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首要大国，美国外交始终备受全球关注。当前，世界权力结构正在重新分化组合，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处于转型过渡阶段，大国的战略竞争不断加剧，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权力博弈更趋紧张和复杂。在这一特殊敏感时期，美国外交的政策选择和战略走向更是备受各国政界和学界关注。
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执政学说明显不同于前任总统奥巴马。他是一个政治素人，具有不同于传统政治人物的独特的领导风格，惯用“商人思维”来处理美国外交，在国际关系中也擅长运用交易策略，使近年来美国外交呈现出一些任性和混乱，由此遭到国内外的广泛批评。那么，这位性格多变的商人总统是否有核心的学说来指导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其实，如果考察特朗普执政以来在外交场合发表的对外政策讲话，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总统和政府外交官员在公开场合反复提到了一个高频词汇，那就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这个词汇被美国学界和媒体认为是特朗普政府外交的核心学说，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甚至一度被保守派学者认为是“杰克逊主义的回归”。
本文着重要探究的问题是:在特朗普治下，美国外交的核心学说是什么;有什么政策取向;在美国外交实践中有哪些溢出效应;对我国有何影响;中国应如何应对来自美国日益增大的战略竞争压力。这些问题对于理解当前特朗普政府外交的基本逻辑具有重要性，对于认知印太战略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具有急迫的现实意义，因而需要学界深入探讨并作出回答。
1“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提出过程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一直是美国外交的两大传统思想，在美国外交史进程中，交替出现，并行不悖，甚至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塑造着美国的对外政策，推动美国外交关系的演化与变迁，对美国成为当下国际体系的全球霸权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特朗普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既承继了传统现实主义思想的核心内核，又根据21世—35纪国际权力转移的现实，融进了一些新原则和新理念，成为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路标。
2017年5月，特朗普首次出访沙特阿拉伯，在反恐峰会上第一次使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一词来描述他的外交政策。他强调:“我们的朋友从不质疑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敌人也不要怀疑我们的决心，我们的伙伴将通过稳定而不是通过激进的破坏来增进安全。”特朗普似乎也提出了美国不可能使用武装力量来把美国的政府形式或者学说强加给他国，“我们不是在这里做讲座，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告诉其他国家的人民如何生活，做什么，成为谁，如何尊重。相反，我们在这里是要提供基于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伙伴关系，为我们所有人去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特朗普的讲话表明，“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意味着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美国不会参与新保守派的军事冒险来传播民主，除非民主国家的增加被认为是符合美国的利益。
2017年8月，在发表阿富汗政策的公开讲话中，特朗普又再次使用了“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他说:“我们将不再使用美国军事力量在遥远的土地上去建设民主，也不再尽力按我们的设想去重建其他国家，那些日子过去了，我们将与盟友和伙伴一起去保护我们共享的利益，这个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将指导我们前行的决定。”
2017年9月，特朗普总统在联大讲话中再次声称:“我们希望和谐与友谊，而不是冲突与摩擦，我们以结果而不是意识形态为指导，我们有一个‘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政策，它植根于共同的目标、利益和价值观。”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把印太地区作为其国家安全战略首要关注的地区，并明确提出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来处理对外关系。报告指出，“一个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美国的原则，一个对美国利益的清醒评估，一个应对我们面对挑战的决定，它是一个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战略，是由结果导向，而非意识形态，它植根于美国的原则对于美好世界是一股持久力量的信念”。对此，美国主流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制定了“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安全战略。
2018年4月，在谈到美国把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的政策时，特朗普政府的高官说:“美国的外交政策植根于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它起始于一个对基本事实的诚实承认，它起始于对以色列国的尊重，这就要求政府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作为它的首都，并尽可能地把驻以使馆迁到耶路撒冷。”
