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角网”按：本文系美国外交官、知名汉学家傅立民(Chas Freeman)先生5月初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作者授权“钝角网”翻译发表。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的贸易战迅速蔓延到了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如今华盛顿试图解除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状态，削弱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抵制其对外投资，对其公司造成破坏，阻碍其技术进步，对其背离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许多做法施加惩罚，向其边界地区发起挑战，了解其国防信息，并保持随心所欲地穿透这些国防设施的能力。
这些做法所传递出来的与中国相敌对这一信息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显然可以理解的。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这反映了美国的一种协调一致的观点或者战略。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今在华盛顿，已经不存在井然有序的政策过程，从而协调、和缓，或是控制政策的制定以及执行过程了。恰恰相反，这名民粹主义总统事实上宣布针对中国进入了“言论开放期”。这使得特朗普政府中的所有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抨击中国。所有参与国际事务的部门和机构——例如美国特别贸易代表、国务院、财政部、司法部、商务部、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都在各行其是。总统掀起了一场毫无组织纪律的突击行动。他显然认为，这会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令中国屈服于自己的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要求。当他于2020年寻求连任时，这将成为可供他吹嘘的业绩。
特朗普总统任期是建立在下层中产阶级对于被移民所取代以及工作岗位被外包给外国人的恐惧情绪基础上的。他的竞选活动在美国老百姓——尤其是虔信宗教的美国老百姓——对于本国管理层和政治精英对于自己福祉显而易见的轻蔑对待与无动于衷所产生的愤怒情绪中寻得了根基。对于很多人而言，中美之间贸易的不平衡以及中国对美国技术的窃取成为了解释收入分配越发不均、机会平等每况愈下、就业市场的去工业化以及乐观情绪烟消云散等美国社会中种种现象的原因。
就对中国的看法而言，如今许多美国人都在潜意识里将傅满洲（编者注：福满洲，是英国推理小说作家萨克斯·罗默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虚构人物。1913年在《傅满洲的谜团》一书中首次出现。按照书中的描述，傅满洲是一个瘦高秃头，倒竖两条长眉，面目阴险。这个角色还通过戏剧、电视、广播和动漫等方式塑造超过90年）那阴险的形象、日本在令人紧张不安的八十年代向美国工业与金融方面的支配地位发起的挑战，以及生存遭到威胁的危机感(类似于催生了《排华法案》的反华情绪)结合到了一起。
与此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美国精英阶层的无能，种族暴力事件和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不时爆发，华盛顿政坛一而再再而三陷入瘫痪的处境，再加上“美国优先”这一傲慢的单边主义口号，也极大地降低了美国对于中国精英的吸引力。
结果就是，如今中美关系之间的互动充斥着对彼此的责难，却缺少在经验上具有足够依据的信息，以佐证其行为所激发出的激动情绪。对于双方来说，对方都被认定犯下了大错。针对对方的指控，双方都无法通过任何程序来证明自己并无过错。没有根据的胡乱猜测、推想、从可疑的假设出发进行先入为主的推理，以及媒体所引发的幻象，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重复，以至于被当做了事实。当代美国民粹主义的煽动确保了在这个国家，压根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以激发起有关中国的大声喧嚷。与此同时，中国用民族主义情绪来回应美国粗暴的言语，将打碎了的牙齿咽进肚子里，克制着不以相同的方式展开反击，同时默默地谋划着进行报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们正在步入的不只是后美国时代，还是后西方时代。在许多方面，新兴世界秩序的轮廓尚不清楚。但其中有一个方面是确定的：在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之中，中国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美国作用的重要性在下降。就这一未来而言，对于中国财富和实力的与日俱增，特朗普政府的回应并非吉兆。中美两国如今形成的相互憎恨和敌对的这一模式可能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果真如此，对于两国以及对于世界的繁荣与和平而言，其后果都将是极其不安的。
