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抓住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的战略任务。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造世界级和国家级人才高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对人才高地，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和界定。有专家将美国、以色列等国家和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美国的贝尔实验室等作为人才高地加以观察；［1］还有人将一些地方试行的优秀村干部报考乡镇公务员制度，农民评职称制度，以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等行业为重点实施的“人才高峰行动计划”等，均视为人才高地。［2］这种对人才高地过于宽泛的解读，与人才高地建设实践有较大出入，对人才高地建设可能产生误导作用。事实上，人才高地一般是指突破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实施优惠的人才政策，迅速吸引和聚集一大批在国际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形成创新能力卓越、引领作用突出、团队效应显著、科研成果丰富、产学研紧密结合、创新创业环境优良的人才密集区。［3］简言之，人才高地就是创新创业人才的汇聚之地、培养之地、事业发展之地和价值实现之地。［4］
实践中，人才高地不仅具有不同性质和类型，而且也显现出不同层次。依据人才聚集度、匹配度、高端化程度和产出效益等核心指标，可以将人才高地划分为世界级人才高地、国家级人才高地和地方人才高地等不同层次。
所谓世界级人才高地，即汇聚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创新创业人才和以这些人才为核心的人才群体，能够在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和产业变革中引领世界潮流的人才密集区。例如，被公认为是世界级人才高地的美国硅谷，集聚了美国国内和世界许多国家100多万科技人才，其中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1000多人，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40多人。［5］此外，还集中了一些引领世界潮流的科技创新企业。其特点是以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斯坦福、伯克利和加州理工等世界知名大学为依托，以高技术的中小公司群为基础，以微软、思科、英特尔、惠普、朗讯、苹果等大公司为引领，融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生产营销为一体。
所谓国家级人才高地，即汇聚了一大批国家级和世界级的创新创业人才，能够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紧跟世界潮流、引领国家潮流、带动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人才密集区。在我国，北京中关村是公认的国家级人才高地。到2015年底，中关村集聚了230.8万人才，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73.7%，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占专业技术人才的比例为21.6%，每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为2620人，院士764人，国家千人计划人才1091人。国家“千人计划”人才占北京市的82%，占全国的21%。在中关村示范区，集聚留学归国人员2万人，“海聚工程”人才424人，占北京市的70%。［6］在从业人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占52.1%，实现亿元收入需要从业人员数量为56.7人。到2015年底，累计主导创制国际标准202项。与其他省市的人才高地相比，北京中关村无论是人才资源总量、人才资源整体素质、高端人才总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和产出效益，均遥遥领先。
在我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和上海市嘉定区也是国家级人才高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拥有张江、陆家嘴、商飞和宝钢等4个国家级人才基地，临港、医学园区等5家上海市人才基地。到“十二五”末期，浦东新区人才资源总量为128万人，占300万从业人员的42.67%。在高端人才中，院士18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362人，上海“千人计划”专家204人，浦东“百人计划”专家56人。截止2015年底，上海市嘉定区拥有院士50人，国家千人计划人才117人。
经过持续不懈努力，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深圳市南山区、南京市江宁区和栖霞区、杭州市余杭区、青岛市崂山区等有望成为新的国家级人才高地。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拥有院士64人，国家千人计划人才326人；深圳市南山区院拥有士8人，国家千人计划人才128人；南京市江宁区拥有院士38人，国家千人计划人才19人；南京市栖霞区院士39人、国家千人计划人才69人；杭州市余杭区拥有院士18人，国家千人计划人才87人；青岛市崂山区拥有院士28人，国家千人计划人才27人。这些人才高地的主要特点是院士和国家千人计划人才总量比较多，远远超过了被调查的13个市区的平均数。
在国际人才竞争中，我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据有关专家研究，我国引进的外国人才存在着层次不高、投入产出率较低、引进的外国人才在数量上远远低于我国流出的人才等诸多问题。［7］打造世界级和国家级人才高地，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为了落实“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战略思想，是应对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迫切需要，是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是创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重大举措，也是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的题中应有之意。在未来15年左右时间，成功打造若干个世界级和国家级人才高地，形成特色鲜明、重点突出、优势互补、世界前卫的人才高地体系，对于汇聚一大批创新创业高端人才和充分发挥人才作用，对于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和实现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目标，对于抢占国际竞争战略制高点和更有效地发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打造世界级和国家级人才高地，是应对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挑战的迫切需要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如涛似浪地向我们涌来。与以往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同，这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仅发展迅猛，影响广泛，而且种种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创造出从未有过的新产品、新需求、新业态，从而催生一系列重大产业变革。这场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不仅对经济领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各个领域，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仅会影响一国的发展变化，长远看，还会影响到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和国际政治结构格局。
