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陆人口从建国以后的5.4亿增长到2018年的13.95亿，经历了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和增长放缓。人口转变构成了新中国人口发展的基本主轴。我国人口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死亡率下降驱动的人口转变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1970年代到2000年，基本上是生育率下降驱动的人口转变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本世纪以后，我国人口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时期，完成了人口转变。
可以认为，新中国人口发展是我国历史上人口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如果对这段时期我国人口发展进行总结，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实际上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具有超前的人口转变和快速的人口转变的特点。这无疑受到19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制度和政策控制的影响。对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在1980年代表现为政策因素为主；1990年代表现为一半是政策因素影响、一半是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进入本世纪以后，我国生育率下降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计划生育制度在1980年代被写入宪法，成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可以发现以降低生育率和控制人口为导向的计划生育政策干预，对上世纪后半期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发挥了巨大影响。
我国人口发展受到显著的制度影响和政策干预，还表现在人口迁移和流动方面。户籍制度作为基本的迁移管理和社会管理制度，在1950年代得到建立。1980年代以后，户籍制度逐步改革，与户籍制度相关联的暂住证制度、居住证制度，以及各种条件户籍的改革举措，对人口空间迁移和人口管理产生影响。同时，我国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也与1950年代以后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相联系，并带来人口预期寿命从1950-1970年代很快地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在1990年代以后，卫生体制改革对于人口死亡率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于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显著的。
所以，从建国以来的人口发展历史看，我国的人口变动很强地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人口变动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制度因素在中国人口发展中具有显著作用。在对人口发展开展管理和服务的制度实施中，我国在政府系列中成立了计划生育的职能部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职能也经历了不断的调整。我国也通过公安的户政管理、卫生部门的健康管理等对相关的人口事务开展管理。为了促进人口事务的综合管理，当前我国在发改委体制下还设立相应的人口部门。这些都说明，我国的人口发展具有很强的制度因素影响。
作为幅员辽阔的大国，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强化了人口发展的不均衡性，表现在人口发展的地区差别非常显著，在生育率水平、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人口的城镇化状况、老龄化程度、人口的教育程度，以及人口迁出迁入的态势等，几乎在所有的人口发展指标上，地区间的不平衡性都是非常显著的。这种地区间的差别性直到现在仍然显著存在。
建国以后快速的死亡率下降、快速的生育率下降，以及改革开发以后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使得人口变动在较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动，使得我国人口发展表现出一种压缩式的人口转变特征。压缩式的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动，例如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变动很快，人口老龄化提高的速度很快，以及城乡结构经历快速变化，我国城镇化水平从1980年的20%左右增加到当前的59.5%。压缩式的人口转变带来人口过程的变动比较剧烈，人口问题集中产生，人口的快速变动使得人口与发展的协调问题表现得非常尖锐。
第四，我国人口变动具有较强的波动性。
人口过程的动态性是人口发展的基础，压缩式人口转变带来快速的人口变迁，以及城乡和空间的不均衡所带动的不断调整，使我国和我国不同地区的人口发展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
我国的出生人口数存在着波动性。以出生2000万人口为标准来看，从1962年到1976年，事实上有第一波的人口出生高峰；从1982年以后到1991年，这十年间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显然受到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性的影响。因为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的育龄妇女到了育龄阶段，往往会带来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但是也看到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比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的峰值更低了。预想中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事实上并没有出现。出生人口的波动性是年龄结构波动性的基础，出生人口的波动性影响学龄人口的波动性、育龄人口的波动性、劳动适龄人口的波动性等等，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持续影响。
我国的死亡人口和死亡率也存在先下降再上升的波动性，前者主要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带来的死亡率下降，后者则主要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伴生的死亡人口增长的结果。人口空间迁移的方向和程度也存在显著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基本上可以用改革改革带来向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口迁移流动为分界。而近年来在国家整体均衡发展的态势下，分地区的人口波动性也正出现新的特点，以及在快速城镇化的现在，也出现部分城市人口增长和部分城市人口萎缩的空间的波动。人口出生、死亡、迁移的较为剧烈的波动性，对人口结构及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出锯齿般的影响，考验着公共决策的智慧。
