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的二十余年间， 国际体系发生快速转型：首先是头十年 “一超多强” 格局的强化， 然后是从第二个十年开始的 “一超” 实力相对快速下降、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而在后冷战时代进入第三个十年之际， 人们在普遍谈论美国霸权衰落的必然和国际权势转移的 “迫在眉睫”。尽管仍有不少人在强调美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强大修复能力及由此带来的复苏并重新巩固其 “一超”地位的可能性， 但美国仍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并准备接受其不可避免的霸权衰落命运。这样， 如何应对美国霸权衰落， 特别是如何管理可能日益不利于美国的权势转移进程， 正成为美国战略制定的核心关注点。
基于历史经验， 霸权衰落可有三种应对战略：一是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 通过预防性打击或围堵潜在挑战者并将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维持霸权；二是基于防御性现实主义思维， 追求对霸权衰落的有效管理， 实现体面衰落并静待时机重振霸权；三是通过和平禅让推动权势和平转移， 与未来的霸主国建立 “特殊关系”， 确保其衰落后的有利国际地位。作为 “主要挑战者” 的中国的潜力，加上美国霸权衰落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 为美国应对霸权衰落的战略选择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要求：一是不能采取和平禅让战略， 二是要强调战略节约。
在此基础上， 美国更为合理的战略选择是设置一个战略区间，其最高目标是先发制人地维持美国霸权， 最低目标是管理霸权衰落、 追求体面衰落， 并静待时机重振霸权。通过设置战略区间， 美国既能避免可能在 “道德” 上受谴责的和平禅让战略， 又能实现应对霸权衰落的战略灵活性、 经济性和实用性。对中国而言， 要成功应对美国的战略调整， 特别是当前亚太地区依据霸权衰落应对战略而来的战略再平衡， 就必须把握美国战略调整的灵活性、 经济性和实用性诸特征， 并据此形成相应的有效应对战略和政策。
对美国权势衰落的讨论并不新鲜。过去几十年里， 几乎每隔十年便会出现一波有关美国衰落甚至西方衰落的讨论。距当前最近、最重要的一波讨论是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其代表作是认为美国权势已经衰落的保罗·肯尼迪的巨著 《大国的兴衰》， 而坚持认为美国仍 “注定领导” 的则是小约瑟夫·奈。正是由于多轮有关美国权势衰落的讨论最终都以衰落论者的落败告终， 因此有人怀疑这种讨论到底是因为国际环境或国际权势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还是因为美国国内意识形态和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很明显的是， 当前这一轮有关美国权势转移的讨论似乎会呈现出另一个结果———衰落论者可能会最终取得迟到的胜利。
过去几年里， 学者们对国际政治中的权势转移已经做了很多预测。而有关美国衰落反复发生的争论也再次浮现，但这一次似乎有更多实质内容， 声称西方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可能衰落， 或如同一位评论家所说， “美国衰落———这次是真的”。对 “美国治下的和平” 的谈论，在冷战结束后的头十年甚至是２１ 世纪之初都非常流行， 但现在已经迅速地让位于有关 “帝国失败” 的预测， 因为 “单极论” 被认为不过只是一个 “时刻” 而非一个 “时代”。随着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揭示了美国军事能力的局限， 全球金融危机揭示了美国过去１５ 年的经济奇迹并非基于生产而是基于举债， 克林顿政府如此喜爱的大型新兴市场已经成为新兴大国， 新德里、 巴西利亚和莫斯科日益追求与其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声音。 最重要的是， 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同时支持着美国 “寅吃卯粮” 的不可持续的发展。北京而非华盛顿应当成为新的国际秩序共识的来源， 而西方本身已经陷入分裂。
衰落论者认为， 当前国际关系中最核心的事实是美国正在衰落。美国霸权衰落的原因主要来自其能力衰退———可称为绝对衰落， 或其他国家追赶上来———可称为相对衰落， 但更可能是两者的相互结合。例如， 有学者认为， 国际权势正转移到东方， 这不仅是西方虚弱的结果， 而且是亚洲国家竞争力和权势日增的后果。法里德·扎卡里亚 也认为， 美国统治的时代正在终结， 因为 “其余”世界正在崛起， 它们在社会组织、财富创造和财产积累等方面都表现更佳。
