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国台湾地区“内政部”最近公布的数据，2019年1月到6月，台湾出生85961人，死亡88098人，出生比死亡少2137人，半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由正转负。尽管目前还不能确定2019年全年人口是否负增长，但台湾正在进入长期人口萎缩通道已经确定无疑，这点可从台湾出生人口与总人口对比，以及生育率数据得到确认。
台湾2018年总人口为2358.9万。按80岁的预期寿命来计算，平均每岁人口为29.5万。但台湾2019年上半年的出生人口换算成全年仅为17.2万人，在2018年全年也只有18.2万人。即使18万人也仅有维持现有人口规模所需的29.5万人的61%。就算未来每年能出生18万人，台湾也仅能保持在现在人口规模61%的水平。
但这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维持出生人口稳定的前提是生育率达到2.1左右的更替水平，可是台湾近年的生育率却仅有更替水平一半。比如，2018年台湾的生育率仅为1.06，在2019年有可能更低。在这样的生育率下，出生人口数量每一代会减少一半。在30年后，台湾的年出生人口可能从现在的18万人，降到9万人。可以说，台湾人口的负增长只是刚刚开始，除非生育率大幅回升，台湾人口的萎缩将不断加速。
在过去几十年里，台湾的人口形势和人口政策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1946到1951年，由于大量外省人迁入，台湾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5%。在1950年代，伴随着婴儿潮的出现和死亡率下降，台湾人口自然增长率一度超过3%。对此，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主委蒋梦麟于1959年发表《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认为台湾面临严重人口压力。这一主张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
1961年，台湾“人口研究中心”成立，并于1963年在台中市推行节育实验。1964年，台湾“卫生署”成立“家庭卫生委员会”，全面推行节育政策，并在1967年表示，希望民众婚后三年才生育、间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从1971年起，台湾提出“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的口号。与大陆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不同的是，台湾的节育政策并非强制性的，而是通过舆论倡导、生殖服务、政策倾斜等柔性的方式来实施。随着节育政策的推行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台湾生育率从1960年代接近6的高位下降到1970年的4.0，到1984年进一步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后继续快速坠落。
生育率的不断下滑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反思。在1990年，台湾当局修订“人口政策纲领”，提出“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的口号，正式放弃节育政策转而开始鼓励生育。接着，又提出“两个孩子很幸福，三个孩子更热闹”的口号。2010年，台湾“内政部”评选鼓励生育创意标语，给予最高奖获得者100万元新台元奖金。入围标语有：“孩子，是我们最好的传家宝”、“帅哥美女靠创造，不生永远看不到”、“孕酿下一个希望”、“为爱而生”、“一‘生’幸福”、“孕味、乳味，最有女人味”、“结婚，我愿意！生子，我乐意！”、“幸福很简单，宝贝一、二、三”、“孩子到位，幸福归队”、“生！就对了”、“好孕好运到”等。
台湾提升生育率的方法不止于舆论倡导，更体现于各种生育扶助政策。比如，2012年起实施新的育儿福利政策就规定，所得税率在20%以下的家庭，父母一方在家照顾2岁以下的孩子，每名每月至少可领2500元新台币，中低收入户可领4000元新台币，低收入户可领5000元新台币。此外，不少市县也出台了各自的鼓励生育政策。澎湖县规定，该县妇女生育第1胎奖励3万元新台币、第2胎奖励5万元第3胎奖励7万元新台币。2016年5月20日，台湾地区新任领导人在就职演说中提到台湾面临的前五大挑战中，有三个与人口直接有关，即“年金制度”、“人口老化”、“出生率低落”。
然而，社会的关注、当局的重视和具体鼓励政策的实施，都没有阻止台湾生育率的不断下滑。从1990年放弃节育并转为鼓励生育开始，台湾生育率整体上不升反降，先是从1990年的1.81略降到1997年的1.77，之后急转直下。到2004年降到1.18后，台湾生育率一直在1.2以下的超低水平徘徊。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台湾与香港、澳门以及其他中华文化圈的国家，如韩国、新加坡一道，成为全球生育率的极端洼地。最新出生数据表明，台湾的超低生育率趋势形势在进一步恶化。
由于台湾与大陆同文同种，人口的变迁和政策变化也要早于大陆，台湾人口形势对大陆有警示意义。从基础条件来看，台湾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50人，是大陆每平方公里145人的4.5倍，而且台湾地势崎岖，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峰就超过200座，适宜于居住的低平地仅占全域面积的1/3。即使与大陆相比，台湾也可以说是地少人多，但这些现实条件并没有妨碍台湾过去的人口增长大大快于大陆。