就目前而言，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似乎成为了由诸多相互矛盾的势力与因素混合而成的载体，这其中各种势力与因素都各有自己的宣扬者和支持者。某些人的憎恨情绪抵消了另外一些人的赞赏之情。现在美国政府中似乎没有一个人评估了这种以不加协调的方式对待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国家对美国的总体利益以及福祉会造成何种影响。在美国似乎也很少有人考虑了与中国的敌对关系对美国及其亚洲伙伴造成的损害要超过对中国造成的损害这种可能性。或者，在极端情况下，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甚至可能导致毁灭性的跨太平洋核交火。
对于中国的某些抱怨之声来自于扭扭捏捏的恐华者，这些人将自己与特朗普总统捆绑到了一起。他们的有些抱怨之声是完全有理由的。中国慢慢接受了知识是可以被排他性占有的财产这一资本主义观念。但这毕竟是与将复制视为奉承而非对天才的侵犯这一中国千年以来的传统相悖的。中国商界人士不仅仅针对彼此展开剽窃知识产权的行为，针对外国人也是如此。其他人在过去或许也有过相同的行为，但他们这样做的程度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单是中国的体量就使得其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变得不可容忍了。在不尊重私有产权的态度得到纠正之前，无论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是中国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关系，其潜力都是无法实现的。美国和欧盟坚持要求中国政府解决这一问题，这样的态度是正确的。
许多中国人也对此表示同意。在中国国内市场中有一部分人默默地欢迎外国为强制执行专利与商标法而施加的压力，因为他们也是大量商标与专利的创造者。甚至还有更多人希望贸易战会迫使中国政府重振“改革开放”。更加公平地对待外国投资的中国公司不只是个合理的要求，而且符合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政治上占据弱势的中国私人部门的利益。中国的保护主义是一扇并未上锁的门，美国及其他人应该继续推这扇门。
但其他针对中国的抱怨则要么是部分有道理的，要么是毫无道理的。有些人回想起了赫尔曼·戈林在纽伦堡审判时的世故言辞：“人们总是会满足领袖的要求。这很容易。你需要做的只是告诉他们，他们遭到攻击了，并且谴责和平主义者缺乏爱国精神、令国家暴露在危险面前。在任何国家，这一套做法都奏效。”在中美之间安全关系恶化的过程中，这样的操纵式逻辑就在发挥作用。社交媒体和专业媒体使得一切都显得像是真的一样，却使得任何真理都遭到质疑。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阴谋论、虚假叙事、伪造的报道、虚构的“事实”以及公然的谎言等污浊难闻的互联网世界里，有关中国的毫无根据的假定迅速成为了根深蒂固的信念，早就遭到驳斥的迷思和谣言轻而易举地就会死灰复燃。
想想吧，一名印度雄辩者发明的这一精炼的短语——“债务陷阱外交”——迅速就被普遍接受，被认为是概括了中国的掠夺性国际政治-经济政策。然而被加以引用的所谓“债务陷阱”唯一的例证只不过是汉班托塔港，这是此后遭到推翻的斯里兰卡前专制总统发起、为自己的家乡增光添彩的一个项目。他的继任者作出了正确的评判，认为这是一个大而无用的项目，于是便将其转交给了中国公司，并且要求这家公司将债务替换为股权。为了收回自己的投资，这家中国公司如今必须为这座港口建设经济腹地。与其说汉班托塔是“债务陷阱”的例证，不如说这是一笔被套牢了的资产。
此外，中国如今常常被指责犯下的某些错误，其实用来指责当前的美国，要比指责中国更加合适。此类最具讽刺意味的指控之一是，指责中国——而不是反社会的、向国际现状发起进攻的“美国第一”政策——破坏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那些睿智的美国国务家在七十多年前塑造的多边秩序。然而无视《联合国宪章》、退出各种条约与协定、试图令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以双边保护主义计划取代以比较优势为基础从而为国际贸易提供便利的多边机制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世界贸易组织的本意是成为重商主义——这又被称为“政府管控下的贸易”——的“解毒剂”。中国变得愈发强烈地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是中国崛起、实现繁荣的首要源泉。中国成为美国设计并实现的那一贸易与投资机制的坚定捍卫者，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相较之下，特朗普政府则完全是重商主义的，即试图通过将进口降到最低程度、将出口扩大到最大程度，通过单边施加关税与配额，同时令美国免于受那些它坚持要其他国家服从的规则限制，来提升本国实力。
除了指出“与中国的接触未能转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因此应该放弃这一战略”这一命题的荒谬性外，我不打算再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了。那些最为激烈地宣扬这一虚假命题的人士，正是那些曾经抱怨称改变中国的政治秩序并非与中国接触的目标、但应成为这一目标的人士。他们如今却又因与中国的接触并未实现他们希望实现、并且曾经知道并未实现的目标，而谴责这一战略。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美国与其他非自由主义社会(例如埃及、以色列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或是杜特尔特治下的菲律宾)的接触，都并未因未能改变这些社会而受到谴责。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低估美国对中国开放四十年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美国与中国的接触帮助中国制定了迅速地使得至少五亿人口摆脱贫困的政策，将中国从一个愤怒、贫穷、孤立、希望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国家转变成了一个主动、越来越富裕、成功地参与这一秩序的国家。