的确，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２１ 世纪最为重大的国际发展形势之一。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２１ 世纪以来，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已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一个显著现象。自１９８０ 年以来， 以中国、 俄罗斯 （苏联）、 印度、 巴西和南非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经济增长非常迅速：１９９０ 年， 这五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共计占全球的８％， 到２０００ 年一度下跌到３.７％———主要因为苏联解体， 但到２００７ 年就快速上升至１３.２５％， 到２０１２ 年更是占到全球的 ２０.６５％。 根据高盛公司的预言， 到２０４０ 年， 作为新兴大国群体代表的金砖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中的比重可能相当于最大的六个发达国家。另一份研究则考察了分别基于市场汇率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作为整体的新兴大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以汇率计算， 新兴大国的相对规模在 ２００４ 年约为经合组织国家的１６％， 而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 ５５％。如果简单地假定新兴大国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增长率差距仍为６ 个百分点， 那么前者的国民生产总值到２０３５ 年 （以汇率计算） 或２０１５ 年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 超过后者；即便假设新兴大国和经合组织国家每年的增长率差距仅为５ 个百分点， 这一时间也只会分别推后６ 年和２ 年。
但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美国内部， 即美国霸权的绝对衰落， 最为明显地体现为美国极度危险的财政状况。许多学者都指出， 短期内美国的财政状况相当不妙， 自２００９ 年起美国财政赤字已连续４ 年超过１万亿美元。中期局势仍然不妙， 到 ２０１０ 年积累的债务达 ５ 万亿美元———占 ＧＤＰ 的６２％， 美国国会预算局的估计是到２０２０ 年将再增长９０％， 每年需要５ 万亿美元用于支付赤字和到期债务———可能通过新借方式偿还。这还不算州和地方政府的约３ 万亿美元债务。至于长期形势， 即２０２０ 年之后， 如果将上涨的公共医疗承诺、 社会保险及债务成本等纳入考虑， 财政前景 “的确是灾难性的”。从美国与新兴大国的历史增长趋势看， 美国的权势衰落也是明显的。美国在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５ 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２.５％， 而 ２１ 世纪头十年的实际平均经济增长率为１.９％。相比之下， 中国和印度则分别为９.９％和６.８％。
显然， 也有不少人并不认同衰落论者的观点。强调得最多的是，美国仍拥有相对于潜在对手的巨大优势， 任何国家在短期内“赶超” 美国的可能性都是夸大其词。也有人认为， 过度关注眼下的趋势是危险的， 并指出中国、 印度等国面临着诸多挑战， 只有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后才有可能挑战美国。还有学者相信， 即使丧失了物质性的强制统治能力， 美国仍享有诸多通过其霸权建立起来的嵌入制度和规范秩序中的优势。当然也有人并不认为美国的问题是根本性的， 相反只是国内政治体制运转不畅的后果。还有学者认为当代的权势必须重新界定， 并质疑以往主要以军事力量对比来衡量国家间实力的方式在较大程度上仍能行得通。因此， 现在需要更加关注非强制性的权势， 它不只是强制的能力， 还应包括影响、 吸引和劝说的能力 （软实力）。或者， 也可通过将对国家的评估和比较从资源层次转移到其他层次， 如网络环境下的 “联通性”， 来对权势加以全面重新界定。
但这些批评不过是肯定了衰落论的论点， 而非相反。首先， 对美国霸权到底还能持续多久的争论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几乎所有人认为美国终将衰落， 尽管时间可能是十年、 几十年或者更久。其次，强调中国、 印度等国崛起的内部困难， 并不能回答美国霸权衰落的问题。最后， 强调权势的其他维度， 事实上是变相地承认了美国的衰落。例如， 不少人强调， 美国仍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对美国而言， 延缓衰落就需要在恢复经济的同时， 维持对其军事建设的持续投入， 保持在衰落期间的美国军事影响力。当然， 这又会反过来加剧美国经济的负担， 但如果不这样做， 美国的衰落可能会来得更快。