理论上说，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所有国家都是机遇，也使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历史昭示人们，机遇从来都属于那些有较充分准备和较充足条件的国家，对于那些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和没有条件或条件远不充分的国家，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绝对是一次新的巨大挑战。不进则退，不升则降，其结果，必然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格局的新变化，那些没有抓住机遇而陷于衰落的国家，将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其境遇将更加被动，其处境将更加艰难。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是有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特别是高端创新型人才。他们是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引领者和主力军。打造世界级和国家级人才高地，形成吸引人才的强磁场，就能够引来和凝聚天下英才。有了世界一流的创新型人才，别人能搞的东西我们也能搞，别人不能搞或搞不出来的东西，我们不仅能搞而且能走在别人的前面。那时，我们就赢得了优势和主动，不仅能够紧跟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潮流，而且能够占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制高点，掌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导权，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相反，缺少这样的人才或有了这样的人才而没能充分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就会陷入被动，甚至与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失之交臂。
2.打造世界级和国家级人才高地，是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重大战略举措
为抓住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乘势而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明确提出了三个时点目标，即：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国家重大战略，人才是关键。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8］“没有人才优势，就不可能有创新优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9］
面对现实，我们不能不承认，高端创新型人才紧缺是制约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一块短板。截至2015年底，我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总数为43341190人，其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仅占3.6%，大学本科学历为31.6%，其余64.8%为大专、中专及以下学历；专业技术人才总数为73281096人，其中，研究生学历占5.2%，大学本科学历占38.9%，其余55.9%为大专、中专及以下学历。［10］2015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7915万人，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力资源为3421万人，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远远超过美国。［11］然而，在世界一流人才的数量上，中国与美国存在巨大差距。从2000-2014年，美国拿到68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而中国却1项没有拿到。2014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美国占了52.94%，位居世界第一，中国虽然位居第四，却仅占全球高被引科学家的3.92%。2017年，美国在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中以1644人的总人数仍然位列世界第一，中国由2014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总人数为249人（不含台湾地区）。［12］与美国相比，差距仍然巨大。对于我国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的矛盾，习近平同志尖锐指出：“我们在科技队伍上也面对着严峻挑战，就是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矛盾突出，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同生产和创新实践脱节。”［13］
弥补高端创新型人才严重不足这一短板，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强国战略的大局出发，按照人才培养和成长的规律，大力推进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使人才培养系统能够在多出人才的基础上，出高质量人才。这是治本之策。但也必须看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即使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到位了，在短期内，也难以培养出大批世界一流人才。为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急需的高端创新型人才不足的矛盾，必须开辟另一条路，即大力打造世界级和国家级人才高地，大力吸引海外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3.打造世界级和国家级人才高地，是创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抓手
国际社会自形成以来，就伴随着尖锐激烈和错综复杂的竞争。翻开人类历史，映入人们眼帘最多的就是这一主题。在当今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更是全面展开，军事战、经济战、科技战、人才战、谍报战、冷战、热战，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而在各个领域和各种形式的国际竞争中，人才竞争是核心、重点和关键。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哪个国家拥有人才上的优势，哪个国家最后就会拥有实力上的优势。”［1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之所以在诸多领域占尽了优势，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和创造了较好的发展环境，从世界各国抢夺了大批高端人才。有学者对1947-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进行研究，认为美国是最吸引顶级科学家的国家，美国该奖得主20%左右的人是移民。此外，约有2/3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留在了美国。［15］为争夺人才和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美国还打造了硅谷等世界级的人才高地。
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人才竞争硝烟四起。这场争夺战，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和民族命运。为打赢这场高端人才争夺大战，迫切需要建设世界级和国家级人才高地，打造吸引人才的强磁场和高端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大舞台。这场战役打赢了，我们就能够创造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抢占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从而更有效地发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作用。
打造世界级和国家级人才高地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是：适应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新形势，落实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要求，大力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行更加宽松、更加灵活、更具活力和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将现有的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人才高地，打造成世界级和国家级人才高地，形成吸引人才的强磁场，为引进人才、聚集人才和充分发挥人才作用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具体目标和任务建议考虑以下几方面：