2018年6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在外交政策协会上发表题为《大国竞争与核战略》的演讲。他认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首要关注的议程。在谈及如何应对大国战略竞争时，他引用了特朗普总统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这个词汇，强调美国根据这一思想来处理与中国、俄罗斯的大国战略竞争的回归，“我们相信，通过坦诚和现实的方法应对国际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2018年9月25日，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了“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他指出:“美国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政策将不会再重复坚持错误的古老信条、名誉扫地的意识形态以及所谓专家的错误意见。这不只适用于和平问题，而且适用于繁荣问题……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政策是植根于我们的价值观、共享利益和共同的感受。”
从近两年来的外交实践来看，“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学说。有学者在《国家利益》上发表文章称，特朗普政府团队的成功，是因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已经嵌入在外交政策中，并在外交实践中行之有效，美国所取得的外交进展，就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在美国人看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就是“美国的目标是正义的，美国的力量应该支持这些目标的实现”。美国保守派人士罗伯特·考夫曼认为，特朗普政府“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包含了以下含义:(1)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零和游戏，这就要求美国对权力保持警惕和优势;(2)美国优先考虑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竞争对手的威胁，而不是像全球变暖或失败国家这样的“非传统威胁”;(3)否定了奥巴马政府在某些关键时间节点使用军事力量的方式，这在一定条件下使得撤军优先于巩固胜利;(4)在修辞上淡化了过度粉饰的原则;(5)强调政治的交易性;(6)在贸易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如果执行过度，可能会破坏原则和现实主义;(7)致力于恢复更为传统的主权概念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石。这几层含义说明了特朗普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学说深受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体现了美国外交史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与其说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是一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倒不如说是一种新“孤立主义”更为恰当。正如美国学者乔纳森·科什纳所言，“美国的确有悠久的孤立主义传统和更持久的单边主义传统。这些不是过去的遗迹，而是现在常见的特性。即使在更当代的国际主义时期——即使当国际主义者慷慨之时，美国也很少愿意受制于对他者有义务的约束”。
通过分析特朗普的讲话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本，笔者认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基本内核大致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坚持“美国优先”原则，以美国的实际利益获得作为政策成效的评价标准;二是降低推广民主和人权价值的热情，弱化意识形态的对抗，不愿意承担国际道义责任;三是战略重点瞄准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对抗性思维出现回归和抬头;四是强调以实力求和平，运用极限施压手段达到战略目的。
2“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政策意涵
自入主白宫以来，特朗普就把“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学说落实到政策实践中，并不惜使用各种高压和强制手段，逼迫他国接受美国的主张，在一些评论家看来，“美国正在世界舞台上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且没有让美国人处于危险之中”。在政策实践中，“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呈现出民族主义、强军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取向。
(一)政治上，主张民族主义，反对全球主义
特朗普将美国国家利益置于全球利益之上，强调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非全球主义者。特朗普强调要让美国人“选择一个爱国主义、繁荣和值得自豪的未来，让我们选择和平、自由，击溃主导和失败”。他在用民族主义者的手段来推行外交政策，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不过，也有学者指出，特朗普的民族主义有三个特点:一是痴迷;二是不稳定;三是对现实冷漠。其实，民族主义是一个“双刃剑”，最终会伤害到美国自身，因为特朗普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白人优越论”，具有鲜明的种族主义特质，只会把种族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造成族群分裂，加剧区域冲突。因此，特朗普的民族主义也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美国和世界面临的“真正的危险”。
(二)军事上，主张强军建设，推行扩军主义
特朗普政府加大了国防经费开支，2019年国防经费预算增加到7160亿美元;提出一系列军事扩张建设计划，先后出台了国防战略等文件，要求韩国、日本和欧盟等盟国增加预算开支，为美国保护“买单”。2018年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越南发表讲话时指出，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不断加强与其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军事联系，来共同抗击美国在该地区面临的核扩散、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美国还承诺，在印太地区继续提供强大的援助，以帮助该地区保护它们的领土边界，包括陆地上的、海洋上的和数据上的安全;继续和盟友与伙伴国捍卫“航行与飞越自由”;美国与日本、印度已经重新签订了联合巡航的协议。
(三)经济上，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排斥自由主义
