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华为展示了一位身在展台上的挖掘机师傅在几个屏幕和操纵台上操作着各种模拟真实挖掘机的操纵杆和仪表，成功地远程控制了千里之外的一台挖掘机，一旁的观众不时向演示5G远程操作的师傅报以热烈的掌声。2019年1月，一名福建外科医生，在5G通信技术的协助下，成功操作48千米外一个偏远山区的机械手臂，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例5G远程手术。在不远的将来，5G技术将在无人驾驶技术、无人机技术甚至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大放异彩。5G带来了新一轮的技术变革，将我们的社会生活塑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模样。
不过，在面对技术变革时，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必须思考这种变革带来的社会与人文效应。我们需要看到，5G不是一种仅仅停留在通信科学、计算机科学、数字技术上的纯理工科学科，它是一根撬棍，已经在远程操控、无人驾驶等领域找到了支点，剩下的就是如何来撬动整个地球。因此，5G通信和对应的一系列技术不仅仅是技术类学科的领域，也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关注的内容。
5G带来的人的主体之延伸
从5G远程操纵技术直接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在场的“我”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挖掘机的行为，或在几十千米之外的外科手术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启蒙哲学以来，笛卡尔所建立的自我同一性的观念都是建立在我思和我的行为之间的同一性基础上的。比如，我喝掉了眼前的这杯咖啡，我思告诉我，我的心灵指挥着我的手臂端起咖啡，并慢慢地啜饮，这是一种带有主体性印记的行为，并表现为我的主观意志。在广延上，杯子里的咖啡的确减少了，通过主体观察和反映出的这个客观事实，我也意识到我的确刚刚喝了咖啡。这样，我的行为意志和行为结果在喝咖啡这件事情上展现出了统一。这种统一不仅仅是主观意志上的统一，也是广延空间上的统一，即在当下的这个具体空间中，我实现了我的意志和行为结果的统一。在启蒙的时代，人们已经不再会简单地相信一个人可以用意志操纵一个千里之外的物体。所以，在许多启蒙哲学家那里，主观上的我所处的位置，与我的行为造成的结果所处的位置之间的统一，是作为现代哲学核心的“我”的概念，在现实世界基础上获得统一身份的前提。那么，当我们再次回到华为5G技术下远程操作挖掘机的案例时，这一点会变得十分有趣。显然，5G技术让现代启蒙哲学的一个基本前提动摇了，即我的在场与我的行为结果可以具有空间上的差异。
我们注意到，尽管诸如笛卡尔之类的哲学家强调了主体意志和行为结果的空间同一性，但是并没有指定这个空间的有效范围是多大，一个千里之外的地点是否能够跟在上海的展台上的工程师构成一个空间同一性？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自我同一性的构建实际上与现实社会生活的速度有关。5G通信技术带来的变革恰恰突破了这一点。在2G时代，手机等终端设备只能传送一些简单的数字和文字信息，而在3G时代，速率的提升让图片的传输成为可能，人们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下拍摄的分辨率不高的照片，可以在低时延的情况下传输到国内。到了4G时代，高清图片和视频的在线共享、下载和传输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那么对于5G时代来说，更快的速度、更高的传输速率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设想，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和活动都可以被转化为一种数据记录下来，那么我们在A地的行为，变成另一个巨大的数据包，在瞬间可以传递到B地，通过B地的解码设备，将转化为数据包的行为操作数据转化为真实的指令，然后通过指令来实现数码控制挖掘机和用手术臂来完成手术。在物理运输的背景下，人的肉身是唯一性的，他的行为如果在B地产生效果，必须要借助肉身的移动来实现。因此，传递的方式为从身体到身体的方式，即“身体－身体”(B－B’)方式。然而，5G通信技术则不需要完全让身体从A地运输到B地，它需要传输的只是一个行为的数据包。这样原先在物理空间中的运动“身体－身体”(B－B’)，被另一种传输运动所取代，我们假设在上海展厅的工程师的身体为B，他操作的行为被数据化为一个数据包，我们称之为虚体V，这个数据包是一个海量级的数据包，之前的文字信息、图片信息、视频信息跟它的数据量都不能同日而语。只有在5G时代，这样编码了人的行为数据的数据包的传输才成为了可能。在传递到B地之后，在接受终端上，这个数据包变成了V’，同时被解码为具体的指令并作用于位于B地的终端设备，于是B－B’的同一性结构被扩充为B→V－V’→B’的同一性。在这个意义上，处于A地的思维领域的我思与B地的广延领域的行为结果的同一性被5G技术建立起来，一个直接物理在场的我思与行为的同一性，被5G通信技术转为一个被中介为“我思－数据传输－行为”的同一性。