从1950年到1980年，再到2018年，大陆人口从5.46亿增长到9.81亿，再增长到13.95亿，增幅分别为79.5%和42.2%。在此期间，台湾人口从756万增长到1781万，再增长到2359万，增幅分别为136%和32.5%。也就是说，从1950到1980年，台湾的人口增长率远高于大陆，但在1980到2018年则要略低于大陆。值得一提的是，外省人迁入台湾主要发生在1950年之前，而且外省人占台湾人口的比例一直很低，在1956年的人口统计中，加上军人在内的外省籍也只占台湾总人口的13%。因此，台湾在1950至1980年的人口增幅远超大陆的主因，是生育率高于大陆或者死亡率下降更快。
很多人误以为中国在1980年实行一胎化之前，人口增长过快。但实际上，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的人口增长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是垫底的。在1950年全球人口最多的30个国家里，中国的人口增长幅度要慢于阿根廷之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导致预期寿命大幅延长。相对来说，发达国家在1950到1980年的人口增长缓慢，是因为这些国家之前已经经历过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带来的人口扩张，而其过去的人口扩张幅度大都高于中国在1950到1980年所对应的幅度。
简言之，中国在1980年之前人口增长过快只是关起门来的说法。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好在这段时间经历了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带来的人口扩张，扩张幅度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几乎是最小的，这点也可以从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的快速坠落得到印证。在200年前，中国占全球人口约35%，到1980年只占22%，到2018年则降到仅占18%，而现在出生人口只占全球约10%，在一两代人之后将降至5%以下。除非生育率大幅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出生人口乃至总人口占全球的比例将加速萎缩。台湾人口增长由正转负，并将很快开始快速萎缩，是大陆这一趋势的预演。
台湾自1964年开始推行节育，到1990年转向，节育政策持续了26年。相比之下，大陆的计划生育从1971开始，到现在已持续整整48年，到今天依然没有完全放开。即使是严厉的一胎化政策，也从1980年一直执行到2015年底，持续长达35年，比台湾的柔性的节育措施都要多出9年。也就是说，大陆限制生育不仅远比台湾力度更大，持续时间也要长得多，导致大陆生育文化遭受更严重的破坏。这表现为，大陆的城市家庭已经把生育一孩当成默认选择，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台湾虽然结婚率更低，但成家的年轻人如果开始生育，很少会只生一个孩子。即使如此，台湾的生育率也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随着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暂时性的堆积生育反弹逐渐结束，即使全面放开并像台湾那样大力鼓励生育，大陆未来自然生育率之低可以想象。
再者，台湾在生育率降至1.7以下时就意识到低生育率的危害，果断停止节育政策，并在不久之后就开始鼓励生育。而根据近年出生人口推算，在扣除全面两孩政策导致的暂时性出生人口堆积反弹之后，大陆目前的生育率不到1.2，但迄今还在执行人类历史上仅次于一胎化政策的两孩政策。就是到今天，对三孩家庭强制征收所谓的社会抚养费的消息依然层出不穷。这些现象都预示着，大陆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将更加严重，也更难以应对。
由于人口是经济活动的基础，人口结构的老化和数量的萎缩势必严重拖累经济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升，这点为台湾的经验所印证。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增长率一度超过10%。尽管台湾的经济成就有诸多因素，但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的快速增长是重要的基础性因素。但近十年来，跌入超低生育率的台湾，经济萎靡不振，从2012至2017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2.3％，生活质量几无改善。
大陆的变化与台湾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时间上要晚于台湾。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和达到1.3以下的超低水平来看，大陆生育率的坠落，要比台湾晚七八年左右。但是，由于大陆人口限制政策远比台湾严厉，政策转向时间却滞后于台湾30年，大陆人口形势的恶化速度可能比台湾更快。按目前的趋势，大陆人口将在几年之内进入负增长。在人均GDP方面，大陆滞后于台湾大约20年。考虑到大陆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依然显著低于台湾，而且科技竞争优势才刚刚开始发力，大陆人均GDP的提升依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长期来看，如果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大陆也将步台湾的后尘而进入经济萎靡的状态，并最终陷入人均GDP乃至生活水平相对下降的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