70年的人口变动的历史深化了对人口发展规律性的认识，也为国家发展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经验。对这些经验作一些基本的总结，可以发现：
一是要重视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历史地来看，对于我国人口与发展的关系，经历了相当多不同的看法。在刚建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认为人口数量越多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经历了1960-1970年代的曲折发展，我们又认为较少的人口数量能促进少生快富、有利于经济的现代化。在进入本世纪以后，我们日益担心人口数量下降和结构变化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实际上，70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口本身归根到底是内生于发展过程中，人口的生育率、死亡率和迁移率本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并非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口变动本身对于发展的影响是不确定性、或然性的。在人口与发展关系中，应该更加重视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协调，适应人口的变动，促进实现人口与发展相协调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形态。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协调性决定了国家发展的能力和可持续性。
其二，人口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要促进民生福利的增进和提高。控制生育率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人口目标，但同时也具有提高人口健康和福利的积极作用。生育率下降有助于保障妇女的健康、促进妇女的发展，避免育龄妇女的非意愿的怀孕，以及对于提高儿童教育具有积极作用。死亡率的下降也意味着预期寿命的提高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迁移是迁移者和其家庭的理性选择和意愿的实现。良好的人口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最终结果是满足人民的需求，增进人民的福利。因此，限制人口的意愿、损害家庭成员的福利，本质上是不利于人口发展的，国家发展也需要通过更完善的福利制度来实现人口发展。
第三，人口是国家发展面临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枢纽型的因素。人口变动受到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人口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贫困问题、老龄社会、妇女发展、儿童发展等各方面的发展议题紧密关联。人口发展的教育进步、预期寿命提高等，不仅能够反映不同发展的成就，同时人口发展构成实现良好发展道路的基础。根据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来看，人口发展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人口发展构成发展体系的枢纽因素，渗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过程中，是从人口大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性领域。
第四，在我国的人口发展过程中特别重视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制定和实施。在世界各国中，很少有国家制定人口发展战略。我国作为人口大国，重视人口发展战略构成了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经验和典型优势。这促进了人口发展，促进了人口与发展的协调进步。
历史地看，计划生育对于中国发展具有人口发展战略的意义。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已经发布了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提出统筹人口发展、完善生育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化、提高人口素质、推动城乡发展等，这些对于人口发展的战略性指导，构成国家发展的重要施政策略。从未来的人口发展来看，需要提升战略思维，调整人口的综合政策，确保人口发展和社会经济相协调、和资源环境相协调，从而探索出一条中国发展的良好道路。
第五，我国的人口发展中包含着一个后发展国家不断现代化的经验。我国人口发展从较短时期内完成了从传统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向现代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人口发展实现了现代化。我国的人口发展研究和实践和世界人口研究学术界、国际组织有密切的交流。通过不断吸收先发展国家人口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面临的困难和教训及解决对策，吸收先发展国家人口问题的思想理念和人口政策的措施实践，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的人口发展。
同时，在我国的人口发展过程中，也因为能够充分考虑中国的具体实际、考虑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制度转型背景，从而确立符合中国实际的人口发展道路。通过扎实的人口统计、人口调查和数据、结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来研究人口发展的具体问题，具有很强的本土性。同时通过有针对性的人口管理制度和人口政策工具，实施结合实际、结合民众需求的改革实践，从而不断推动国家的人口发展。
因此，我国的人口发展较好地协调了向世界学习、与世界对话，及重视本地现实和实践，重视基于现实的实证研究，使得人口研究能够密切融合在国家和发展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推动了学术发展。也因为这种拿来主义和自主创新的结合，使得后发展国家的人口发展进程能够具有后发优势，能够基于具体实践发现问题，实现有针对的改革。从我国人口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可以发现后发展中国现代化需要坚持实践本位、探求科学规律性的理论指导，以及实施符合民众需求的发展。
我国的人口格局发展正面临突出的变动，包括人口总量将在2025-2030年到顶并出现持续的下降，以及人口结构的转变、城镇化和人口空间布局的进一步调整，等等。未来的人口发展正面临尖锐的挑战，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社会，正在经历快速的老龄化和不断扩展的移民过程。我国人口发展需要从对人口数量的关注，转向更加重视人口结构、人口素质和人口分布等问题，因此需要通过综合性的人口政策工具来应对更加复杂的人口问题，通过更加前瞻性的人口发展战略来应对未来人口发展的挑战，从而推动国家实现良好的、可持续的长远发展。
注：本文是建国70年人口发展历史经验圆桌论坛的成果，该项工作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人口发展史”（项目号：2017BHB002）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