如果说思想界对美国的绝对和相对衰落已基本达成共识， 这一观念在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普通公众中或许更为普遍。根据美国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在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的系列调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权势正在衰落， 而取代美国的将是中国。２０００ 年， 认为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人仅有 １０％， 但到 ２００８ 年迅速上升至 ４０％， ２０１１ 年达到 ５２％， ２０１２年继续上升到 ５３％。而对美国自身的信心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６５％ 下降到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２％， ２０１２ 年则为 ３３％， 下降了约一半。对于未来 ２０年里谁将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在 ２０００ 年时仅有 １３％ 的美国人认为是中国， 有 ５５％ 的人认为是美国；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２００８ 年， 有 ４４％的美国人认为是中国， ３１％ 的人认为是美国；到２０１２ 年， 有 ４６％的人认为是中国， ３８％ 的人认为是美国。美国人并不关注其他的新兴大国， 认为欧盟、 俄罗斯或印度是或将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人的比例加起来始终未超过 ５％。 即使是曾引以为傲的军事实力， 美国人的信心也在下降。１９９４ 年时有６３％ 的人认为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大国， 在进入 ２１ 世纪之际， 这一比例下降到 ５１％， 但到 ２００７ 年又回升到 ６０％， ２０１１ 年达到 ６４％， ２０１２年却下跌到 ５４％。 根据皮尤全球态度项目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开展的一项长期性研究， 更多的普通公众相信美国的确是在衰落。根据这一项调查， 在 １５ ～２２ 个调查国家 （因年份不同而不同） 中， 大多数人认为， 中国将取代或已经取代美国， 成为世界 “头号超级大国”。 持这一观念者在西欧特别普遍： ６０％的英国人、 法国人、 德国人和西班牙人认为， 中国最终将取代美国。 对美国霸权衰落的判断主要基于对美国经济衰落的判断。 在英国， 到 ２０１１ 年， 有 ４７％ 的人认为中国而非美国是世界头号国家，２００９ 年持这一观点的人为 ３４％。 在巴基斯坦、 巴勒斯坦、 墨西哥和中国， 大多数人则预测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
二 应对霸权衰落的历史启示
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 “简单地说， 美国现在是一个衰落中的大国。这一新现实对于美国的未来大战略有着重大意义”。在冷战结束和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之后的 ２０ 年， 对许多学者来说看起来日益明确的是， 美国的单极时代已经终结。美国霸权的衰落对国际秩序而言显然具有非常核心和重要的影响， 它代表着当前时代的一个重大历史性事件。尽管人们可能对美国到底是否衰落有着争论， 但对美国决策者而言， 的确面临着如何界定自身的战略选择、 如何塑造未来几十年的国际环境等重大挑战。这些挑战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 美国应当采取何种战略来应对其霸权衰落。要回答这一问题， 首先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纵观霸权衰落及其应对的历史， 霸权国家主动应对霸权衰落的战略选择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对潜在挑战国的预防性抵抗战略， 尝试将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 进而确保霸权国的优势地位。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 应当通过积极进取的围堵甚至武力的预防性打击来确保霸权国的物质权势和国家安全， 确保其全球第一的地位。在面临真实或潜在的国际权势转移时，霸权国不应该也不能静待崛起国变得更强大。如果它决心继续拥有主导地位并击溃所有挑战， 那么它便可能采取预防性的抵抗战略。其核心手段是通过先发制人或预防性的战争或围堵或遏制， 以利用霸权国眼前尚存的权力优势， 在崛起国实力还不够强大时打击它。或许略显温和的方法是， 利用其在国际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 霸权国预防性地改变体系规则， 进而阻止挑战者的崛起。显然， 采取预防性抵抗战略是相当合理的， 考虑到仍拥有相对较大的优势而时间却并不掌握在自己一方， 霸权国为避免在更久远将来的失败而采取预防性的打击以争取胜利便是正当的。如同美国 ２００２ 年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所指出的， 为了保护美国免遭恐怖分子有预谋的袭击， 必要时美国将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 “在威胁到达美国国界之前识别并摧毁它”，因为 “等到敌人对美国发动攻击后再向敌人还击， 这是自杀而不是自卫”。
