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印太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的概念，在国际社会被频频提及，由此衍生的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板块—印太地区则成为全球大国博弈最为激烈、国际秩序加速调整的区域之一。因应这一趋势，印太多个大国或中等强国纷纷调整本国对外战略的重心，专门提出了印太战略，并逐渐赋予了其实质性内容。其中，美国印太战略尤为引人关注。通过梳理近年来美国印太战略的政策演进，可发现其尽管在初始阶段缺乏实质性政策支撑，但其后逐渐蜕变， “脱虚入实”的战略演进趋势日益明显。梳理、剖析这一进程，分析美国印太战略对地区局势的影响，有利于我国更有效地预判美国及日印澳等国战略走向，制定因应策略，以维护我国周边安全局势，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稳定和谐、包容开放的地区秩序。
尽管特朗普提出印太战略时间较晚，但由于美国巨大的对外传播能力与国际影响力，印太概念及其衍生出的战略内涵开始为世人所重视。事实上，美国政界、学界对印太概念早有关注。2010年 10 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ary Clinton）在檀香山发表演讲，首度提出了印太概念。 翌年，希拉里在《外交政策》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提出“由印度次大陆到美国西海岸这一横跨太平洋、印度洋的广阔地区正在被航运和战略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美国正将与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由亚太扩展至印太，并成为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 阐述了美国官方对于印太的重视。进入到 2012 年以后，美国开始紧锣密鼓地向印度洋地区渗透。2012 年 1 月发行的美国《国防战略指南》指出，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与自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亚的这一弧形地带的事态发展息息相关，美国军事力量将势必向这一地区倾斜。2012 年 6 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阐述了美国对中国、印度、印尼等快速成长的新兴经济体的战略重视， 这也被视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发端。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地缘政治语境中，印度并非属于亚太区域。因此，彼时美国官方表态表面指向亚太，实则已将战略视野扩大至印太。2013年 7 月，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在阐述美国亚太政策时，称本国将印太视作一个区域，将印度东向战略和外交接触看作亚洲未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除了政界，美国学界也围绕印太展开了热烈讨论。斯科特、卡普兰、奥斯林等美国著名学者纷纷撰文，对印太概念的内涵及其对国际格局、区域安全合作的影响进行了阐述。 因此，实际上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印太政策就业已存在，只不过其披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外衣而未引起世人过多的关注。
2017 年，特朗普执政后不久即宣布废止“亚太再平衡”战略。然而，特氏团队由于缺乏外交政策制定经验，彼时的美国在对亚太战略方面出现了真空，这也为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出炉创造了客观条件。那么，特朗普印太战略何以产生？笔者认为，其既是特氏面对世界格局演变、美国新亚太战略缺位的一种主动作为，也是受日本等盟国“劝诱”的结果。首先，从国际格局来看，全球主要国家权力转移进程加快，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加速崛起，美国及其盟国实力相对下降，既有的全球与亚太地区秩序进入了变革期。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为了迟滞中国崛起进程，维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需在强化亚太同盟体系的同时，拉拢印度、越南、印尼等伙伴关系国家。尤其是印度更被特朗普政府视为构建印太战略、围堵中国的关键因素。因此，从本质上来看，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基本构想仍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翻版”，继承特征较为明显。