特朗普政府对多国发动贸易战，根据“301条款”，对欧洲、日本、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到美国的钢产品加重征收25%和对铝产品加征10%的高关税，严重威胁全球贸易的顺利开展;美国以不公平为由，废除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逼迫加拿大、墨西哥重新签订新版自贸协定;同时，压迫韩国与美国重新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又与日本商谈新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大搞贸易摩擦，向中国出口至美国2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10%～25%不等的高关税。总之，特朗普政府抛弃了自由贸易的旗帜，推行保护主义的做法危及了现有的贸易协议，引起了各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担忧，有评论指出，美国的做法可能会引发类似20世纪30年代“一报还一报”的贸易战，更有人指出美国此举可能会引发“贸易冷战”。
(四)安全上，偏好单边主义，摒弃多边主义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以“美国优先”为原则，不顾国际社会反对，不顾盟友劝阻，着手提高核威慑能力;对北约等盟国施加压力，要求增加各国的防务经费，分担美国的负担;退出伊朗核协议，对伊朗进行制裁;指责俄罗斯违反了中导条约，美国扬言退出中导条约;在气候问题上，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特朗普的任性，不仅损害了它在全球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角色，而且也正在伤害它与盟友之间的信任关系。欧盟与美国在伊朗、气候、移民等安全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增大;韩国与美国在萨德、朝鲜等问题上的立场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日本安倍晋三政府也感受到美国在安保问题上对日本的压力，有日本学者指出，“至于美日同盟，当特朗普还是总统候选人时就提出一项主张，要让日本100%承担美国驻扎日本的费用，否则就离开日本，这些话让日本深受震惊”。为了维持美日同盟关系的稳定，日本被迫增加美国驻扎开支费用。
总而言之，“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以美国利益优先为基本原则，以结果成效为导向，着眼于加强与新兴大国战略竞争，重建美国实力优势，并以极限施压为手段，以较少成本获取更大物质利益，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就是强调实力和地位，特朗普信奉“你做第一，别人就不得不尊重你”的学说，使美国的外交政策被西方学者认为就是一种“以地位驱动的外交政策”，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在印度学者看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就是美国霸权的再现，具有“帝国主义的进攻倾向”，“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是一个美式的帝国主义国家，它摘下了手套，拿下了软实力的面具，特朗普让人们更清晰地看清了美国权力精英的真正面目他们为了主导权而从事达尔文式的斗争”。特朗普政府高举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走向孤立主义，缺乏人道主义关怀，具有浓厚的单边主义倾向，是对多边主义的否定，对全球主义的放弃，对贸易自由主义的背离，它所制定的规则、制度、规范对美国已经没有约束力，却无理要求他国遵守这些规则，无论什么规则限制了自己，都可以随时抛弃，不去履行，甚至任性退出。作为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要设计者，美国在21世纪却表现得像个“造反派”，带头破坏基于规则的秩序，充分展现了其霸权逻辑。
3“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溢出效应与限制因素
(一)溢出效应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已经成为指导美国外交的核心学说，受其影响，美国外交出现了以下重要变化:其一，冷战思维抬头，回归地缘政治对抗，重新塑造美国的战略重心。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建立在四个原则支柱的基础上的，即:保护美国国土、人民和生活方式的安全;促进美国的繁荣;以实力求和平;推进美国的影响。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报告中，美国都把与中国、俄罗斯的大国战略竞争视为最重要的战略议程，这被普遍认为是“new cold war”的做法。既然战略目标已经确定，今后美国的战略资源将重点向大国竞争持续倾斜。可以预料，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对中俄两国的战略施压。未来大国关系紧张态势将持续上升，并会随着美国国力相对衰落和中国崛起而更加放大，中国与俄罗斯需要时刻警惕美国保守势力铤而走险，进行战略摊牌。
其二，退出国际制度事件增多，破坏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稳定性。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采取了消极的做法，美国先后退出了TPP和巴黎气候变化框架协定、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等国际组织，甚至还威胁要退出《中导条约》和世界贸易组织(见表1)。
总之，美国选择性接受国际制度，试图摆脱国际制度对自己的约束，破坏了自身建立的基于规则和制度的国际秩序，为美国外交贴上了“特朗普主义”的标签。有国外学者推断，在特朗普任内，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变得非常脆弱，危机重重，已经处在“崩坏的前夕”。美国我行我素的做法暴露了其虚伪的本质，一方面不想履行全球大国责任，另一方面却又意图从现行秩序中继续收割霸权红利，这种自私自利的霸道行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与指责。
其三，政策失去国际道义，美国的国际威望受损。美国坚持“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政策，在穆斯林问题上，曾经一度推行反穆斯林法案，限制特定国家的穆斯林入境美国，引起广泛批评;在拉美移民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兴建美墨边境墙，派遣军队严防拉美移民入境，强行把移民的孩子与父母分开，造成骨肉分离。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人道主义精神，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望，同时也是对美国软实力的一次打击，让世界再次看到了美国“人权教师爷”的虚伪嘴脸。
