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信往往能起到许多行政手段、法律规范所起不到的作用。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有着独特的作用机理。
第一，俗信主要靠文化心理导向和控制起作用，而不是主要靠仪式的规定性和过程的强制性。这是俗信与原始崇拜、宗教信仰的明显差异。俗信的文化基础，是民众的求吉避祸心理。按照有些西方学者的分析，人的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生理、生物性的需求。在解决了吃饭问题即活着的问题以后，再高一级的便是心理需求和文化需求，即安全与归属感。在生产力落后的农耕时代，求吉避祸心理便成了民众高层次的心理需求。俗信禁忌是如此，俗信的破解是如此，偶然经验所产生的预兆是如此，以红色烘托喜庆、以白色衬托悲凄，从而类比联想或反比联想，以为梦喜则凶而梦凶则喜等俗信，也是如此。这就是说，俗信中的言语、行为，往往被求吉避祸心理所控制。一些新兴的俗信仍然以此为基础。如汽车驾驶室挂毛主席像，已形成驾驶员行业的一种俗信，就如同过去行车贴“日行千里”、“出入安全”，以及行路祭祀路神一样，形式虽有不同，求吉避祸的心理是相同的。从西方传人的忌讳“4”和“13”等楼层、房间、数字、日期，从港澳传人的“888”吉利数字，就如同北方原有的吉利数字“3、6、9”一样，其目的、文化心理都是相同的。
在山东许多地区，结婚用大鸡牌香烟的情形也是这样。民间表示“吉”的方式有许多，“大鸡”（谐音“大吉”）牌香烟正好适应了人们祈求“大吉大利”的心理，从而结婚以大鸡牌香烟做喜烟就成为了一种俗信。求吉的心理还表现为“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俗信原则、俗信理解和俗信阐释。这里讲的就是心理作用特别是暗示性对人的行为的控制及其结果的影响。这条原则还表明了俗信的变通性。俗信可以灵活地解释，也是为了适应人们不同的心理需求。正因为如此，才分化出或产生了那么多的民间俗信，并且有许多是无法刨根问底和解释清楚的。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文化建设厂“泛深入的今天，一些旧有俗信仍在传承，一些新兴俗信仍在不断涌现的局面。
第二，俗信往往假借鬼神，或将正常的事物神秘化、迷信化，以强化其威望。实事求是地说，一些俗信尽管有着神神秘秘的外包装，有着某种荒诞不经的内容，但也有着“合理的内核”。那些来自生产、生活经验的东西，不管是全面的、实在的，还是片面的、夸大的，都有其合理存在的价值。对人们也有着一定的认识论上的意义。即使那些预测生产、生活前景的俗信，也是基本建筑在对社会历史和生产、生活实践发展的认识和经验之上的。可以这么说，它们在特定的时间、地点、背景和条件下，是有其一定的必然因果联系的。只是有些俗信为引起人们的警觉和重视，往往将一些特定的因素抽去，或扩而大之，搞绝对化，成了任何因素下的必然，这是不值得肯定的。
第三，俗信十分强调后果的严重性、连带性，以制约、控制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不少俗信都是靠预测或断定违犯者自身或亲人未来将受到可怕的惩处为警戒的。它不但预警信号强，而且连带性也很强，借用社会整合的力量加：犬心理压力，以达到巩固俗信地位、提高俗信震慑力的目的。如为丁教育孩子吃饭养成好的习惯，便说饭碗里剩下饭粒，将来就会变成狗，或者将来就会娶个脸上有麻子的媳妇；“吃饭碗筷响叮当，长大穷得叮当响”，所以，敲碗筷是将来当乞丐的征象。有些俗信，原因与结果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内在的甚至是外在的联系。如小孩子玩火与夜晚尿床，无论如何也扯不到一起，但由于有了其严重后果的震慑力，就能影响和左右小孩：子玩火的行为。为了印证这种结果和影响。人们还给某些俗信附以传说和故事。如贴门神、贴福字是为避姜子牙之妻“穷神”，重阳登高是为了避灾等。
第四，许多俗信所采用的思维方法比较简单或武断，但往往简单而“有效”，具有原始野性思维的某些特征。撮其要者，一是类比。丧葬是白事，不吉利，结婚是红事，大吉利，放同是“大鸡”香烟，喜事用红“大鸡”，丧事用白“大鸡”；猪又蠢又笨，那么谁吃了猪脑子也会变得蠢笨；为了使产妇顺利生产，要将房门和屋中的箱、柜开口都打开。二是相似。冰雹是圆形的，那么清明节吃鸡蛋就能免雹灾；耳朵下垂部分的大小厚薄，是代表一个人一生好坏命运的标志；属相为猪的，因猪好吃能睡，便说懒人有懒福。三是象征。大牙象征父母，故梦见大牙脱落，预兆死老人；喜鹊点头晃脑，叫声欢快，象征喜庆之事；天上的每一颗星，象征着地上的每一个人，那么天上陨星落，预兆地上有人死。四是反向。俗信认为梦是实事之反，故梦好事兆坏事，梦得财兆招灾。五是讲究报应。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理昭昭，疏而不漏。六是数字崇拜或禁忌。如红白事选日期时，婚嫁喜双忌单，丧葬忌双宜单；衣服扣子要钉单数，因为“四六不成材”；等等。这些思维方法虽然没有高深的逻辑论证和道理阐释，但因为大众年年月月、时时处处生活于民俗文化氛围中，受其熏陶，仍会笃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