其次，除了特朗普等美国政府高层对国际局势的研判，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国的日本的推销与游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倍晋三是对印太战略谋划最早、实施最为积极的领导人之一。自 2006年第一次组阁后安倍即开始酝酿印太构想，2016年正式提出印太战略，可谓“十年磨一剑”。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由于“亚太再平衡”长期占据美国战略重心，故彼时的安倍难以推销自身的印太战略，采取了表面配合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实则暗地里不断做实印太战略根基的“双轨”政策。而特朗普的上台尽管给日美关系带来了较大冲击，但安倍等日本高层则希望“化危为机”，看到了“拉美入群”、重启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希望。因此，一方面，安倍的外交智囊谷内正太郎指示日本外务省、国家安保局官员将日本想法与方案传递给美国同行并对口磋商；另一方面，安倍及其阁僚也会在不同外交场合积极向美国，特别是特朗普展开游说活动，如 2017 年 2 月安倍访美期间即向特朗普大力兜售印太战略，说辞是共同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在两国高层不断的互动过程中，特朗普及其外交团队也逐渐接受了印太概念，并筹谋将其提升至战略高度。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的助手们承认美国印太战略构想源自日本，日本也一直敦促美国与日澳印等“海洋民主国家”确立联系，共同遏制中国崛起；此外，日本官员与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布莱恩·胡克（Brian Hook）、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高级主任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等共同构建了具体的印太想法。
因此，特朗普印太战略是一个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初登国际舞台的特朗普急于“破旧立新”，对新战略有客观需求；另一方面，日本敏锐地发现美国处于“战略真空期”，故持续地积极游说，从外部催生了美国印太战略的产生。
（二）特朗普“印太战略 1.0 版”的特征及其与盟国的分歧
在确立了接受印太概念后，美国高层也开始积极对外宣示美国的印太构想。2017 年 10 月18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重要演讲，阐述了美国关于印太愿景、合作重点的诸多主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就印太总体愿景，蒂勒森提出“美国和印度的利益和价值观日益趋同，为印太地区提供了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体系的最佳机会。但这也伴随着一种责任—我们两国都要‘竭尽所能’，支持我们关于自由、开放和繁荣的印太联合愿景。”而就印太的合作重点，蒂勒森坚持了安全与经济“双轮驱动”。在安全方面，蒂勒森明确希望强化美印、美日印安全合作，并对刚结束的2017 年美日印“马拉巴尔”演习赞赏有加，表示“世界的重心正在转移到印太中心。美国和印度的共同目标是和平、安全、航行自由和自由开放的架构，两国必须成为印太的东西方灯塔”， “美、印、日海军最大军舰首次在印度洋展示了它们的力量，为这三个印太民主国家联合发挥实力树立了明确的榜样”；而在经济层面，蒂勒森强调印太地区的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等事宜，认为“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许多印太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和融资计划方面的选择有限，这些项目往往无法促进他们声称要帮助人民就业或（促进国家）繁荣。是时候扩大透明、高标准的地区贷款机制了—这些工具将切实帮助各国，而不是让它们背负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从蒂勒森的重要演讲中可以发现，美国印太战略与日本保持了较高程度的一致性。在总体制度设计上，美国坚持自由、开放、繁荣、基于规则的“印太原则”，这一点与安倍倡导的理念如出一辙。而在具体合作领域方面，蒂勒森将安全与经济作为两大中心，特别是对于海洋安全的强调实则在努力兼顾日本的关切。从总体战略指向上，美日都清晰地体现出在印太围堵中国、迟滞中国和平崛起，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美日间的蜜月期颇为短暂。从表面上来看，特朗普政府在安倍晋三的极力推销下接受了印太战略，且蒂勒森的演讲表态也令日本为代表的盟国颇为鼓舞，但特氏 2017 年11 月的东亚之行却暴露出其与蒂勒森以及日本印太主张的明显分歧。特朗普 2017年 11 月对日、韩等国的访问中，不仅未对印太战略提出具体方案，且访问全程只使用了“印太愿景”（Indo-Pacific Vision）这一概念，令日本举国上下颇为失望。随后在越南岘港 APEC 峰会上发表的演讲中，特朗普关于美国印太主张的阐述，诸如“我们寻求建立在公平互惠原则基础上的强有力的贸易关系”， “我们降低或终止了关税，降低了贸易壁垒，允许外国商品自由流入我国。但是，尽管我们降低了市场壁垒，其他国家却没有向我们开放市场。我们不能再容忍这些长期存在的贸易弊端”等则更清晰地表明其以印太战略为名，反对多边贸易机制、确保美国利益优先、行贸易霸凌主义之实的本质。可以说，从根本上来看，特朗普版印太战略诞生之初实则为其“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的又一载体，且刻意淡化了安全合作内涵。总体而言，特朗普“印太战略 1.0 版”仅空有其表，只是其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等核心施政方针的一个折射，与日本海洋安全保障为核心、军事合作钳制中国的主张具有根本性区别。 正如美国学者克罗宁（Patrick M. Cronin）所指出的， “特朗普印太战略核心在于享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在经济、安全方面都能互惠互利，是在经贸领域针对中国的长期竞争战略”。
应当说，特朗普对印太战略的宣传与推介并未取得较好的效果，而日本等盟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不满也迫使特朗普不得不有所回应。因此，2017 年末成为美国印太战略调整、嬗变的开端，并经历了数个阶段。