它催生了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如今已经是世界经济增长最为强大的推动力，而且直到贸易战打响之前，这一经济体还是美国增长最为迅速的海外市场。美国与中国的接触帮助改革了其教育体系，创造出了一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劳动力，这支劳动力已经占据了全球经济中此类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国曾一度拖了人类发展的后腿，但如今却成为了加速推动人类发展的发动机。这样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与中国接触战略的深度与广度。
此外，我们也不应该低估中美之间经济脱钩、政治敌对和军事对抗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美国如今的政策正在使得上述现象变得制度化。即使中美两国结束了当前这场贸易战，如今华盛顿似乎也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尽其所能遏制中国。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吗?试图做到这一点，代价和后果会如何?如果美国放弃与中国的接触，美国对中国未来的演变还能施加怎样的影响——如果说还能施加任何影响的话?在中美两国敌对式的共存这一条件之下，中国未来的演变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的?
接下来我将针对这些问题，列出可能的答案。
如今将中国与美国经济联系在一起的供应链是经由市场管控下的比较优势塑造出来的。美国试图强行实施政府规定的关于中国购买农业产品、半导体以及此类产品的额度。这样的做法象征着政治势力凌驾于市场力量之上。通过同时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伊朗核协议，以及其他一系列协定与条约，华盛顿表明了自己不再能够被信任会尊重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美国政府还表明了，它可以无视其农场主和制造业工厂主的经济利益，强行施行由政治动机推动的对这些产品的禁运。中国从近来美国外交举动中吸取的基本经验就是，人们不应再信赖美国的言辞，或是依靠其工业与农业出口品了。
出于这些原因，中国与美国之间将要达成的贸易“协议”——如果两国之间会达成贸易“协议”的话——充其量只不过会是后续争斗之前的停火。这将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不是长期的重振中美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使其变得更加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中国政府未来将不会允许中国变得过于依赖涉及像特朗普的美国那样反复无常和充满敌意的国家的进口品或是供应链。与之相反，中国将开发美国以外的食物、自然资源和制造品来源，同时提高自力更生的程度。美国工厂主和农场主进入中国市场受到限制，这将导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受挫。通过试图减弱美国与中国相互依赖的程度，特朗普政府在不经意间使得美国成为了正在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的中国市场最后考虑的对象。
中国经济的规模还将令美国制造商“失去”中国市场的后果进一步雪上加霜。中国服务业之外的经济已经令美国服务业之外的经济相形见绌了。经济规模是很重要的。建立在具有无与伦比规模的国内市场基础上的中国公司，所具有的规模经济，使得它们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了巨大的优势。随着中国对美国的保护主义做法以牙还牙地进行报复，生产诸如建筑器材或是数字交换机等商品的美国公司刚刚因为被增收了关税，而在中国市场上被置于了严重的不利地位。美国公司如今在中国市场上遭受的此类新障碍的一大副作用在于，中国公司不仅可以在中国市场上，而且还可以在第三国市场上，与美国公司展开更加有效的竞争了。
与此前美国试图说服盟国和贸易伙伴抵制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努力相比，这样的做法成功的可能性并不会更高。此举会导致美国陷入孤立，而不是中国。从外部对“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与之相关的项目指指点点，并无助于将其塑造得有利于美国的利益。这只会博多美国公司通过参与其中而可能获得的利益。
美国的所作所为似乎是出于对单纯的双极世界秩序的怀旧之情。在这样一种双极世界秩序之中，可以通过向其他国家施压的方式，迫使其站到美国这一边，或是站到美国的对手那一边。然而，和美国曾经的对手苏联不一样，中国并不受阻于功能失调的意识形态与经济体系。更加重要的是，如今的中国是国际社会至关重要的一个成员，而不是像苏联那样的局外人。如今，没有国家还愿意被迫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作出选择了。恰恰相反，它们都试图尽可能地从与中国、与美国，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获取最大利益，只要这些国家能够为它们带来好处。非此即彼的选择、外交官的群体思维，以及冷战风格的阵地战，已经被民族性身份政治和对于政治、经济与军事利益的投机式追求取代了。过去的效忠情况再也不能决定当下的行为了。