其四，在敏感地区推行有争议的外交政策，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在一些敏感地区具有巨大争议和分歧，为地区局势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例如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美国把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的做法，引发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的愤怒，巴以冲突有恶化升级的趋势。鉴于耶路撒冷问题的敏感性，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一问题上明显地偏向了以色列，使得美国的中东政策失去了阿拉伯国家的广泛信任，巴以矛盾和阿以矛盾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中东秩序将会长期陷入动荡不安。在印太地区，美国以所谓“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借口，不断在台湾海峡、南海等我国领土主权海域进行挑衅，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不利于地区的稳定，受到了东盟诸国的反对。
(二)限制因素
在短期内，虽然“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可能会给美国带来一定收益，比如各国被迫向美国开放市场，增加对美进口，海外投资增长，就业岗位增加，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不过长期来看，美国的霸道做法也给自身带来很多损害，失去长远的收益，因为急功近利的政策往往是“杀鸡取卵”，过于自利的做法透支了国际信誉，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印象会严重下降，损耗美国的领导力。“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将受到以下内部和外部因素的诸多限制，在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全球化时代，特朗普政府在外交上“唯我独尊”的傲慢做法将受到内外诸多因素的掣肘，难以持续下去。
其一，美国国内政治的限制。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和民意基础都将对特朗普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带来牵制。从政治结构上看，目前美国是共和党执政，存在一定的执政优势，特朗普在任内可以推行这一政策;但是在两党轮流坐庄的制度设计下，一旦民主党重新执政，外交政策的调整在所难免。从主流民意来看，在特朗普治下，很大一部分政治精英、国内选民并不认同特朗普的执政学说和外交政策，美国国内几乎陷入政治对立状态。例如，《时代周刊》把特朗普称之为“美利坚分众国”总统，这也显示出美国国内对其执政的不满。从美国民调数据来看，特朗普在国内支持率并不高，而反对率始终高于支持率，根据2018年10月21日盖洛普的调查，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4%，不支持率为50%，加上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失去众议院多数党地位，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将可能在“通俄门”、沙特和贸易等问题上对特朗普展开听证和调查，可以预料特朗普执政将面临更大困难，政策推行也变得更加不确定。另外，美国国内主流媒体批评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声音比较大，认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没有连续性的逻辑混乱。也有美国保守派人士批评，特朗普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不是原则，也不是现实主义。这些批评声音都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构成了潜在的社会压力。
其二，大国战略竞争的限制。美国把中国、俄罗斯列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自我寻找敌人的做法虽然可以凝聚国内共识，但是在国际权力转移的转型期，把中国与俄罗斯逼到墙角，使两国不得不抱团发展，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对美国形成反制。在中美俄三边互动博弈的过程中，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加强改变了力量的平衡，势必会对美国形成压力，从而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形成了牵制。在大国战略竞争的时代，美国显然不愿意看到此种不利的局面出现。
其三，盟友和伙伴关系国家的态度。在外交实践来看，特朗普政府抛弃多边主义、依赖单边主义的做法损害了全球盟友及伙伴国的利益，比如在经贸问题上，美国将贸易保护主义奉为圭臬，挥舞关税大棒，动辄对加拿大、欧盟、日本、韩国等盟国实施高关税政策，逼迫这些国家向美国开放市场，增加对美进口，以重塑全球供应链，扩大美国就业，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压迫韩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国重新签订自贸协定。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美国的一系列“退群”行为，拒绝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破坏了多边主义，与欧盟等诸多国家的外交政策相悖，备受其他国家的批评;在军事上，逼迫北约国家向美国交纳“保护费”，同时对土耳其购买俄罗斯武器的表达不满，制裁土耳其，美土关系日趋紧张;印度与俄罗斯达成购买S－400防空系统协议，美国威胁要对印度实施制裁。这些简单粗暴的自私自利行为引发了盟友和伙伴的普遍不满，不信任特朗普政府的政治情绪在普遍存在，质疑的态度从未消失，这些现象或许都将对美国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产生制约。
4“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与应对
印太地区是美国全球战略关注的重点地区，在新国家安全战略中处于首要地位。在印太战略中，中国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居于核心和首要议程，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外交、军事与经济等各项措施，都是围绕着制衡中国而展开的。美国强化在印太地区与中国开展竞争，无疑对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中美关系范式似乎正在从接触合作向对抗竞争转变。