修昔底德通过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根本原因的深入探讨， 提供了通过预防性抵抗战略确保霸权的经典分析。就斯巴达的霸权面临雅典力量增长的挑战而言， “使战争不可避免的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和这种增长在斯巴达引起的不安”。就战略目标而言， 雅典旨在保持希腊世界两极格局的现状， 使斯巴达最终承认雅典的霸权地位。在伯里克利看来， 尽管这一战略不能在短期内实现雅典霸权， 但由于雅典的权势增长如此迅猛， 只要耐心等待， 两极均势必将被打破， 天平也会向雅典倾斜， 雅典称霸只是时间问题。但对斯巴达而言， 问题显然有根本性不同：必须通过战争来消解雅典， 遏制雅典的权势增长。这样， 斯巴达依据先发制人的逻辑， 采取了“克劳塞维茨式” 的歼灭战略， 实现在海上和陆上同时瓦解雅典的信心。
第二种战略基于防御性现实主义， 旨在通过合理的管理战略来根本性地延缓霸权衰落的步伐， 甚至静待时机争取霸权恢复。考虑到另一个大国的崛起未必一定会导致霸权的衰落， 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也未必存在一种零和游戏。因此， 霸权国完全有更大的政策空间来管理其霸权衰落。这样， 防御性现实主义建议用充足的物质权势并利用某种权势分享来增强大国间的相互信任， 相信这能加强每个大国的安全。通过与崛起国的某种和平共处， 霸权国可将有限的且正在消失的资源集中用于拯救或缓解霸权衰落， 并且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发现新的时机进而实现霸权的重振。
历史上既有管理霸权衰落的成功经验， 也有失败的教训。根据莫德尔斯基的研究， 英国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唯一的曾两次成为世界霸权的国家。英国的第一个霸权周期是从 １６８８ 年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法荷战争开始， 直到 １７９２ 年拿破仑战争爆发；第二个霸权周期是从１７９２ 年开始， 直到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两个霸权周期并不意味着英国在这 ２００ 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霸主。事实上， 第一周期里英国担任霸主的时间大约是 １７１４ ～１７６３ 年， 第二周期的时间大约是 １８１５ ～１８７３ 年。在第一任霸主的后期，即大约从１７４０ 年开始， 英国其实已经开始衰落了， 到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 或者说英法七年战争 （１７５６ ～１７６３ 年） 时， 这种衰落就相当明显了。英国的劣势在１７６３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后变得更为明显， 主要表现为国内政治腐败、 北美殖民地控制严重动摇， 及财政压力加大和转移财政压力导致的北美殖民地的更为不满。随着美国独立战争的开始， 英国的霸权陷入全面危机：一是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并全面扩大；二是英国的海上霸权事实上丧失；三是英国空前的外交孤立状态；四是英国的重商主义殖民机制出现了严重危机。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英国的霸权到了结束的时刻。为了管理霸权衰落， 英国采取了一系列管理措施， 主要包括：改革政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坚决地领导反法同盟；设法恢复海上霸权；启动工业革命。这样， 到１８１５ 年时， 英国再次引人注目地取得了全球的突出地位， 这是由于英国把制海权、 财政信用、 商业才能和结盟外交巧妙地结合起来。
相比之下， １５５６ ～ １５９８ 年腓力二世对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衰落的管理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对腓力二世继位时的西班牙帝国来说， 由于衰落的显而易见， 因此压倒一切的需要在于 “重振陛下的君主国”， 即复兴和再生西班牙君主国和帝国。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的大战略主要包括：粉碎尼德兰造反；用一切手段将意大利牢固保持在西班牙权势范围内；征服英国， 以便维护其与美洲之间的生命线、 保证西班牙本土安全和胜利结束尼德兰战争。但很显然的是， 腓力二世弊端丛生的战略决策体制、 将宗教狂热置于战略常识之上的 “救世式帝国主义”， 以及其能力不足以应对其三个基本战略目标， 最终导致了西班牙管理霸权衰落战略的失败。
应对霸权衰落的第三种战略是和平禅让， 即将领导权体面地交给自己选定的国家。和平禅让能确保新的霸权对自身友好， 因此即使在无可抵挡的衰落之后， 仍能确保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重要的地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决定权势转移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 不是权势的转移， 而是崛起国是否被现有政治秩序及其实现变革的规则接纳和包容。其前提便是霸权国对崛起国是否接受。换句话说， 衰落的霸权国对待崛起国的态度， 往往是决定权势转移能否和平实现的关键。