可悲的现实是，曾经引领创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核心——的美国，如今却既不为这些机构及其成员提供资金，也不推动其改革。而在供给、需求、财富和实力都发生了转移的情况下，要想推动发展，资金和改革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与其他国家正在创建的那些新的组织，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等，并非是在以掠夺的方式闯入由美国主宰的国际金融这一领域。创建这些组织，是针对金融与经济需求未获得满足所作出的必要的回应。谴责这些组织，并不能改变现实。
其他国家并不将这些组织视为取代此前存在的那些放贷机构——长期以来这些机构都是由美国领导的——的组织。这些新的机构对世界银行以及地区性开发银行构成了补充。它们的运作方式比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那些机构所开创的放贷规则有所改善。中国是这些新开发银行的主要出资国，但并不像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那样，拥有否决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职员来自多个国家(占据关键职位的还包括美国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首位行长是印度人，而且迄今为止其主要放贷行为都发生在南非。
华盛顿选择了抵制中国发起的一切事物。迄今为止，旨在排挤和削弱中国影响力的这种做法所造成的可悲的、但完全在预料之中的结果便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非但没有遭到削弱，反而更加扩大了。通过拒不参与此类新机构，美国使得自己在多边发展金融领域的总体治理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第三，美国试图阻挠中国的国际投资，遏制其技术公司，并阻止其科学与技术进步。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为阻止中国对美国工业和农业进行投资的行动被广为宣传，并且变得越来越频繁了。美国官方对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的谴责也越来越频繁，还不时地采取行动，试图令其倒闭。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大声提出警告，声称美国大学校园中的大量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这令人不安地回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反德情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反日情绪，以及冷战时的反共情绪。华盛顿正在调整签证政策，使得这些“危险的”人们被美国大学录取的难度增大。华盛顿还发起了一场咄咄逼人的运动，试图说服其他国家也拒绝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内容的中国投资。
总而言之，这些政策说明美国政治精英决定阻挠中国的发展，而不是通过投资来加强美国与中国竞争的能力。然而没有任何理由能够令人相信这种做法可以取得成功。在过去三年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两倍还多。第三方国家公开地拒绝和美国一道反对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它们想要获得的是中国投资将提供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开放。美国对于这些国家与中国做生意的意愿提出谴责，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很少有美国公司能够为它们提供可以与中国竞争者提出的条件相匹敌的报价。什么都不付出的话，你是无法战胜别人的。
同样还不清楚的是，美国政府对中美两国之间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劳动力的合作加以阻挠，这种做法会使得中国还是美国遭受更为严重的伤害。情况很有可能是这样：遭受最严重伤害的会是美国。相当多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似乎对宗教迷信、魔法和超级英雄比对科学更感兴趣。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移民，以及美国高校中的中国与外国研究者。特朗普政府却试图对这二者都加以限制。
中国已经拥有了全世界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劳动力总量的四分之一。如今，中国每年毕业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毕业生数量为美国的三倍。(讽刺的是，在美国，有相当数量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毕业生是中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的留学生。在美国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学生中，约有半数是中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的留学生。)美国与中国科学家不再进行接触，再加上美国研究机构中中国人数量的减少，只会进一步阻碍美国的科学进步。
中国正在迅速增加对于教育、基础科学、研究和开发的投资，然而美国却在减少对于这些活动的投资，而这些活动正是技术进步的基础。在中国，创新的速度正在明显加快。在其他国家的科研人员继续相互交流的同时，让美国不再与中国的科研人员进行接触，会导致美国面临着不只落在中国之后、还会落在其他外国竞争者之后的危险。
