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美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垄断小组就亚马逊（Amazon）、苹果（Apple）、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四大互联网企业涉嫌垄断问题举行听证会，昭示着对这些硅谷巨头的新一轮反垄断调查山雨欲来。
近年来，脸书等互联网巨头在实现用户和营收双升的同时，在隐私保护、内容监管、公平竞争等方面的不足亦广受质疑。此次国会听证主题虽是“反垄断”，其他问题在听证中亦被涉及。而就在听证会召开前夕，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以罚款50亿美元和其他附加限制条款实施了对脸书的处罚，原因是这家社交网站对用户个人信息处理不当。
罪与罚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脸书8700万用户数据被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用于定点发送支持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宣传广告。此事于2018年3月曝光，随后，FTC对脸书展开调查。脸书此番付出的50亿美元罚款刷新了FTC的罚款记录（此前最大额度系2012年对谷歌2250万美元的判罚）。
除隐私问题外，互联网巨头对虚假新闻甄别不力，任由网络暴力泛滥，也引起大众反感。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三百家公司或组织在谷歌旗下知名社交视频网站YouTube上播放含宣扬白人至上主义、纳粹主义或阴谋论内容的视频。由于此类“仇恨言论”、“虚假新闻”往往与政治活动相关，互联网巨头也因此与政治生出瓜葛，甚至可能“干扰选举”。
在公平竞争方面，今年5月，知名反垄断专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莫顿（Fiona Scott Morton）主导的课题组发布了针对亚马逊、苹果、谷歌和脸书等数字平台涉嫌垄断的调查报告，指出相关平台利用垄断地位对市场中其他竞争者构筑了“准入壁垒”，进而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对平台用户和广告商“两头吃”，导致所提供服务（平台内容和广告产品）质量低下，直接推高了市场平均广告费用，且严重抑制创新。
应该说，上述三类问题往往为硅谷互联网巨头共有，但各巨头之间有所区别。例如，谷歌和脸书涉嫌垄断和泄露用户隐私问题突出；推特和YouTube的问题集中于“虚假新闻”和“仇恨言论”泛滥；亚马逊除“垄断线上销售”外，还存在诸如“廉价用工”等问题。此次听证会上，苹果没有被作为主要目标。
在此轮反垄断调查开启之前，欧盟、美国监管机构对互联网巨头的不满由来已久，而这些巨头面对来自政府的罚款、征税似乎都习以为常。
因在欧洲市场“使用安卓系统（Android）作为工具来巩固其搜索引擎的主导地位”，谷歌与欧盟陷入长达十年的垄断官司，并最终累计遭欧盟罚没近80亿美金。今年4月，欧洲议会决定，如果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络公司不能在被监管部门要求后迅速移除极端主义内容，可向其征收多达全球营业收入4%的罚款。今年7月，德国监管部门认为脸书报告的该平台非法内容量偏低，违反了德国有关互联网透明度的法案，对脸书处以200万欧元的罚款。
此外，2017年，欧盟还以“苹果与爱尔兰签署的税收协议违法”为由，迫使苹果补缴了130亿欧元的税款。今年以来，法国对谷歌、亚马逊等三十余家互联网巨头开征数字税，预计全年将为法国带来4亿欧元税收。
在系列丑闻面前，今年以来，脸书总裁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承诺今后公司将朝加密的私人互动以及安全数据存储方面努力，谷歌则宣布成立一个由外部专家组成的“全球技术顾问委员会”以监督公司在应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时遵循相关伦理准则。
然而，互联网巨头的“痛定思痛”并不足以让政府满意。随着罚款和征税两大手段局限性的暴露，推动“自我监管”走向“第三方监管”、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防范”正成为下一步的重点。
先天之困
2018年3月，美国新闻网站Axios发布了对亚马逊、苹果、谷歌、脸书四家公司开展的好感度调查。结果显示，与2017年相比，脸书由于受“剑桥分析”事件影响，公众好感度骤降28%，仅剩下48%；另三家公司的好感度也均出现10%左右的跌幅。
公众好感度的下降，既是近年来缠绕互联网公司负面消息的作用，也是硅谷互联网公司迅速扩张、进入寡头时代后，长期内生困局的集中体现。
一是隐私之困。2018年2月，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约翰·诺顿（John Naughton）在英国《展望杂志》（Prospect Magazine）刊文指出，谷歌等寡头主导下的互联网正日益成为一种“监控型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它们对用户的观察和塑造构成了“数据监控”。