数字在场：5G时代的显著特征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新概念——数字在场（digital present）。数字在场是相对于身体在场而言的，而身体在场不仅仅是笛卡尔的我思哲学的前提，也是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存在哲学的前提。正如海德格尔使用的此在概念，就突出了一种此在的在场，海德格尔用了“ent-fernung”来形容此在的在场性，“去其远（entfernen）首先与通常就是巡视着使之近，就是带到近处来，也就是办到、准备好、弄到手。不过，就是纯认识揭示存在着时的某些方式也具有使之近的性质。在此在之中有一种求近的本质倾向”。对于现代的传播技术，海德格尔认为这些技术在本质上与此在的ent-fernung的要求相背离：“我们当今或多或少都被迫提高速度，而提高速度的一切方式都以克服相去之远为鹄的。例如，无线电的出现使此在如今在扩展和破坏日常周围世界的道路上迈出一大步。”海德格尔的话读起来尽管有些晦涩，但他基本上否定了在遥远距离上具有建构此在的周围世界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直接的当下在场才是此在的唯一可能。对于那个时代最具有意义的电报和广播技术，海德格尔都给予了批判，认为这些技术都试图消除此在的在场性，也就是在消除此在的存在。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在场的概念来克服海德格尔对此在去远性的规定。数字在场意味着通过5G通信技术，不仅可以将当下的物理空间进行数字编码和传播，还可以将另一个空间的活动相对于此在构成为周围世界（umwelt），从而在一个异空间中与此在共同在场。此在不再是肉身性的此在，它是通信技术实现的远距离的数字在场。那么，什么是数字在场？为什么一定在5G时代才能实现数字在场？
在4G时代，我们已经具有了一些远程技术，如中国的孩子可以通过即时的通信传播实现与远在大洋彼岸的老师互联，进行直接在场的面对面的教学，中国的孩子不仅可以直接聆听老师在美国的讲授，也可以与美国教师同步互动，做游戏、做题目、对话，等等。但是，这种影响还受到了屏幕距离的限制，即中国孩子和美国老师的互动有一道天然无法跨越的鸿沟，即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的屏幕将中国孩子与美国老师截然分开。
5G技术可能打破这个鸿沟，我们可以设想，在新的在线教育模式中，如果中国孩子家庭中拥有的不仅仅是一个ipad或手机之类的智能终端，而是一个可以被数据指令掌控的替代性的身体，那么美国老师通过身体行为B，转化为数据包V，在中国家庭中的替代性身体上接收为数据包V’，然后V’中包含的行为指令转为替代性身体的行为，从而可以在中国孩子家里的替代性身体上具身化（embodiment），成为可以在孩子面前做动作的老师B’，这样，4G时代隔着终端屏幕的远程教学，经过B→V－V’→B’的转化，千里之外的老师的行为可以在此时此地的家里的替代性身体上直接呈现为行为，从而实现了老师的数字在场。
我们可以再假设另一种情况，一对异地恋的情侣，在4G时代，他们只能通过手机屏幕视频对话，来消除物理空间距离造成的相思，但是由于4G的传输速率只能停留在视频上，他们之间的情感只能满足于视觉和听觉上的感受。但如果通过5G时代的数字在场，如在双方的住所里都有一个替代性的操纵身体，他们在各自场所中的行为，不仅可以让对方看见和听见，通过5G的B→V－V’→B’的传递，可以转为行为上的互动，从而进一步消除了二人之间的异地相思之苦。实际上，在中国作家江离的小说《恋爱反身》中，已经用科幻的方式设想了这种数字在场的可能性。在小说中，住在东京的白川沙优，将自己的行为变成数据，传递到北海道的数据接收站，在那里有一个数字替身，将数据行为转移到这个数字替身身上，这个数字替身就可以帮助女主角白川沙优实现在札幌的一家餐厅里打工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白川沙优的在北海道的行为就是一种数字在场，她与位于东京的本体身体构成了一种新的“我思－数据传输－行为”的同一性。
这样，相对于4G乃至之前的时代中的文字信息、图片信息、视频信息、音频信息的传递，5G通信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数字在场，它可以实现在另一个空间中的行为的可能性，让处在一个固定空间中的我的存在，通过高速度和大容量的传递，实现我在多重空间中的数字在场。
万物互联：人类行为的数据化