世界领导权和平禅让的范例是 ２０ 世纪霸权由英国向美国的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以同盟国的胜利告终，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 战胜国和战败国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和平， 战后的情况远比战前糟糕。这对英国而言更为残酷：尽管赢得了两场世界大战，却失去了一个帝国。二战结束时， 英国的经济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外债累累，国内民用生产萎缩， 出口不及 １９３１ 年的 １／３；２０ 世纪４０ 年代又出现了严重的支付危机， 使国外债务问题更加恶化；１９４５年， 英国的赤字达 ７Ʊ ０４ 亿英镑， １９４６ 年为 ３Ʊ８６ 亿英镑，１９４７ 年为 ６Ʊ ５２ 亿英镑， １９４８ 年为 ４Ʊ ９６ 亿英镑， １９４９ 年则为 ４Ʊ ８８亿英镑。丘吉尔认识到， 昔日英国的霸主地位势必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新兴大国所分享。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英国决定通过和平禅让， 确保英国在衰落后的大国地位和荣耀， 这在战略上便体现为“三环外交”。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 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在保守党年会上正式抛出 “三环外交” 方针， “当我展望我国未来时， 我认为，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存在着三个大环。……对我们来说， 第一个环自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其次是我国、 加拿大和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域以及美国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个大环是并存的， 如果它们联结在一起， 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或联合的力量足以推翻它们， 或者甚至向它们挑战。现在假如你们想到这相互连接的三个大环， 你们就会看到， 我们是在这三个大环中都占一大部分的唯一国家。事实上我们正处在联结点上。这个岛位于许多空中航线的正中心， 我们有机会把它们全部联结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和平禅让， 英国与新兴的霸权国美国建立了 “特殊关系”， 确保了曾经的霸权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和体面。
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当前国际体系都正处于权势转移的时代， 美国的霸权正在衰落———尽管这将在多长时间内完成或多长时间后可能发生逆转方面仍存在争论。以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重大讨论，有关美国衰落和金砖国家崛起以及中美、 中印、 中印美的研究等， 都说明了这一趋势。当前有关权势转移和平实现的可能性的讨论， 更多地聚集于崛起国是否会挑战现存国际秩序， 对现存体系的霸权国作用的探讨存在明显不足。但很显然， 霸权国同样面临着艰难选择：很大程度上， 由于霸权国仍拥有相对于崛起国的较大优势， 即霸权国仍拥有相对于崛起国的战略主动权， 特别是它能影响到崛起国的利益观和思维方式， 因此霸权国的战略选择极可能决定权势转移能否和平实现。虑及上述美国国内和全球范围内逐渐浮现的美国霸权衰落的共识，美国未来的战略制定将围绕如何应对霸权衰落展开。对美国而言，考虑到与其意识形态有根本性差异的中国是最为主要的霸权候选国， 且难有其他替代性霸权候选国存在， 因此其将霸权和平禅让给中国的可能性极低， 美国未来的战略选择更有可能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倡导的预防性抵抗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倡导的霸权衰落管理战略之间做出， 抑或是两者的某种复杂结合。
