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起，世界经济进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针对这一新的现象，西方学术界提出新国际劳动分工、世界体系等理论。
受这些理论影响，1982年和1986年美国城市与区域研究学者弗里德曼两次撰文，提出世界城市假说。1991年，萨森出版了《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一书。虽然两人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但共同开创了城市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即世界/全球城市研究。1991年，笔者撰文“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世界城市和我国中心城市的发展”，介绍了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世界城市假说，在国内最早介绍了世界城市研究动态，认为世界城市概念的提出对我国中心城市的发展有借鉴意义，主张加快我国城市国际化的步伐，率先建设北京、上海两个国际城市，同时优先发展中心城市的生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业。
长期以来，国外世界城市研究一直聚焦于世界城市的功能、网络联系、社会结构等方面，对世界城市的成长机制、国家与世界城市的关系等关注不够。
关于世界城市的崛起，英国地理学家霍尔曾在1986年撰文，首次把世界城市的形成与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结合起来，探讨了19世纪中叶第二次长波对伦敦等世界城市形成的影响。他认为当时的新产业——钢铁工业带动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由此形成汇集于国家首都如柏林、巴黎、伦敦的铁路系统，从而使得这些首都城市能够集聚原材料和劳动力发展大规模的制造业，并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为这些城市成为世界城市打下了基础。但是，霍尔只是简单阐述了长波与世界城市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未系统地研究自18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中期四次长波对世界城市崛起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初，针对计划经济造成的条块分割，我国学术界提出要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经济区。1986年，国务院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指出，上海除了要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科技、贸易、金融、信息、文化中心之外，还应当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央首次提出中国城市建设的国际化目标。
1993年，在中央政府提出浦东开发开放，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即“三个中心”的背景下，上海市政府组织了“迈向21世纪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笔者也参与其中，重点研究长波、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与世界城市崛起的关系。自18世纪末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已经历了四次长波，促使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从英国向德国、美国，再向亚太地区转移，相应形成伦敦、纽约、东京等世界城市。
这是因为，由创新带动的每一次长波都会形成新的主导产业，进而带动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形成和转移。第一次长波和第二次长波分别形成煤炭、钢铁等主导产业，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第三次长波形成电气机械、汽车、化学等主导产业，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至德国、美国；第四次长波形成电子、航空航天等主导产业，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至美国西部和日本领衔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的过程中，相应形成伦敦、纽约、东京等世界城市。
笔者认为，长波、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与世界城市成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更为复杂。从长波视角对世界城市的形成机制进行研究值得深入探讨。例如，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就没有形成像伦敦、巴黎那样的世界城市，这显然与德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经济的15%。另据世界银行测算，2013—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这表明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在向中国转移。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崛起若干个世界城市有其必然性，但是必须清楚，世界城市的崛起与其影响力的增加不一定同步。
近年来，英国/比利时《全球化和世界城市（GaWC）》研究团队的世界城市网络成果在中国的影响甚大。该团队依据萨森全球城市和卡斯特“流动空间”理论，选择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生产服务业企业构建全球总部-分支机构网络。研究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已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网络，且在该排行榜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2018年，列入世界城市网络名单的中国大陆城市有38个，其中北京排名第四，上海排名第六。但显而易见，北京、上海的排名甚高，却仍不具备像纽约、伦敦那种对其他世界城市的辐射能力。由于中国拥有世界影响力的先进生产服务业企业数量很少，入选企业数量有限，使得排名结果更多反映为发达国家先进生产服务业跨国公司在中国城市中的扩散，而不是中国的世界城市对世界的影响力。另外，如果从综合实力角度进行评价，其结果也会不同。比如，科尔尼《2018年全球城市指数》采用综合指标对世界城市进行评价，纽约、伦敦、巴黎、东京位居前四名，北京降至第九位，上海更降至第十九位。可见，国家经济实力增长固然是世界城市产生的必备条件，但还有其他因素对世界城市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在世界城市研究中，对国家与世界城市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相对薄弱。