美国的海军和空军每天都在中国海岸进行巡逻，打探着中国的国防设施。美国在与中国开战时的战略——例如因台湾问题而开战——有赖于克服中国的这些国防设施，从而能够对中国的内陆进行打击。美国刚刚退出了《中程核力量条约》，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能够在中国周边地带部署核武器。就短期而言，因意外事件而触发战争——例如由南海和钓鱼岛的小事故触发，或是由台湾政客超出中国大陆对这个岛屿悬而未决的政治现状的容忍程度的某些举动触发——的风险正在增大。这些威胁促使中国的国防预算日益增长、其军事实力日益提高，旨在令美国在中国近海地区不再占据长期以来的军事优势地位。
就长期而言，美国主导中国周边地区的努力会导致中国军队在美国周边地区也作出类似的回应，就如同苏联曾经做的那样。莫斯科积极地在美国的大西洋沿岸和太平洋沿岸巡逻，在距离这两条海岸不远处部署了能够发射导弹的潜水艇，支持西半球的反美政权，并且凭借足以摧毁美国内陆的核打击能力威慑美国，令其不敢与自己开战。以什么为依据，华盛顿才会认为北京最终不能、也不愿针对美国军队在中国周边构成的威胁而对美国以牙还牙呢?
在长达四十二年的冷战期间，美国一直与其苏联对手保持着充分的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话。美国和苏联双方都明确地承认达成战略均势以及提出危机管理机制的必要性，以便降低在两国之间爆发战争和核交火的风险。然而，如今不存在此类对话、谅解或是机制，来对美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业已存在的紧张局势的升级加以控制。在不存在此类对话、谅解或是机制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具有的全部意图与计划的揣测，都并非出于真凭实据，而只是出于镜像思维。
中美之间的互不理解可能促使军事对抗更加激烈、并且增加这种局面可能导致的危险，这样的可能性正在增加。由于中国和美国的内部安全与反情报机构似乎正在你争我夺地试图在令对方国家的公民对本国心生不满之情方面比对方做得更加出色，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甚至进一步增大了。中国是个警察国家。对于身在美国的中国人而言，美国有时候看上去也正在成为一个警察国家。
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华盛顿继续当前这种做法，那么美国获得的利益将很少，同时会将大片地盘拱手让给中国，并且极大地增加自身福祉、全球领导地位以及安全局势所面对的风险。
从经济方面来说，中国将变得不那么欢迎来自美国的出口产品。中国将要么寻求实行进口替代政策，要么试图寻找能够替代美国的商品及服务的其他来源。随着接触世界上拥有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以及消费者群体的经济体的程度受到限制，美国在价值链上的地位将会下降。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关系的发展速度，将快于这些主要经济体与美国关系的发展速度，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的任何减少，都会被与其他国家贸易赤字的增多而抵消，因为当前位于中国的那些生产将会转移到这些地方。
随着中国为既存的一系列国际组织提供新的机构以及资金，以及在这些机构的管理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得到扩大。“一带一路”倡议将使得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扩张到欧亚大陆及其周边地区的任何一个角落。美国在全球规则制定及其执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将进一步衰退。中国将渐渐地取代美国，在全球贸易、投资、运输和新技术规章制定等方面成为新的标准制定者。
中国的技术创新将进一步加速，但这将不再是在与美国研究者以及研究机构的合作中实现的。与之相反，中国将自主地以及通过与美国之外的科学家进行合作，来实现技术创新的加速发展。美国的大学将不再吸引来自中国的最为优秀的大学生以及研究人员。在没有美国参与下所开发的新技术，与其说美国能够分享、不如说美国将无法获得其带来的收益。与此同时，美国长期以来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占据的优势地位将逐渐地化为乌有。随着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热诚以及联系烟消云散，中国人尊重美国知识财产的理由也将变得更少，而不是更多。
考虑到美国军力部署在前沿这一状况，中国军队拥有居于守势和交通线更短这一巨大的优势。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前正专注于反制美国在太平洋沿岸最后十分之一处，或者说是6000英里范围内，投射兵力的能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有可能会试图通过直接向美国边界地带施压的方式，来向美国向中国边界施压的做法投桃报李，就如同苏联军队曾经做过的那样。
如今在美国军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存在着的敌对关系已经助长了两国军队之间的军备竞赛。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和加速。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迅速地缩小自己的军事实力与美军军事实力之间的差距。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研发核三位一体，以便匹敌美国的核三位一体。好消息在于，中美之间相互的核威慑看上去仍然是可能的。坏消息在于，台湾的政客以及他们在华盛顿的同路人正在坚决地挑战那些在过去四十年间用对话与和解使得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冲突局面得以缓解的政策框架与相互谅解。在台湾，有些人似乎相信，当他们与大陆发生冲突时，能够指望美国出手干预。中国内战并未结束，而是在1950年时由于美国的单方面干预而中止了。如今，这场战争比数十年来的任何时间都更加接近于重新打响。
