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次举办亚洲文明对话，意义重大，但对话的要义是什么？长期以来，中国的外宣毫无建树，花钱不少，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方法生硬，概念混乱，逻辑上自相矛盾，语言更是文理不通。译成外文，诘屈聱牙，常常让人不能理解。
近几年来，中国领导层不断强调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请的“专家”几乎全是“歪嘴和尚”。其实最要紧的是讲好中国的理念。中国故事有目共睹，无须渲染，中国理念模糊不清，必然引起外界的疑虑。
美国国务院最近重拾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对中式“文明高下论”的一个强烈回应。应当看到，在此之前，此论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是站不住脚的。比如官方宣传家公开鼓吹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型的国家，西方只能算民族国家。既然连西方世界都无“文明”，那么外邦从逻辑上讲就成了蛮夷，文明对话岂非画蛇添足？这是西方语境中的“文明高下论”的翻版。
还有外宣机构极力推崇的“中国震撼”说，更是举世惊诧。震撼什么？无非是针对现行世界体系的游戏规则。中国再度崛起，靠的是全民的艰苦努力，还有数十年的外部和平环境，大可不必对当今世界体系震且撼之。如果说“震”是自然发生的，“撼”就是主动的颠覆行为了。即使从国家策略上讲，此类言论也十分危险，国势方兴，公开抛弃韬光养晦；军力未济，俨然以超强自居，让外界不恐慌也难。
中美关于文明冲突的争辩不是坏事。因为这不仅仅是学术之争，涉及全球治理的理念。应当说清楚的是，中外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上的理念确实不同，但不一定要发生冲突。此次是亚洲文明对话，要讲清楚中国全球治理观。核心问题是中外对所谓世界“秩序”的理解。西方强调的是实力分布基础上的权力分配，确定世界秩序是否稳定的标准是机械的，不可改变的。
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目前以美国为主导），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总是归结到大国兴衰论。这个传统始于18世纪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他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开创了大国兴衰论的逻辑思维，对美国外交政策有巨大的影响。二次大战后，美国人最热衷的是“霸权稳定论”，鼓吹“美国治下的和平”。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说是最新的版本。
中国并无“秩序”一词。这是从日本进口的外来语。秩是官位品级，序是长幼顺次。近代中国将西方的“order”译为“秩序”，实在是大错特错。很多“和制汉语”把西式概念偷运进中国语境，造成概念混乱，至今后患无穷。这种以实力分布为基础的全球治理观与中国传统不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所谓“秩序”（order）是与“无序”（disorder）对立，非此即彼。
中国传统的治理观基于“治”“乱”相互转换的逻辑。治从水，本身是治水的概念。治水无非二法，一是不断加高堤坝，目的是遏制（containment）水势，美国冷战的核心理念便基于此； 二是疏通引导。筑坝终有局限，不可能无限加高，疏通引导才是长远之计。 “治水”与传统中医学的“治病”直接相通。
所以，中国传统与大国兴衰论和霸权稳定论确实格格不入。事实上，尽管外宣苍白无力，中国领导人在实践中还是受到传统的影响。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便是实践中国理念的一个重大步骤。虽然在起步期间吹得太过，今年的高峰论坛反响极好，欧洲朋友对中国强调全球联通（connectivity）尤为赞赏。
此外，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做得有理有力又有节，开始引起美国民众和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CNN的几次即时民调结果表明，民众认为特朗普的行为太过张狂。总之，中国一定要系统地拿出全球治理观，“order”和“秩序”这类概念必须弃之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