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差距呈现扩大趋势。随着中国各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对于某一地区经济问题的分析，必须要考虑其他地区对本地区的影响。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看，南北差距主要体现为：在全国投资趋势性大幅减速的情况下，高度依赖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链的北方经济缺乏韧性，经济增速明显下滑且难以恢复。因此，北方地区应做好经济转型的长期谋划，并着力探索重化工业价值链转型升级与重构的所需条件；同时需要推动国内区域价值链分工的协同升级。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增强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
（一）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地区间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交通运输和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改进，以及国内市场壁垒的减少，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不断提升。在这期间，中国各地区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同的生产环节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一件产品的生产可能需要多个国家的多个地区共同参与。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国内价值链分工的深化，区际贸易依存度（区际贸易调入和调出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不断上升，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研究发现，1997-2012年全国区际贸易总额和区际贸易依存度均呈现上升趋势，全国区际贸易总额和区际贸易依存度在15年间分别增长了8.5倍和26.6%（见图1）。因此，对于某一省份经济问题的分析，必须关注其他省份对该省的影响。
（二）从区域经济驱动力来看，既要注重直接拉动，也要注重间接拉动
通常，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被理解为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然而对于每一个省份而言，其地区生产总值既有来自本省份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直接拉动，也有来自其他省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间接拉动，即每个省份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也会对其他省份的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
例如，某一省份的总投资拉动既包含该省份的投资对本省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又包含其他省份对来源于该省份商品或服务的使用从而间接拉动了该省份经济增长。而且，在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来自于其他省份的间接拉动力甚至超过来自本省内部的直接拉动力，例如，2012年北京的间接投资拉动力是直接投资拉动力的3.3倍。因此，从区域经济的拉动力来看，既要注重各省份内部需求的直接拉动，也应该注重其他省份对本省需求的间接拉动。
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链是北方经济的重要驱动力量
（一）无论是从投资率还是直接投资依存度来看，北方地区对投资的依赖程度并不高
一般而言，投资率（资本形成率）是衡量某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投资情况的指标。我们研究了2012年31个省（区、市）的投资率情况，从投资率的地域分布来看，南北方的差异并不明显。投资率低于70%的北方与南方省份分别有7个和13个，分别占比53.8%和72.2%；北方与南方地区各有3个省份（北方：青海、宁夏、内蒙古；南方：西藏、广西、云南）的投资率高于80%。
另外，从直接投资拉动（用直接投资依存度衡量）来看，北方地区的投资依赖程度并不高。直接投资依存度大于30%的北方与南方省份分别有2个（北方：青海、吉林）和3个（南方：湖北、四川、山东），分别占各自地区省份总数的15.4%和16.7%；直接投资依存度大于20%的北方与南方省份分别有5个和9个，占比分别为38.5%和50%。可见，无论是从投资率还是直接投资依存度来看，北方的投资依赖程度不高。
（二）从直接加间接的总拉动来看，北方地区对投资的依赖程度较高
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看，投资对各省份增加值的拉动作用，既有源自本省的需求，也有源自其他省份的需求。前者为直接拉动，或者称之为直接依存度；后者为间接拉动，或者称之为间接依存度。
我们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地区扩展投入产出表，由于其考虑了多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因此，采用价值链的分解方法既可以测算本省的直接依存度，也可以测算其他省份对本省的间接依存度，将各省的直接依存度与间接依存度相加就可以得到总依存度。
研究结果表明，北方地区总投资依存度平均高于南方地区，其中，青海的总投资依存度为全国最高，达到58.4%，其直接依存度与间接依存度分别为34.3%和24.1%，北方的吉林、内蒙古、辽宁也具有较高的总投资依存度，分别为52.2%、51.4%和50.6%（见图2）。虽然南方部分地区也具有较高的总投资依存度，但总体而言，北方地区的总投资依赖程度高于南方地区。
（三）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北方地区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链
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北方的经济具有明显的重化工业价值链特征。北方地区凭借着相对丰裕的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多依赖于自然资源开发以及与其相关的产业，主要为重化工业。
北方地区重化工业快速发展依赖的是本省和其他省份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产品省际贸易，重化工业产品贸易创造的增加值（简称贸易增加值）成为北方省份地区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辽宁为例，对于国内各类商品贸易增加值而言，该省的调出增加值主要是由重化工业产品贸易创造，其中，金属冶炼和制品业、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是最主要的增加值来源。