当然，5G通信实现的数字在场，还需要一个重要条件。我们之前谈到，在4G时代，数字终端的接受设备是计算机、手机、平板电脑等以视觉为主的终端设备，所传输的数据也大多数是视觉性的。但是，在5G通信时代，终端设备会发生质的变化。在华为的演示里，终端是一辆带数控设备的挖掘机；在福建外科医生的案例中，终端设备是手术台上的机械手臂；而在我们假定的远程教育的案例中，都存在着一个可以远程接收数据并转为行为的终端身体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进行无人驾驶的汽车和无人机，以及未来投放到宇宙中的探测器和月球车，实际上都是高速率通信传播和数字技术转化的终端设备，它们都通过一个遥远的主体，实现了在异地的数字在场。这一切都依赖一个看不见的数字通信网络，这个网络是以5G为基础的，一个隐形而庞大的数字矩阵，换句话说，5G的价值正是在于形成了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数字通信传播网络，即一个全新的概念：万物互联（IoE：internet of everything）。
如果说在4G时代的互联网是由诸多智能手机和计算机等平面设备构成的互联网络，5G时代的万物互联则绝对地超越了这个概念，而且万物互联概念是此前提出的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的升级版。在物联网概念中，所连接的仅仅是各种物的资源，包括生产、物流、资金等各方面的数据，万物互联显然已经加入了人的因素，人不再被视为一个高于物的独立因素存在于数据网络之中，而是被同样转化为一个数据包，与各种物的资源链接和互动。事实上，万物互联的理念不仅仅体现在技术上，也体现在哲学上，例如英国哲学新锐格拉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提出了以对象为导向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下面简称为OOO）体系。OOO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下：所有的对象都需要得到平等关注，无论这些对象是人，还是非人、自然物、人工物、实在物或者虚拟物。换句话说，哈曼的OOO哲学旨在将所有的物，包括人在内都还原为平等的对象，对象通过一定的方式发生关联，而这些关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OOO理论已经包含了这样的关系，所有的对象，包括人、非人、自然物、人工物、实在物、虚拟物都在一个巨大的万物网络中被转化为一个对象。此外，所有对象被转化为数据包，同时意味着这些数据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万物网络，各个对象又在各种具有物质载体（电脑、智能家居、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月球探测车等）或非物质载体（虚拟人物、虚拟城市、虚拟交通等）中得到具身化，成为数字在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得到了万物互联的一个基本描述：“由于互联技术的最新发展和智能设备的广泛传播，我们可以持续进行交流，我们的环境变成了一个‘万物互联’的环境。在这个更高阶的阶段，所有具有特殊功能的设备互联性更强，也更为智能。然而，这个说法还比较简单，万物互联不仅提供了物体之间的互连，也提供数据、人和进程之间的互联。当下传感器和设备网络的发展，与人们和社会环境已经具有了深入的接触，万物互联会给城市规划、军事、健康医疗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
5G通信时代的万物互联意味着，我们作为主体的人的行为已经被转化为一个数据，并在一个庞大的万物互联网中发生着交换，这种交换可以具体体现在装有传感器和控制器的任何一个智能终端上，即被具体实现为对应的行为效果。我们可以设想，在万物互联的状态下，我可以通过一个机械手与在欧洲的棋手下棋，也可以同时操纵一个无人机在丛林里探险，那个唯一性的此在的在场性，被5G转化为多元性的数字在场，我的行为体现在世界的各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什么？这个问题会彻底改变我们对世界的态度和立场，也会改变自启蒙以来的主体哲学。在5G万物互联的世界里，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流，因为我们的存在被分散在诸多终端设备上，同时与我们发生交换的不仅仅是人，也有非人、自然物和虚构的人工智能程序。或许，这是华为公司试图将正在开发之中，最初用在万物互联网络之上的操作系统命名为“鸿蒙”的原因吧！这的确是一个鸿蒙初开的世界，在所有的人、非人、自然物、人工物、实在物、虚拟物实现连通之后，我们面对的绝对是一个迥异的新世界，一个存在着多元数字在场的世界。
显然，这是一个敞开的世界，也是一个无法在5G得到广泛应用之前，在狭窄的数据通道里借用科幻小说式的遐想就能预言的世界。但是，这里所谈的问题并不是纯粹的科幻，而是很有可能在5G通信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之后成为现实的问题。鸿蒙初开，5G的大门敞开之后，我们可能面对着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曾经倚重的那些哲学知识或许会在鸿蒙初开的世界里坍塌，我们需要属于这个时代的哲学学者去解释这个全新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