首先，美国利用官方报告率先发出信号。从东亚回国不久，特朗普政府即发布了 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努力强调本国对印太战略的重视，意图扭转外界特别是日本等盟国对于美国印太战略空有其表的负面印象。该报告中提出“中国和俄罗斯希望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中国寻求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扩大其‘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影响范围，并在该地区重新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区域秩序。”“美国必须调动起参与竞争的意愿和能力，防止印太、欧洲和中东出现不利的变化。为了维持有利的均势，美国需要对盟国和伙伴关系国作出坚定的承诺并密切合作，因为盟国和伙伴扩大了美国的实力与影响。”
其次，美国也利用 1.5 轨、2 轨等渠道积极向盟国、伙伴关系国传递其对于印太战略的重视与政策走向。2018 年 1 月，在美国运作下，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印度维维卡南达国际基金会（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等美日印澳代表性智库齐聚东京，围绕印太战略开展 2 轨对话。这些智库政府背景浓厚，与各国高层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此次对话可谓各国政府间接进行了政策沟通与协调，对美国打消各国疑虑起到了明显作用。
再次，充实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特别是强化了安全层面的政策制定。在 2018 年 1 月出炉的《2018 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在利用军事现代化、影响力和掠夺性经济迫使邻国重新调整印太地区的秩序，使之成为自己的优势。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的持续崛起，通过‘举国体制’（all-of-nation）下的长期战略来维护权力，它将继续追求军事现代化计划，在短期内寻求印太地区霸权，在未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为了应对中国，美国提出持久的联盟和长期的安全伙伴关系需以美国核心同盟关系为支撑，并以盟友拥有的安全关系网络予以补充、强化；美国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同盟和伙伴关系，建立一个能够遏制侵略、维护稳定和确保自由进入共同领域的网状安全架构。可见，特朗普已开始回归美国对外战略的传统，积极延续奥巴马时代对亚太同盟体系的改革，在印太地区以美国、盟国以及伙伴关系国构成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制衡中国。
（二）美印太战略“脱虚入实”进程加快，政策取向进一步明确
《2018 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发布后，美国印太战略加快了“脱虚入实”的步伐，政策取向进一步明确。2018 年 5 月 30 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Pacific Command） 正式更名为“印太”司令部（Indo-Pacific Command），由戴维森（Phil Davidson）接替哈里斯（Harry Harris）执掌新的“印太”司令部。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表示“对每一个国家来说，主权无论大小都应受到尊重，这是一个对投资和自由、公平和互惠贸易开放的地区，不受任何国家掠夺性经济或胁迫威胁的束缚”，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寻求将自身“置于欧亚贸易连接与合作中心”。美国对太平洋司令部的更名可谓意义重大，其标志着特朗普为了有效实施印太战略、应对中国崛起，开始着手重新配置亚太地区军事力量，对印太战略的展开起到了实质性支撑作用。
2018 年 11 月，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与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局共同制定的《东亚和太平洋联合地区战略》（以下简称《战略》）获得国会批准。从表面上来看，《战略》仅指向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似乎回归了美国传统的“亚太思维”。然而，稍加梳理即可发现，印太战略仍是其重中之重。如《战略》第二部分“目标与举措”中，针对中国提出“一是通过强化安全协议，来建立更加强大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抵消中国的影响力……为了平衡中国的影响力，我们将加强现有地区联盟关系，包括与日本、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和韩国的关系，并加强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 “提高地区伙伴国的安保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以支持和倡导建立一种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