由于全球化带来的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去国家管制的特点，萨森认为国家的发展与全球城市之间存在着系统的不连续性，促进全球城市发展的因素，不一定有助于国家的发展。例如，伦敦是领先的世界城市，但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目前只占世界经济的3%左右。凭借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管理制度创新，伦敦才继续保持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继上海提出建成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中心后，北京、广州等城市也先后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但如前所述，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著名全球城市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为什么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后，尚未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呢？究其原因，全球城市功能的集聚与提升既与国家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也取决于该国的市场化、国际化水平。中国建设全球城市离不开整个国家发展的大背景，甚至还要考虑来自既有全球城市的竞争。
首先，1992年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非源于自身的科技创新所带动，而是实施全面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大量涌入的外商在华投资，或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或为了占领中国市场。受出口导向型战略影响，中国逐步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但出口商品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较低，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本世纪以来，中国逐步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油、铁矿石、铜、大豆等农产品的进口国，但纽约、伦敦、芝加哥的期货市场控制了这些商品的定价权，美元是大宗商品的结算货币。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特点反映了中国经济目前“大而不强”的现状，这不能不影响中国世界城市的建设。
其次，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和制度建设滞后，制约了中国世界城市能级的提升。世界城市的能级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各类要素市场的全球影响力，但要素市场的运行必须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来保证。目前，中国有三个国家级的金融中心，其中北京除作为中国经济决策的中心外，还集聚了中国主要的国有银行和保险公司；上海在中央的支持下是各种要素市场的汇聚中心，集聚了商品、外汇、证券、黄金等交易所；深圳也拥有证券交易所，且日交易额超过上海。
但各类资本要素尚未实现充分的自由流动，行政监管仍起主导作用。例如，企业上市实行审核制，必须由证监会批准。中国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的推进步伐也较为缓慢。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以日均外汇交易额占全年国际贸易额的比重这一指标为例。2016年，中国的日均外汇交易额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中排名第12位，仅占当年国际贸易额的比重5.68%，而美国、日本日均外汇交易额占全年国际贸易额的比重分别为66.99%和69.47%，英国更高达448%。从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来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海外上市公司占比均超过20%，其他国家和地区证交所亦有海外上市公司，而上海和深圳两个证交所至今还没有一家海外上市公司。
以上分析表明世界城市的崛起离不开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但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仍处于转型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形成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其目的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机制和体制。2018年中国进一步扩大了改革开放，一是中央给予上海自贸区扩容，在证交所设立科创板，实施注册制等新政策；二是中国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对外资进入中国的领域和持股比例亦有所放开。这些举措意味着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继续与世界经济接轨，这有利于中国世界城市的长远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强中国世界城市特色功能的研究。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与萨森的全球城市概念有所不同，后者强调金融和专业服务业的重要性，而这正是中国经济的弱项。中国世界城市的长处在于综合实力较强，其中科创能力在迅速上升。因此，中国世界城市的建设宜对标城市性质更为接近的世界城市，形成自己的功能特色。例如，北京作为首都可对标东京，重点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可对标我国香港，加强自贸区建设、提升要素市场的国际化；粤港澳可以对标旧金山湾区，打造全球重要的科创中心。
此外，中国世界城市建设还需和城市群、城市网络建设相结合。早在1976年，戈特曼就提出世界六大都市带的概念，其中发达国家的五大都市带分别以纽约、芝加哥、伦敦、巴黎、东京等世界城市为核心，它们是大都市带的孵化器，亦是联系世界的枢纽。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城市群的发展。《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提出要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世界级的城市群需要相匹配的世界城市。但我国城市群内部发展差异普遍较大，城市群和非城市群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更大。如何以世界城市、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组织都市圈、城市群乃至覆盖整个国家的城市网络，应成为我国世界城市研究的又一个新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