(一)中美战略竞争的挑战
基于对华认知和战略的转变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更为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美国和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的权力竞争更是白热化。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选择是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事务，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俄罗斯著名智库瓦尔代俱乐部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就是国际秩序的领导权之争。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具有地缘政治抱负的深层证据，“它渴望于自己的货币能够成为美元的国际竞争者，亚洲基础设施是由中国正在建设的众多政治经济结构的另外一个案例，这也不是由美国领导和发起的，中国的政策分散了由西方建立的制度主导地位，动摇了西方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基础，并稳定地使北京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经济上，为了加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将矛头直指中国，视中国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以印太地区作为大国竞争的新角斗场，不断投入战略资源，与中国战略竞争的广度、深度和烈度空前扩大。经济上，美国联合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建立首付款为1.13亿美元的印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在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和能源领域进行投资，对冲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华发起史无前例的贸易摩擦，逼迫中国向美国开放市场;限制向中国出口敏感技术，指责中国强制转让技术，意在打压“中国制造2025”;对中国高技术企业中兴和华为等公司进行市场限制，在5G网络建设中禁用中国技术;在援助模式上，美国将改进对外援助模式，加强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竞争。
军事上，为了保持美国的强大军事优势，特朗普政府大幅增加国防费用,2018年在印太地区安全援助的费用已经达到5亿多美元，其中4亿美元是军事支持费用，超过了过去3年的总和;美国已经把“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以此强化对印太的重视;以自由航行之名，两年来已经先后多次派遣各种舰艇侵入我国领海或岛礁邻近12海里海域，在南海挑衅中国主权；在海军建设方面，美国海军军官本·斯帕雷指出，美国海军需要加入大国竞争的游戏，以维持美国的强大海权。特朗普政府已经提出了最新的海军造舰计划，美国海军将利用30年的时间,致力于在2050年左右打造出一支由355艘各种舰船组成的海上力量。这要比2015年提出的308艘的目标增加了47艘，这项计划表明美国海军力量结构正在发生新变动，美国的海洋霸权是由一支扩张型、先进性的海军来维护的。
外交上，特朗普政府将“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奉为圭臬，给中国不断扣黑帽子，恶化中美关系。副总统彭斯在公开场合的演讲中，全面指责中国大规模干涉美国选举和内政;指责中国黑客入侵，盗窃美国技术、商业和军事机密;散布谣言，抹黑中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债务陷阱”。美国领导人的对华演讲，给国际社会传递出美国正在发起“new cold war”的信号。美国甚至还在印太地区筹划由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参加的“钻石民主联盟”，旨在构建对中国的战略制衡屏障;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情报机构组成“五眼联盟”，针对中国加强情报分享，强化对抗中国的战略协调。日益加剧的中美战略竞争，使很多的国际问题专家担忧中国与美国可能会陷入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频繁打“台湾牌”，相继通过《台旅法》《2019年国防授权法》等法案，突破美国与台湾政治军事层级高官交流限制;加大对台军售规模，调整对台军售模式，从打包模式转向一案一议制;在南太平洋海域开展美台防务联合演习;2018年11月，在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期间拟派遣太平洋舰队在台湾海峡演习。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各种做法,无非就是刺激中国底线，对中国进行挑衅和打压，以使美国在中美竞争中获得心理优势。
(二)应对思考
特朗普政府推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意在强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对中国的战略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我国战略环境的张力增大，周边地带充满不确定性，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干扰，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受到压缩;另一方面，中美关系范式发生新的重构，中美关系的战略方向正处在十字路口。鉴于中美是世界上影响力巨大的经济体，世界各国都对此非常关注。面对特朗普政府“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中国应该运用东方智慧，在战略、态度和措施上正确应对。