今年3月，《平台资本主义》（Digital Platforms，2016年英文初版）一书作者、加拿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在接受《洛杉矶书评》采访时说，亚马逊、谷歌等公司已成为以数据为中心构建起来的商业平台，其存续依靠广告，广告的精准投放则倚赖于对用户的充分了解。
在诺顿与斯尔尼塞克看来，没有对大数据的提取和分析，没有对用户的侧写、画像以及由此形成的精准广告投放，寡头互联网时代根本不会到来；寡头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平台对大数据的掌握已是既成事实。
换句话说，脸书与硬件制造商或第三方软件共享用户数据，YouTube根据用户的观看历史有选择地推介新视频，广告商根据脸书旗下照片和视频分享社交服务Instagram用户的身份投放广告，这些在法律和程序上都可能构成数据滥用的行为，归根结底是无可避免的。
二是内容之困。今年以来，针对“虚假新闻”和“仇恨言论”，多家互联网平台封禁了宣扬种族对立、散播“阴谋论”的极右翼人士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极右翼作家米洛•扬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以及反犹主义者路易斯•法拉汗（Louis Farrakhan Muhammad）的社交账户；对一些暗含攻击和影射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別者）等群体内容的危害相对轻微的社交账户，则禁止它们通过广告途径营收。
然而，互联网公司此举却被保守派解读为“审查和压制保守派声音”。7月中旬，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召开“保守派互联网大会”，多个保守派组织的约三百人出席，集体吐槽谷歌、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会上，一位来自某反堕胎组织的女士说，推特不接受该组织的广告投放，同时却反复播放Planned Parenthood（一个伸张女性合法堕胎权益的组织）的广告。
互联网空间的内容之困，折射出美国政治与社会环境的日益极化。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民众在诸多问题上立场显著对立，且明显依照党派划线。一个分裂的原生社会是“仇恨言论”或“虚假新闻”盛行，也是社交媒体中的虚假账户、僵尸账户得以兴风作浪的温壤。
三是垄断之困。早在2006年，谷歌即动用16.5亿美元收购当时尚处初创阶段的视频网站YouTube。2011年，谷歌时任总裁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说：“谷歌每天收购一家公司。”虽然当时收购频率实为“每周一家”，但施密特此言无疑道出了谷歌的黄金岁月。
谷歌之外，脸书也是知名的收购大户。2012和2014年，它分别以1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Instagram和及时通讯软件WhatsApp，以弥补自身产品Messenger（移动短信社交端口）的不足。更早的2008年，它曾试图以40亿美元收购推特，收购不成还一度想通过“抄袭”开发类似产品以“毁掉推特”。2013年，推特推出短视频业务，脸书在自家平台上封禁了该业务，这成为扎克伯格在去年国会参议院听证时被指垄断的一个铁证。
7月16日的听证会上，针对脸书“并未垄断”的申辩，民主党众议员内古斯（Joe Neguse）说：所有社交产品中，脸书和旗下产品WhatsApp、Messenger、Instagram的用户量分列第一、三、四、六名，这当然是垄断。
对互联网行业的后起之秀，“收购”、“抄袭式开发”和“全平台封禁”是谷歌、脸书等互联网寡头给出的基本选项。一般而言，优质产品被收购后可在既有超级平台中拥有一席之地，甚至能独立运营（如Instagram和WhatsApp），这让人难免动心。但如哥伦比亚大学法律学者蒂姆·吴（Tim Wu）在此次听证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危险之处在于，“发明家和企业家从此将只梦想被收购而不愿另起炉灶”，从长远看，这不利创新。
互联网寡头敢于打垄断擦边球甚至行垄断之实的一个基本预期是，美国古老的反垄断法难以严格对标如今的“数字平台”式垄断。此外，“用户集聚效应”也常被拿来论证垄断的合理性，例如，当朋友和家人都开设脸书账户时，你很难另觅平台，用户“用脚投票”常被平台拿来论证自己没有“主动垄断”。最后，“方便与他国互联网公司竞争”是寡头拒绝政府反垄断拆分的一个重要依据。
出路何在
蒂姆·吴（Tim Wu）在其2011年出版的著作《资讯帝国盛衰录》（The Master Switch）中指出，电影、电话、广播和电视等传播媒体都经历过在混乱、创新、开放和免费中闪亮起步，但终将为企业利益所俘获的历史。那么，互联网也将如此吗？
答案是确定的，而且互联网用了更短的时间。今年5月，脸书联合创使人休斯（Chris Hughes）批评扎克伯格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为点击量牺牲对安全的考虑”，“未考虑到新闻推送算法会如何改变我们的文化或影响选举”。
蒂姆·吴所问，休斯所忧，及斯尔尼塞克在《平台资本主义》中所述，都意在回答与公众生活深入捆绑的“数字平台”一旦被企业利益俘获，公民隐私如何保全？平台内容如何加以甄别？垄断危险又该如何打破？
脸书的应对是转型升级。
今年3月，面对接连不断的调查和罚款，扎克伯格称，脸书“历来专注于开放分享的工具，没有打造隐私保护服务的良好声誉”，在未来将“以私信和小组群聊为中心，强调私密分享而非公开内容”。具体来讲，是“对主要产品提供加密信息服务以实现行私人聊天”，“开发与此类信息服务产品相关的附加产品，如支付和电子商务”。
