全球围绕银行持有更多资本达成了《巴塞尔协议Ⅲ》等一系列国际协议。
事实表明，现在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的状况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世界各地的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银行表外业务变少，更多的大型系统性金融机构受到监管，且现在有一些以前没有的政策工具，可以用来应对倒闭的金融机构。
与其他专家一样，我也对中国经济的某些方面感到担忧。其实相比之前，一些曾经令世界担忧的中国经济失衡问题已经有所改善。比如，十年前的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如今已不复存在，中国的经常账户基本处于平衡状态。我认为中国的外部均衡已经改善了很多，对出口的依赖减少，这点很重要。我曾经做过一个计算，如果中国想保持和过去一样的出口增长速度，其他国家从中国购买的商品总额，需要达到全球GDP的150%才行，而这是不可能的。
在转向依靠内需，尤其是依靠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目前做得比较成功，但中国的投资比重仍然非常高。中国在资本运用方面非常成功，可能比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历史时期都要成功，但仍然没能做到确保所有可用的资本都得到有效运用，无论是公共基础设施、住宅和商业地产，还是商业投资。这导致信贷占GDP的比例过高。
中国仍有大量储备，对银行体系实施严格管控，这使得中国拥有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多的政策工具来应对危机。中国还有非常能干的经济官员。所有这些都给了我一定的安慰。但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更加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在一些失衡现象减少的同时，另外一些失衡正在增加。如果没有这些问题，我将会感到更加欣慰。
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当前面临两大威胁值得所有国家关注。
第一大威胁是经济增长的非自然放缓。这是指衰退，经济增长低于潜在水平。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得不到解决。我认为美国优先考虑的一些要求反映了对经济问题的错误解读，比如没有完全理解贸易并非零和游戏，而是对两国都有好处。但我觉得美国的一些要求并不只来自于特朗普总统，也是美国各个政治派别普遍认同的，即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都应遵守全球规则、尊重知识产权，以公平、透明的方式行事，在投资中不歧视任何国家。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一直在努力与中国谈判双边投资协定，我认为这为中美两国推进以上这些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本届美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但我认为，其想要达成的最终目标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金融体系面临的第一个威胁是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贸易战，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全球央行的失误，但这种可能性现在看来较小。因为各国央行似乎非常清楚全球经济中的风险，并且正积极采取行动应对。有时候经济衰退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背后的原因包括悲观主义、动物精神和一些想法的自我实现。但这只是一种担心，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我认为金融体系会更加稳健，而且大多数衰退不会引发金融危机。至少我认为下一个衰退不太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但我们应该居安思危。因此，第一个风险是经济的快速放缓，这是一种非自然现象。
第二大风险，也是我认为更有可能的一种风险，是当经济自然减速时，政策制定者错误地试图阻止，他们认为这不应该发生，并试图逆转，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放缓是结构性的，并且想继续保持过去的增长率。
如今，中国和美国都面临人口日益老化的问题。在美国，年龄在25-54岁之间的劳动力增长十分缓慢，而这一群体恰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在中国，25-54岁的劳动力规模也在缩减。
中国曾通过赶超和适应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理念取得自身发展，但现在在许多重要领域，中国是世界上的领先者，例如人工智能领域。所以现在中国学习赶超的机会已经远远少于二三十年前。
我做了一些计算来预测中国未来25年的增长率，使用的是适用于很多国家的比较标准的模型。利用这些模型，得出了4%的增长率。这些模型有可能低估了中国经济前景，可能会有误差，所以有可能过于悲观了。但认为这还是很有道理的，4%的增长率是令人兴奋的。因为如果美国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都会兴奋得发疯。问题是，如果这是潜在增长率，却期望有6%或6.5%的增长率，并制定政策来弥补潜在结构性增长率和目标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往往就要进行信贷扩张。
坦率地说，我认为两个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在美国，由于人口原因，增长率要慢得多，我们的生产力增长在过去较短的一段时间内非常快。本届政府预测经济增长率将回升至3%，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预算，而与此同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增长率只有2%。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政府高估了经济增长。
我想再次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经济出现了快速的、非自然的放缓，有很多政策工具能够而且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是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放缓，而政府又试图逆转这种放缓，就会适得其反，创造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风险。
展望未来，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增加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潜力。网络安全方面的风险，是经济下行方面的一个主要风险，但同时我也认为有很多潜在的利好因素，比如人工智能。
我曾经和美国一些顶尖的人工智能领域人士交谈，一些在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工作的人，他们几乎都认为，中国人工智能的未来会越来越好。因为他们自身也能学到很多东西。美国主要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学术组织——人工智能协会，这个协会有超过一半的论文来自中国。只要能够秉持学术透明原则，当中国掌握新的东西的时候，美国也会从中学习收益，反之亦然。
事实上，即使缺乏这种透明度，我们也很难把所有知识归为己有，因为知识总会外溢，我们可以观察别人在做什么。
我认为，只要加强合作，就有可能实现更强劲的增长和更强大的金融体系。但即使没有积极的政府间合作，比如贸易协议，人工智能会议本身也是一种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形式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扩张，这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好处。我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减少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下行风险，也就是结构性增长放缓。
在解决结构性放缓问题方面，我们没有很大的空间，就好像面对人口问题我们也经常力不从心。但我认为，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上面提到的合作方式来解决问题。（本文系作者在CF40举办的主题为“全球经济展望与金融风险挑战”的国际交流晚餐会上发表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