首先，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定力就是要拥有战略忍耐力，防止战略冲动和盲动，即中国对美国的强硬外交政策，应该要继续保持韬光养晦，用战略耐心应对美国的压力，按照自己的节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要随着美国的步调“起舞”。客观地讲，中国崛起得益于40年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没有和平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就难以为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生活需求就会难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也会半途而废。可以说，和平发展是中国既定的战略大计，需要长期坚持和维护。当然，保持战略定力要面对各种风险考验，决非是无原则的妥协让步，而是一种着眼长远、顾全大局的战略性做法。在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统一大业尚未完成之前，与美国战略摊牌，搞大国对抗，只会增加中国的战略负担，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百年梦想的实现。要坚信，中美未来的力量天平一定会向中国倾斜，时间和空间都在中国一边。对此，中国需要不忘初心，苦练内功，提升自己实力。要学会打“太极拳”，做到以柔克刚;同时也要准备“组合拳”，以便应对不确定性风险。
其次，要保持适当态度。所谓适当就是坚持“有利、有理、有节”的原则,正确处理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一是需要继续维护合作大局。在美国没有主动战略摊牌之前，我国与美国关系的主流基调还应继续定位于合作，通过合作化解分歧，通过合作增进信任。在相互依赖的时代，“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可以使双方都获益，合作也可以使中国尽可能地争取战略机遇期的延长。二是需要适度回应挑衅。针对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刺激和故意挑衅，我们需要准确判断，在必要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回应，既要坚持原则，又要保持灵活;既不能一味委曲求全，又不能处处对抗。三是需要坚守国家利益的底线和红线，即在涉及我国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的战略底线和红线上绝不让步，否则政府会面临国内民众的政治情绪和民族主义上升的压力，如果控制不好，可能会扰乱我国的对外战略部署，增加不必要的困扰。
最后，要采取有效措施，综合应对。一是继续推进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增强这一战略倡议的包容性，中国欢迎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在第三方市场就基础设施开展合作，进一步密切与印度的友好合作，防范印度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联手，缔结“钻石联盟”。二是针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中国应该倒逼自己，把国外压力当作继续改革开放的动力，扩大国内市场开放，积极吸收海内外资本，推进国内产业升级，加快经济转型步伐。同时利用美国与欧洲、日本等国在贸易问题上的摩擦，尽可能组成国际统一战线，加快中国与欧洲、日本等国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进程形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另外，也要利用上海进口博览会等平台，积极扩大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建立深度经贸联系，促进互利共赢。三是重视关系经营，扩大情感投入，坚持以“亲诚惠容”理念精心经营周边关系，着力推进以经贸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六大经济走廊建设，重塑周边环境和秩序。四是在军事上，加快军事现代化建设步伐，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努力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军事差距;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军事合作。通过上述努力，中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转危为机，完成百年梦想。
5结 语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既是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演进产物，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中的政策学说，是理解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密码”。“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总体上在对外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呈现出强硬态势，突出反映了在大国战略竞争时代，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而调整外交策略，这种策略就是摒弃合作，以极限施压逼迫对手，让对手屈从让步，从而达到自利化和最大化目标;同时这种策略也反映了美国国内的战略精英对美国霸权未来的集体焦虑，企图运用优势资源对新兴大国进行战略遏制，从而永远保持世界霸权的核心逻辑。虽然特朗普希望能够通过“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政策让美国变得“再次伟大”，但是由于今日的世界与冷战期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国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需要合作共生，单纯依靠“实力优势”来追求“例外主义”，显然已经无法行得通了，美国应该要看清时代的进步潮流。
随着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日益加快，可以预见的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未来将更加凸显。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学说指导下，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加大对华战略竞争力度，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挑战和风险也会日益增多。在中美战略竞争的互动过程中，我国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避免主动陷入历史上的“俢昔底德陷阱”，重演大国政治的悲剧。对此，我国需要注意两种现象，一个是战略成本提前透支，另外一个是中美滑向战略敌对。无论哪一种现象，都会对中国和平发展带来干扰。只要中国保持清醒，不随美国“起舞”，而是按照自己的步调，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发展壮大自己，就能使中国的战略环境压力有所弱化，为和平发展争取更长的战略机遇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