继《战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同年 12 月31 日正式签署了《2018 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以下简称 《法案》）（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意在进一步将美国印太战略“具象化”。《法案》开头提出了美国印太战略总体设计，即“为了使美国继续在印太地区扮演领导角色，以下三项举措势在必行：捍卫和平与安全；提升经济繁荣；促进（区域各国）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具体而言，《法案》提出美国应通过与印太伙伴国家间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发展和培育经济；以自由、公平和互惠的方式寻求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并在印太建立致力于自由市场的伙伴网络；实施高质量和透明的基础设施项目；保持贸易、保持海上、航空通道和通讯的开放；寻求和平解决争端；在印太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加强同该地区盟国和伙伴国的安全关系。
可以发现，随着一系列政府报告的出台、军事力量的重组，美国印太战略不仅骨架已日趋清晰，且血肉日益丰满。
经过 2018 年的政策制定与调整后，当前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已基本趋于稳定。在总体上，美国将遏制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维持印太区域既有国际秩序作为目标，以自由开放、民主、繁荣、基于规则与法律、市场经济等作为基本原则。而具体而言，美国兼顾了经济与安全两大支点，前者以印太广大地区高质量基础设施开发项目为重心；后者则是以美日印澳等所谓印太民主国家间的海洋安全合作为主导，二者均旨在遏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海洋强国战略等重大国策。在经济层面，《法案》在贯彻了特朗普在贸易方面的绝大部分主张的同时，承认了“多边贸易协定”的重要性，无疑是特氏对盟国的一项重大让步。除了贸易问题，《法案》刻意强调了“实施高质量和透明的基础设施项目”，积极呼应了日澳印等国，显示其利用印太战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制衡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意图。而在安全层面，《2018 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战略》《法案》均体现出特朗普对与盟国、伙伴关系国家防务合作的重视，重申美国将继续在印太保持强大军事存在，意图打消日印澳等核心盟国、伙伴关系国的疑虑。
因此，当前美国印太战略在目标与内涵上已与日本等盟国取得了较大共识。特朗普在经济层面上淡化了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利益优先等政策主张；而在安全层面上则基本回归了奥巴马的政策轨道，以印太区域的多边海洋安全合作为主推进美国印太战略。
（一）盟国得到安抚，美亚太同盟体系向心力提高
美国印太战略的调整在较大程度上弥合了与日澳等盟国的分歧，提高了亚太同盟体系的向心力。特朗普上任之初，继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又废除“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高举“美国优先”旗帜，提出以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为特征的施政纲领。在此背景下，日、澳等盟国感受到了“特朗普冲击”，担忧伴随着美国从亚太的战略收缩，不仅在安全上得不到充分保障，战后一直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国际秩序也将被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方案所颠覆。在此背景下，特朗普自 2018 年开始赋予了印太战略更多实质性内容，从经济、安全两个层面提出了印太战略的具体实施方案，逐步缓解了日本等盟友被美国“战略性抛弃”的担忧，从根本上强化了日澳等亚太盟国信心，提高了美国同盟体系的向心力。在经济上，尽管美国仍然坚持贸易保守主义，但在高质量基础设施项目上与日澳等国达成高度一致，一定程度上排解了日澳对“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主导地区国际经济秩序构建的担忧。而在安全上，特朗普借印太战略由漠视、孤立主义逐渐向美国的传统回归。在安抚、团结亚太各盟国之余，美国大力争取与印、越、印尼等伙伴关系国强化安全合作，以在地域上覆盖印太主要地区，增加制衡中国的砝码。
（二）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合作机制重启与东盟亚太安全秩序“中心地位”边缘化危险
美国印太战略的“实心化”趋势也将使未来亚太安全秩序的主导权之争再起波澜。冷战结束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成为了较大难题。一方面，美国主导的亚太盟国体系对区域安全事务拥有最大影响力，但因其是冷战遗留产物，具有较明显的排他性与对抗性，难以获得域内其他国家支持，无法直接主导亚太安全秩序；另一方面，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影响力日趋上升，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也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具有相当的话语权，各国也难以接受美国在安全事务上的“一言堂”。在此复杂背景下，东盟成为各大国均能接受的“调停者”， “意外”获得构建地区安全秩序的主导权。此后，东盟积极构建了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及东亚峰会等机制，基本稳固了在亚太地区安全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然而，东盟“中心地位”的确立和延续是有条件的，它不是建立在东盟实力基础上的霸权形态，而是在亚太地区特殊的权力格局
基础上，利用平衡外交，在大国间施展大国平衡的阶段结果。一旦各大国在该地区利益争夺很难妥协，彼此矛盾和冲突很难化解，就必将对东盟推动的区域合作机制造成重大冲击、大国间新的权力竞争格局将取代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格局。