关于中美关系政治-军事方面，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任何曾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如今经常无法通过安全审查。这确保了很少有情报分析人士能够拥有“指尖上的触觉”——即从直接经验中得来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对于真正地理解中国或是中国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对此不必担心。因为特朗普政府根本不相信情报部门。如今，政策是根据混杂着媒体炮制出来的幻想的无知出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些野心勃勃的美国人开始在龙粪中搜寻未被消化掉的中国恶意这一金块，从而在掌权者热衷于此类事物之前就能因此吹嘘自己。中国有句老话很好地总结了这种做派：“屎壳郎带花，又臭又美。”
总而言之，这样的做法是无法在应对中国的财富与权势与日俱增对美国提出的多重挑战方面取得成果的。那么，该怎么办呢?
我在此将提出几点设想。
首先，接受这样一种现实：中国体量太大了，而且在国际体系中扎下的根太深了，是无法通过双边的方式加以应对的。国际体系需要作出调整，以适应中国的崛起所造成的地区与全球财富与实力均势的这种地壳移动式的重大变化。要想拥有成功地应对如今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一丝希望，美国就需要获得一个由富有理性和远见的人士组成的联盟的支持。如果美国继续以蔑视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方式采取行动的话，美国就不可能获得这样一个联盟的支持。华盛顿需要重塑建立在外交与礼让基础上的治国之道。
其次，需要忘记政府管控下的贸易以及其他形式的重商主义。没有人能够指望在这样一场国家统制主义的游戏中战胜中国。世界不应做此尝试。世界也不应该鼓励中国政府以牺牲市场力量或是中国的私有部门为代价，来管控贸易。各国政府可以而且——在我看来——应该制定经济政策目标，但如果是市场、而不是政客，通过分配资本和劳动力来实现这些经济政策目标的话，任何人都将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第三，与其假装能够在地区和全球治理中拒绝赋予中国重要的角色，不如优雅地承认现实。与其试图削弱中国，不如利用其财富和实力来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中国正式在这一世界秩序中实现繁荣的。世界贸易组织正是这一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第四，应该接受这一现实：美国继续与中国在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保持开放，会令自己获得更多利益，而不是失去更多。需要保持警惕，但不应过分。最好继续保持目前这种开放和跨国合作的局面。要针对中国开展工作，说服它相信对它而言技术盗窃的成本最终会变得太高，从而不值得承担。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不要再在中国沿海地带进行挑衅性的军事行动。不要再频繁地用“航海行动的自由”来对中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提出抗议，而是转而展开对话，争取双方对彼此的相关利益与原则达成相互谅解。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且利用该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尽可能地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对抗，并且寻求展开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行动，例如保护商业船只，等等。寻求双方共同的立场，同时并不否认双方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
总而言之，中国和美国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应对长期以来遭到忽视的国内问题。做更多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只会使得中国和美国都无法维持目前这种和平、繁荣和国内安宁的程度。然而中美之间更具合作性的关系却能够做到这一点。中国与美国这样的两个大国之间敌对式的共存将会导致两国都遭受伤害，使得任何一方都无法从中获益。这会导致不可接受的风险。美国人和中国人都需要离开我们如今身处的这条道路。我们能够——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对我们而言都更好的前进之路。
（作者曾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美国驻华公使等职，在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他担任美方首席翻译；本文原题《论与中国的敌对式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