扎克伯格此番表态看似反思隐私保护不足，重点却指向主营业务的转型，即脸书将实现从“人人网+微博”到“微信+支付宝”的转变，在不放弃传统的互联网广告盈利模式的同时，试图通过支付和电子商务寻求盈利。
推特则强调重回公共广场。
与脸书有充足的产品工具可供转型选择不同的是，推特、YouTube短时间之内恐怕还只有继续走发散式内容分享的老路。
今年以来，因极右翼势力的言论在互联网上遭受管控，保守派指责互联网公司“破坏言论自由”。对此，技术新闻网站Recode创始人卡拉·斯维斯（Kara Swisher）5月间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社交媒体不是公共广场，甚至不是虚拟广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只要求政府不得制定限制其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因此公司有权利对信息予以审核裁剪。
今年2月，推特联合创始人、现任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Jack Dorsey）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坦言，“当初，人们带着言论自由的预期来到推特这一公共广场”，但“语言暴力与威胁让边缘人群日益沉默”，“推特不会继续维持所谓的中立与被动”，而将“按照清晰的规则和方法，保护用户免于暴力伤害”。
如果说斯维斯的言论透出的更多是强硬，那么多西的表态则更富情怀，二人的共识在于：对虚假、极端、暴力的拒绝，或将成为新的凌驾于“绝对分享自由”之上的更高层级的政治正确，哪怕这并非特朗普总统乐见。
如果说“隐私之困”可通过“转型发展”来规避，“内容之困”可倚赖“自我监管”来化解，那么，“垄断之困”则可能是寡头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
此次众议院听证会上，关于反垄断，哥伦比亚大学法律专家蒂姆·吴和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莫顿，给出了有区别的路径。
蒂姆·吴此前在接受美国科技媒体《连线》（Wired）杂志采访时，从“美国的反垄断传统”、“分权的必要性”、“增进竞争”等角度详述了“为什么要拆分互联网寡头”，此次，他将“拆分论”委婉地带入众议院听证会。
在5月份出炉的反垄断调查报告中，莫顿指出，打破垄断不能仅靠互联网寡头的自我觉醒，而需要强调顶层建设，如修正过时的《反垄断法》、设立专门法庭并成立相应的监管机构。此次听证会上，她具体提出“阻止寡头收购小公司”、“打破行业壁垒”、“构建标准的数据交换规则”及“用户数据用户做主”等实操路径。
与莫顿主张相类似，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提出，通过实施“强制性数据共享”（data sharing mandates, DSMs）为小公司开辟新机会。
回归初心
此轮反垄断调查山雨欲来，但硅谷寡头辩称“竞争一直存在”。的确，谷歌和脸书从未放松对广告市场的激烈争夺，谷歌还投资零售业巨头沃尔玛以打破亚马逊的“一家独大”，亚马逊则尝试进军手机行业以挑战苹果公司。更重要的是，几大寡头都在未来高地人工智能领域投以重金。
回顾过往，硅谷寡头的任何动作都在美国政府的许可之下发生，垄断似乎主要是欧洲人的焦虑，很多判罚也都体现出“欧盟主动、美国被动”的特征。如果没有2016年“剑桥分析”事件以及特朗普执政以来保守主义的全面回潮，隐私保护、内容校正恐怕也未必见得会以如此激进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
再考虑到，在此次听证会现场，蒂姆·吴对“拆分疗法”表态相对保守，苹果公司几乎“毫发未伤”，以及长期以来国会对扎克伯格“宽容有加”，硅谷依然是民主党2020年总统参选人的主要资金池，——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总体基调依然没有走出“爱之深、责之切”的态势；在他国互联网浪潮冲击压力下，国会后续的反垄断调查极可能“雷声大、雨点小”。
尽管我们已远离2000年初那段互联网与人的“蜜月期”，尽管当下的互联网存在隐私泄露、虚假新闻盛行、涉嫌垄断问题，但必须看到，互联网的主流仍然是好的——毕竟，YouTube中“仇恨言论”占比不到1%。围绕硅谷所发生的一切，根本逻辑在于，更为强大的信息采集、分析和使用，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是人类通向更为完善的文明之路上所必经的阶段。
在这条路上，做出何等选择，兹事体大。
2016年的美国电影《天才捕手》（Genius）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美国知名编辑麦克斯·珀金斯（Maxwell Perkins）的故事。片中，科林·费尔斯（Colin Firth）饰演的铂金斯曾这样论述文学的意义：
“在石器时代，我们的先人们，总在夜幕降临时围聚篝火旁，而狼群，总嚎叫在距离篝火不远的地方。每每这时，总有一个人开始说话，他或许只是讲了个故事，即便只是这样，也能让我们在黑暗的笼罩下不觉得害怕。”
所谓社交网络，所谓数字平台，归根结底，无非是围聚起众人的那团火，它让我们像先人一样，免于黑暗，免于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