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接连兴起，数字化转型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旋律。数字化转型让各类要素重新配置，生产制造更加智能，供需匹配更加精准，专业分工更加精细，国际贸易更加广阔，掀起了由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演进的重大变革。世界经济论坛《数字化转型倡议》预测，2016—2025年的10年时间内，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有望带来超过100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我们应牢牢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机遇，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数字化转型丰富了要素资源体系，开辟了增长新源泉。万物互联趋势下，数据资源以每年40%的指数速度增长，成为继土地、劳动、资本和管理等要素之外的新的关键生产要素。而且，数据资源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特点，蕴含着无可估量的经济社会价值。同时，作为通用目的技术，数字技术改变了要素资源禀赋结构，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机器人等技术更是缓解了老龄化趋势下的适龄劳动力不足问题，展现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巨大潜力。
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向智能敏捷组织转变。数字技术应用改变了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组织。一方面，企业通过互联网与用户直接对接，实时了解供需变化；另一方面，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3D打印等数字技术后，内部生产变得越来越智能和高效。企业呈现出生产方式精准个性化、客户关系长期服务化、业务边界柔性模糊化、组织结构平台网络化、创新方式开放系统化的变革趋势。
数字化转型推动线性产业链向智能生态群转变。基于平台的新型产业生态正在不断发展和深化，从交易领域向生产领域扩展。社交网络生态、电子商务生态、工业互联网生态、自动驾驶生态等智能产业生态系统正在不断形成和扩大，产业发展呈现出基于网络平台的集群化、基于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基于产业融合的服务化等新特征。
数字化转型引发了市场交易模式的变革。移动互联网应用打破了传统市场交易的时空限制，大大降低了市场搜寻成本，交易的个性化、长尾化和便捷度空前提高，在线交易蓬勃发展。随之伴生的现代物流、网络支付等开始向线下延展，并倒逼超市、便利店、餐馆、服装店等商业业态的数字化转型和效率提升，引发流通模式新变革。
数字化转型使得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更加相互依存。互联网拉近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促进了商品、资本、技术、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包括传媒、视听、金融、电信、创意、设计等服务的跨境提供越来越多，对跨国联网带宽和数据跨境流动的依赖度也越来越高，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
我国高度重视数字机遇，发布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陆续出台了“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宽带中国、云计算、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新一代人工智能等国家战略，制定了“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互联网+”行动计划，积极拥抱各种新兴数字技术，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政策支持。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加快先进网络设施建设。我国加快部署先进宽带网络，实施提速降费，到2018年底我国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86.1%，移动宽带人口普及率达到93.6%，位居全球前列，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二是简政放权激活市场创新。推进商事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了全国各地的创新创业热情，各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三是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支持业务创新发展。我国本着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监管思路，为微信、移动支付、网约车等新业态留出了发展空间。四是探索政企合作新模式，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北京、上海、广东等地都陆续开放了大量政务数据资源，支持社会机构基于开放数据创业创新。同时，政府积极采购第三方云计算服务降低政务信息化成本，利用企业解决方案搭建“数字政府”，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我国数字化转型进入了快速发展新阶段。截至2018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9.6%；全国网上零售额9万亿元，占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3.6%，网上零售额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增加值约13万亿元，占GDP比重为15.7%。依托国内庞大的市场，中国互联网企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重要创新力量，腾讯、阿里巴巴、百度3家上市公司进入全球互联网公司10强，我国独角兽企业在数量上居全球第二。
通览当今世界发展格局，谁在信息革命中抢占先机，谁就牢牢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谁占领了数字化转型制高点，谁就能赢得未来、赢得发展优势。建议敏锐抓住数字化转型的历史机遇窗口，根据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规律，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国家数字化转型战略。
一是适度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载体和前提。建议跟踪全球网络演进态势，提前谋划未来5—10年的国家基础网络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网络技术标准制定，统筹配置国家频率资源，立足空天一体、安全可靠，加快国内网络部署和演进升级，提升网络全球地位，进一步缩小区域和城乡网络鸿沟。
二是增强数字经济的基础产业。应像工业经济时代重视钢铁、石油、机床等基础产业一样，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产业，特别是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软件等基础领域。建议着眼于下一代技术和产业生态，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完善产学研用创新系统，巩固优势领域，力争在全球产业生态中占据关键一席。
三是加快部署教育和培训的转型。建议着眼于未来的就业结构和就业形态，制定未来5—10年教育培训体系的转型计划。一方面应对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就业结构冲击，另一方面为未来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供充沛的人力资源。
四是对新业态实施更加包容的监管。对这些未知大于已知的新业态，坚持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建议给予更长的“观察期”和更大的“包容度”，给市场以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实现自我创新、自我演进和自我完善。对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新业态，不能“一人生病，众人吃药”，不要一棍子打死，应本着鼓励创新的态度分门别类帮助治理完善。
五是加快研究制定数字经济的相关规则。数字经济本身就需要新的规则，包括数据的权属、数据跨境流动、数字版权、数字货币、数字签名、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算法监管等方面，应同步进行研究，适时建立新规则。数字化转型也会对传统的行业监管、经济统计、税收制度、劳动制度等带来新需求新挑战，应面向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过渡大势，做好制度衔接和规则创新。
六是加强网络空间多方协商治理。网络空间已成为与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同等重要的人类活动新领域。建议继续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坚持网络主权和网络安全的前提下，共商共建全球数字贸易新规则，重点在贸易便利化、电子认证互认、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税收等方面形成共识，进一步释放数字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