1.到2030年，率先将北京、上海已有的基础条件好、创新能力强的人才高地打造成特色更加鲜明、实力更加雄厚、更具活力和吸引力、能够引领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潮流的世界级人才高地。
打造世界级人才高地，北京和上海的优势比较明显：（1）北京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和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家一流科研机构，上海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以及中科院上海分院等国家一流科研机构，这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人才济济，硕果累累，能够为打造世界级人才高地持续地提供人才和科研等方面的支持。（2）北京、上海是我国的发达地区，经济实力雄厚，能够为打造世界级人才高地提供有力的支撑。（3）在人才高地建设上，北京和上海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较大程度上正在引领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潮流。在此基础上，到2030年将北京和上海现有的基础条件比较好的人才高地打造成世界级人才高地，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须的。
2.到2030年，将天津、广州、杭州、南京、深圳、青岛等已有的基础条件较好、人才优势明显、创新创业能力较强的人才高地打造成特色鲜明、基础雄厚、潜力巨大、能够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级人才高地。
同北京、上海类似，天津、广州、杭州、南京、深圳、青岛属于东部发达地区，既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又有国内著名高校为依托，在人才高地建设上成效显著、经验丰富。经过不懈努力，到2030年，能够将这些城市已有的基础条件较好、创新创业能力较强的人才高地打造成国家级人才高地。与天津、广州、杭州、南京相比，深圳的短板是缺少国家著名高校。但深圳毗邻港澳，开放力度大，创新能力强，经济实力雄厚，不仅聚集了大批创新创业的高端人才，而且吸引了华为等诸多国际知名企业。以此为基础，到2030年，深圳有条件将其较好的人才高地打造成国家级人才高地。
3.到2035年，将重庆、武汉、西安、成都、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已有的基础条件较好、人才优势比较明显、创新创业能力比较强的人才高地打造成国家级或准国家级人才高地。
上述各大城市，重庆、西安、成都等是西部重镇，在西部大开发中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沈阳、长春、哈尔滨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桥头堡。武汉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在中部崛起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些城市，有国内著名或比较著名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储备了大量创新创业人才，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础和较大的发展潜力。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是能够将这些城市基础较好、潜力较大、人才优势明显的人才高地打造成国家级或准国家级的人才高地，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引领其经济社会发展。
4.在以上国家级或准国家级人才高地建设的基础上，再经过15年左右的努力，到2045年左右，将上述一些基础条件更好、聚集能力和创新能力更强的国家级人才高地打造成世界级人才高地，从而形成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结构优化、世界一流的人才高地体系，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第三个时点目标和实现强国战略第二个百年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在国际人才竞争中，中国的优势是：（1）中央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要求为吸引人才和充分发挥人才作用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2）科研经费比较充足，目前，中国R & D经费投入强度为2.06%，尽管与韩国（4.23%）、以色列（4.25%）等国还有较大差距，但已超越欧盟28国的总体水平（1.95%）。而北京市R & D经费投入强度高达6.01%，上海市也达到3.73%。［16］（3）研究生生源充足、研究者勤奋、聪明。［17］（4）我国的直辖市和一些副省级市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科技创新能力比较强，有良好的基础设施，能够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有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在人才高地建设方面成效显著，经验丰富，已经初步具备打造世界级和国家级人才高地的基本条件。
与此同时，必须看到，我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还存在着亟待补齐的短板。比如：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尚不到位，某些落后的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机制不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良好的法治环境尚未形成，不少地方人治色彩浓厚；公权力对人才的干预和管制过多，使人才在创新创业中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和自由度；许多城市的软环境比较差，使人才产生诸多后顾之忧；缺乏国际上最强的领域性研究中心或机构，等等。
国际人才竞争态势表明，人才基本上是向科技水平高、环境条件好、民主法制健全、制度环境宽松、科研经费充足、薪酬待遇优厚、发展潜力较大的地方流动。因此，要打造世界级和国家级人才高地，提高对高端创新型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必须深化改革，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创造有利于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
1.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
调研表明，吸引高端人才的首要因素不是优厚的薪酬待遇，而是良好的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我国传统的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其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人治色彩浓厚、管理不规范、用人单位缺乏自主权、人才创新创业缺乏应有的自由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有了很大改进，但是，传统体制的弊端和痼疾并未完全消除，在不少地方和单位，传统的思维、传统的管理方式和行为模式仍然大行其道，从而严重影响了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2016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核心任务和目标，是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解放和增强人才活力，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围绕这一改革任务和目标，《意见》从管理体制、工作机制和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措施。贯彻中央精神，落实《意见》要求，就必须简政放权，向用人单位下放自主权，在优化人才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加强人才管理和服务的法治化建设，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和科学规范、开放包容、公平公正、运行有序的人才治理体系和人才发展服务体系，为打造世界级和国家级人才高地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2.加强法治建设，为吸引和凝聚高端创新型人才提供稳定的理性预期
人才，特别是高端创新型人才对稳定的法治环境有更高的期待。健全的法治既能够维护和保障人才的合法权益，又能够使人才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而稳定的理性预期。因此，健全的法治是吸引和凝聚人才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法治不健全，必然导致人治色彩浓厚，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使人才望而却步。“有调查问卷显示，我国吸引高层次人才不利因素主要集中在法治环境上。”［18］