美国印太战略实则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续与发展。在此背景下，中美安全矛盾呈激化状态，这也将对东盟主导的区域机制造成较大的冲击。首先，自奥巴马时代开始，美国力图强化盟国体系，将“轴辐”（Hub and Spoke）结构变革为“伞形结构”，鼓励盟国之间、盟国与外部伙伴关系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奥巴马期望借此分担美国安全事务压力的同时，也努力夯实同盟体系的内在实力。因该政策自奥巴马时代就已开始执行，不属于特朗普最新政策特征，故在此不做过多赘述。其次，进入特朗普时代后，尽管名义上以印太战略代替“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就本质而言前者实为后者的延续与发展。在推动印太战略的进程中，特朗普除了强化美国在印太军事力量配置、继续完善亚太同盟体系外，最重要的举措即为重启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合作机制（Quad），并在此基础上拉拢印尼、越南等印太核心伙伴关系国家“入群”。
当前，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机制已开始有效运作，机制化程度次第提高，已成为特朗普实施印太战略、主导亚太新安全秩序构建的重要依托。除了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6 月美日印澳四国举行了司局长级会晤，四国海军高官也曾于2018 年 1 月 在 新 德 里 举 办 的 瑞 辛 纳 对 话 会（Raisina Dialogue）上碰面，共同研究如何在印太两洋制衡中国，保持所谓印太海域的“自由与开放”。时至今日，尽管印度对该机制存在一定的保留，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将继续拉拢印度，争取印度的长期有效参与。在此基础上，美国也将东盟大国如越南、印尼作为发展伙伴关系的重要对象，并得到日本的积极协助。未来，除了双边层面合作，美日越、美日印尼等小多边安全合作将会持续发展。因此，东盟内部面临较严重的分裂风险，除了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困境，也将有可能出现“美国伙伴关系国”与“非美国伙伴关系国”的对立局面。美日印澳+重点伙伴关系国（主要分布于东盟）安全合作机制（Quad+X）一旦确立，东盟将面临严重的分裂，在冷战后亚太安全秩序中的中心地位也将旁落，边缘化危险将大大提高。
（三）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摩擦将更为激烈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进入实质化操作阶段，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摩擦将更为激烈。中国在诸多场合均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从根本上，尊重且愿意维护现有以东盟为中心的亚太区域秩序，且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安全观、 “一带一路”倡议等理念与公共产品加以补益，力图让现有区域秩序更为合理，在更广范围内、更高层次上提高各国民众的福祉。然而，特朗普政府仍坚持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希望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 “寻求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在该地区重新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区域秩序”。美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尤为警惕，将其视为中国谋求地区乃至全球秩序主导权的终极方案，故从 2018 年开始以印太战略为抓手对冲“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上，美国与盟国为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透明的” “可替代的”的私营投资，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目的明显；在安全上，美国意图将东海、台海、南海与印度洋作为一个整体，促进“三海一洋”安全联动，以多边海洋安全合作为抓手，携手沿线国钳制中国，通过恶化沿线安全环境颠覆“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数年内美国将继续借印太战略，联合各相关国家从经济、安全两个层面围堵“一带一路”倡议，二者的摩擦将呈长期化、激烈化趋势。
四、余论
回顾美国印太战略的演进过程，可发现其“脱虚入实”的演进特征明显。在初始阶段，美印太战略“空心化”特征明显。特朗普本身对于印太战略缺乏实实在在的战略构想，仅仅是将其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名义上的替代品，甚至是实施自身贸易霸凌主义的载体。然而，自 2017 年末美国印太战略开始“脱虚入实”，2018 年则成为该战略加速发展、落地实施的一年。在具体框架上，美国印太战略受到日本较大影响，以自由、民主、基于规则、市场经济等价值观为宗旨，以经济、安全为两大支点，以高质量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海洋安全合作为两大核心领域。从当前目标来看，美国希望借助印太战略，加强与日澳等离心趋向明显的盟友关系，并借此深化与印度为首的伙伴关系国合作。而从长远目标来看，美国希望借印太战略，将美日印澳等重点伙伴关系国（Quad+X）多边机制作为未来地区秩序的主导，并借此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案的影响力，压缩中国国际活动空间，达到迟滞中国崛起的终极战略目的。