与辽宁相类似的是，北方的内蒙古、青海、陕西、山西也存在这样的特征。可见，北方地区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链。因此，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看，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价值链是北方经济的重要拉动力量。
全国投资趋势性大幅减速是北方经济快速下滑的主要原因
（一）近些年来全国的投资增速明显出现了大幅下滑趋势
2009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资本形成增长率呈现明显的下滑特征。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资本形成增长率分别为30.4%和19.1%，2016年两者分别为8.1%和6.3%，较2009年分别下降了22.3个百分点和12.8个百分点，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更是降为7.2%（见图3）。进一步地，将2012年各省份的资本形成率与2011-2017年各省份GDP增速下滑幅度置于同一散点图中，从趋势的拟合程度来看，两者不存在线性关系。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各省2012年的总投资依存度与2011-2017年均GDP增速的下降幅度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总投资依存度越高的地区，其2011-2017年均GDP增速的下降幅度越大（见图4）。
辽宁、吉林、湖北、青海等省份处于拟合的虚线附近且处于图形的右下方，表明这些省份具有总投资依存度高且GDP增速下降幅度大的特征，可见投资下滑对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冲击更为明显。因此，对于总投资依赖程度较强的北方地区而言，全国投资增速放缓是其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二）高度依赖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链使得北方地区的经济缺乏韧性
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度看，北方地区具有较高的总投资依赖程度，尤其是对间接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链具有较高的依赖程度。从产业的比较来看，重化工产业发展惯性较大，转型较慢，如德国鲁尔地区重工业的转型经历了50多年仍未完全成功，以底特律为代表的美国“锈带”地区仍未重新崛起。
对于高度依赖重化工产业的地区，当经济格局发生改变后，这些地区的适应过程非常缓慢。受制于重化工产业结构，这些地区呈现出较低的经济韧性，相对更难从外部经济冲击中恢复。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陷入低迷以及全国投资增速的大幅下滑，高度依赖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链的北方地区出现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且难以恢复的状况。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北方地区的经济转型需要长期谋划
当前，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因此对于某一省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不仅要关注本省份的直接拉动作用，还要考虑其他省份对该省的间接拉动作用。
从直接加间接的总拉动来看，北方对投资的依赖程度较高。研究表明，各省份总投资依赖程度与经济增速下滑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近年来全国的投资增速放缓引起了北方经济大幅下滑，而高度依赖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链导致北方经济增速下滑后难以恢复，因此，南北方的发展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成熟，其投资率将逐渐下滑并最终趋于稳定。近年来，随着中国“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贯通，干线通道骨架初步形成，以及工业生产能力快速提升，基础设施及物质短缺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基础设施与制造业的投资将稳步增长，投资率也将逐渐趋于稳定。另外，北方地区的重化工产业发展惯性大，转型过程缓慢。因此，对于北方地区而言，应做好经济转型的长期谋划。
（二）应着力构建重化工价值链转型升级与重构的所需条件
南北差距扩大更多反映的是以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链拉动力的大幅减弱。基于自然资源禀赋，北方形成了重化工业的产业结构特点，然而高度依赖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链使得北方地区的经济缺乏韧性，以至于当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后，这些地区难以快速适应。
所以，解决南北差距扩大问题需要注重对中高端产业的培育，以及加快重化工业价值链的升级和新的价值链的构建。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投资需求将呈现出新的特点，其内涵和所需技术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对于北方地区，应着力构建重化工价值链的转型升级以及价值链重构所需的条件。
（三）应延伸和拓展全球价值链的国内环节，推动国内区域价值链分工的协同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不断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参与程度，快速融入全球经济，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参与的环节仍然处于低端，获益能力仍然较低。
从区域角度来看，中国参与的全球价值链在国内的环节较短，更多地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的直接参与，而中西部和北方地区只能通过能源、资源的生产间接参与。
推动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抑制区域差异的扩大，需要深化国内价值链分工，培育更多的能够引领价值链分工的跨区域企业，延伸和拓展全球价值链的国内环节，让中西部和北方地区能够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国内价值链分工，促进不同区域价值链分工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