发达国家人才法治体系比较成熟、比较完善，既有人才综合立法，又有人才分类立法。相比而言，我国目前的人才法治建设总体处于摸索阶段，从立法角度来看，其突出问题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立法层次较低；二是立法程序不完备；三是立法质量不高；四是立法的国际通用性不够。［19］我国人才法治体系不健全，在执法和司法环节上的表现是：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代法、以人代法等现象。这对吸引和凝聚人才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鉴于人才资源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组织专家对人才立法的相关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人才促进法》及其他配套法律提供依据和参考。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应将人才立法列入立法的重要日程，尽快制定《人才促进法》及与之配套的相关法律，依法明确在相关的法律关系中人才的权利和义务。在加快人才立法的基础上，各级人大常委会应加强人才法律法规的监督执行，对违法和不严格执法的机关和个人，依法进行严肃处理，以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确保人才的合法权益，依法保障和鼓励人才创新创业。
3.实行底线管理，减少行政干预
所谓底线管理，即政府在管理中，要坚决守住三条底线：一是守住道德底线，对严重违背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人，不论其才能多大、水平多高，都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和纪律的处分。二是守住法律底线，违法者不论其才能多大、水平多高，都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是基本公共服务底线，即政府依法优质高效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在道德和法律底线之上，是人才的自主和自由，非依法不得随意干预。
实行底线管理，底线要明确清晰。底线就是红线和高压线。任何人，只要不越过底线，不触碰高压线，就享有充分的自主和自由。有了这样的自主和自由，又有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作保障，就会充分调动人才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创造性，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实行底线管理，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充分尊重人才的自主和自由，既能发挥人才的最大效用，也是对人才的尊重，是科学管理的具体体现。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表明，有自由才有更多的创新、发展和进步。一个国家，自由度越大，其整体创新能力就越强，发展和进步也就越快。这是由科学研究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20］他进一步强调：“不要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不要用死板的制度约束科学家的研究活动。很多科学研究要着眼长远，不能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要让领衔科技专家有职有权，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防止瞎指挥、乱指挥。”
4.建设高质量的服务型政府，打造吸引和凝聚人才的良好环境
生活和工作环境不理想，是我国许多城市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吸引力不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多数科技中心城市空气污染较为严重，卫生条件相对较差；除少数几个大城市外，多数城市国际化程度比较低；在人文环境、法律体系、规章制度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差异较大；不少地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难以满足人才的基本需求；我国科技人员的工资普遍偏低，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的1/10，这也是我国吸引力弱的重要原因之一。［22］为切实解决这些问题，打造吸引和凝聚人才的良好环境，迫切需要建设高质量的服务型政府。
所谓高质量的服务型政府，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基本公共服务惠及全民的基础上，加大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使之不断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政府。简言之，就是优质高效、持续均等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建设高质量服务型政府的主要任务是：（1）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和要求，积极推进绿色发展，大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尽快使美丽城市建设取得实质性成效。（2）切实贯彻落实中办 国办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建立健全高于国家标准的大中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标准体系，以基本公共服务的高质量标准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升。（3）切实提高科技人员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使科技人员和广大知识分子凭借工资就能够过上社会中等偏上的生活，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为建设高质量的服务型政府，必须加大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使政府的主要职能尽快转变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与此同时，还要依法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加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确保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既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又能满足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对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的需求。
5.建设若干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平台，助推高端创新型人才追赶乃至引领世界科技潮流
在市场上，资本寻找最佳投资场所是为了赢利；在国际上，高端创新型人才跨国流动是为了寻找创新创业的最佳地方，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满足高端创新型人才的这一需求，除了上述条件之外，是否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平台，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有专家研究指出，缺乏国际上最强的领域性研究中心或机构，缺少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实验室，是导致我国对国际一流人才吸引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向国际一流靠拢，但离吸引大批国际一流学者自发前来长期工作还有不小差距。”［23］因此，打造世界级和国家级人才高地，迫切需要组建国际上最强的领域性研究中心或机构，建设若干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平台。惟其如此，才能增强对国际一流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并助推他们追赶乃至引领世界科技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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