面对美国印太战略，我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四个自信”。首先，在安全层面，面对美国等借印太战略对我国战略围堵不断升级的现实，我国首要任务仍是加强国防力量特别是远洋海军的建设。印太目前局势日趋复杂。一方面，传统岛链、印太战略交织，美日澳等全球与区域大国纷纷介入，安全机制犬牙交错，西方以印太战略为抓手，实施东海、台海、南海、印度洋“三海一洋”安全联动，恶化我国外部安全环境的意图已愈发明显；另一方面，我国对印太诸国投资力度逐年加大、双边贸易额快速递增，且印太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区域，我国在印太地区的海外利益日益庞大。远洋海军不仅对我国维护我国国家海上安全不可或缺，也是保卫我国在印太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的必备要素。因此，强化国防建设是当前我国应对日美等国印太战略、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首要任务。
其次，在经济层面，面对美国印太战略带来的冲击，我国应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面对美国等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进行的围堵，对我国制造“债务陷阱”的中伤，我国应毫不动摇、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市场原则和国际通行规则， 以实际行动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提高各国民众福祉，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反击美国的无端指责与对冲举措。
再次，在战略层面，我国应在可能范围内分化美日印澳四国关系。在美国印太战略日益实心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将成为美国颇为倚重的载体。然而，四国关于印太战略的设想及利益关切绝非铁板一块，我国可利用各国分歧，因“国”制宜，多做文章。第一，在中日均面临美国贸易霸凌主义背景下，我国可凭借第三方合作力争在可能范围内分化日美，争取日本。一方面，美国对中日贸易谈判态度日趋强硬。特朗普于 2019年 2 月 5 日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就任以来的第二份国情咨文。其中，在对华政策上，特朗普明确希望美中贸易必须“有真实的结构性变革，包括结束不公平贸易行为，减少长期贸易逆差，保护美国就业机会。”截止到 2019 年 5 月，中美双方已进行了 11 轮经贸高级别磋商，然而由于美国强硬的态度，两国仍然未达成共识。而美国对日本，则要求其在农产品开放、提高汽车出口关税方面作出根本性让步。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在经贸层面逐渐走近。2018 年 10 月安倍访华后，中日两国就“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合作已达成 52 项合作协议，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的合作也即将启动，中日关系回暖向好势头明显。我国可积极积累中日在东南亚第三方合作成果，以现实收益争取日本，以便适时将两国第三方合作逐渐扩展至整个印太地区，缓解日本对华冷战思维，分化日美在经济层面对中国的联合打压。第二，对于印度，我国应在完善分歧管控机制的同时，强化更广范围的合作。印度是美日印太战略前景与最终成败的关键因素。当前，印度对于美日的拉拢既给予了一定回应，也有意保持一定距离。一方面，印在安全领域积极与美日澳开展双边、小多边合作，而在经济领域也利用亚非增长走廊等载体意图介入印太多个中小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印度的大国雄心、不结盟传统也制约新德里完全倒向美日澳阵营。保持相对独立、在美日、中国之间左右逢源，相机谋取利益，在可能范围内制衡中国仍然将是印度长期选择。针对印度的战略考量，我国一方面应以 2018 年中印武汉非正式会晤达成的共识为基础，妥善处理和管控领土争端等分歧；另一方面，我国仍应大力推进与印度正常领域合作，如共同应对流行性疾病、自然灾害、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提供创新性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第三，对于澳大利亚，我国从根本上仍将是坚持两分法应对。与美日等国不同，澳大利亚虽对华也有所猜忌，但总体上仍将中国发展视为本国较大机遇。 中国对澳直接投资额、双边贸易规模也在逐年攀升，中国已逐渐超越美日成为澳最为倚重的经济伙伴。因此，对澳采取反制措施的同时，也应借助“经济杠杆”管控中澳矛盾。如有可能，可与澳在南太平洋地区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部分项目，以现实经济红利争取澳的支持与理解。
最后，在对美国等采取诸多反制措施的同时，我国应重点思考现有地区秩序如何实现更有效的改良，以造福印太地区各国民众。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 “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因此，在采取反制措施的同时，我国同样应考虑在可能范围内与美日等国就印太战略进行对接。美日等国均强调印太战略具有非排他性、并不针对中国，那么中国可以因势利导，本着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合作，构建“多路多带”，大力推动沿线第三方合作，或许能为构建更符合区域经济发展和各国利益的地区秩序带来更多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