对预防性抵抗战略的倡导者而言， 尽管正面临着霸权衰退，但美国仍拥有比中国更大的优势。就经济和军事而言， 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将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保持最强大的军事强权。但长期来看， 中国是其最具潜力的对手。如果中国将军队建设的现有投资继续保持几十年， 并决定投射海军和空军力量， 那么它将能部署一支 “可在东亚海洋与美国相抗衡的海军力量”。当然， 只要欧洲、 波斯湾、 印度、 日本和俄罗斯保持独立或在美国影响之下， 目前的中国不可能威胁到全球均势。因此，预防性抵抗战略倡导者认为， “美国的对华政策应当寻求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并促进其经济快速发展， 这样它可变富， 进而可希望它对其在目前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感到满意。这一美国政策可能是误导性的。一个富有的中国可能不会是一个现状国家， 而是一个决心获得地区霸权的进攻性国家……尽管成就东北亚的霸权肯定符合中国利益， 但很明显， 此状况的发生将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对美国来说， 现在开始扭转政策、 做些能阻碍中国崛起的事并不算晚”。当然， 对衰落管理战略倡导者而言， 对中国的崛起无须如此紧张。首先， 美国经济规模仍约是中国的两倍， 尽管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 但美国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有形资产出售给中国。因此， 硬实力的平衡是相当清楚的：中国拥有全世界的大多数美元，并是美国最大的债主， 但美国并未丧失其军事能力， 它仍远优于其他国家， 特别是中国。其次， 当前的国际权势转移是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 而非仅中国的崛起。“如果大转变正在到来， 那并非一个预示着基于法理主义、 宪政主义或全球公民积极主义的激进改变的世界政治。相反， 它是一种从单极向多极的结构性转型， 大多数现实主义者相信那是重新回到大国竞争权势与声望的熟悉的历史中去了。” 肯定存在一种转型， 但更大的可能是多极化而非两极化；更为合理的预测也可能是， 中国和美国不过是新的多极体系中两个最主要的大国而已。最后， 尽管中国的 “ＧＤＰ 和国防预算可能增长到超过美国的地步， 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 但中国的安全利益和军事能力仍局限于其近距离的周边。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将面临与其邻国的危机， 因此其聚焦点将是地区性的。
需要指出的是， 现实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往往远非理论探讨那样简单化和理想化。对美国的战略决策者而言， 理论争论背后反映的是美国霸权衰落的重大不确定性和长期性。由于正反两种观念都有大量拥趸， 说明美国霸权衰落远非一个固定和简单的事实。的确，美国的霸权衰落充满着大量不确定性：从美国是否已经全面衰落，到美国需要多长时间才会真正衰落， 再到美国会不会重振霸权， 都存在着争论。因此， 现实的战略和政策决策者并不需要一个简单的基于某一方面假设的战略， 而需要结合各种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并能对其做出灵活反应的战略。这样， 美国未来的战略抉择极可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某种结合， 即确立一个战略目标区间， 其最高目标是竭力维持美国的霸权， 最低目标则是实现体面衰落并静待时机重振霸权， 具体特定时间的现实战略都将在这两者之间摇摆。
确定一个战略目标区间， 进而基于特定时期的具体情况相应调整美国的战略目标和相应的配合手段， 将是未来较长时间内美国战略的基本特征。可以认为， 战略区间的设置将为美国带来重大的战略便利， 一方面可避免和平禅让霸权的风险， 另一方面可满足由霸权衰落导致的资源受限所提出的战略要求， 即应对霸权衰落的战略必须具备高度的灵活性、 经济性和实用性。
首先， 战略区间设置将为美国的战略提供高度灵活性。出于舆论、 形象和战略需要， 美国必须坚持维持甚至强化霸权的战略追求。奥巴马总统在 ２００７ 年参加竞选之前便发表文章称， 美国未来的全球战略旨在 “重振美国领导地位”。由此而来， 不少人认为美国未来的战略目标将具有相当强的延续性， 即维护和强化其“一超独霸” 地位。但也有很多人指出， 纵观近年来美国的战略口号与政策行为的关系， 可以发现一种较为明显的脱节———在美国充满激情的战略目标宣示与其所支持的实际政策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也有人哀叹， 人们看到的只是实施变革的大胆承诺， 但最终看不到背后的任何特别行动。 还有人谈到， 除了调门之外没有什么变化， 外交政策的变化更多的是戏剧而非现实。上述口号与实际的背离， 很大程度上说明美国对战略灵活性的追求。出于其霸权衰落的现实和维持霸权的追求， 美国必须在坚称要维持霸权的同时，灵活地依据自身实力采取相应的战略作为。这也是当前外界看到更多的是美国的战略承诺而非战略行动的深层次原因。
其次， 战略区间设置将为美国战略提供重大的经济性， 强调对有限资源的节约和经济使用。考虑到美国霸权衰落的重大趋势———尽管未必是不可逆转的， 对可用资源和潜在资源的节约使用便至关重要。对习惯了霸权地位的美国政治家和公众而言， 强调战略的经济性原则， 即意味着始终坚持战略上的自我克制：不仅是克制对既有权势的过度使用、 避免陷入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帝国过度扩张的局面， 而且是克制美国人对维持自身权势和超级地位的极度渴望、 客观理性地应对霸权衰落的现实并设计合理的战略应对措施。例如，奥巴马政府批评小布什政府以 “无效的冲突削弱了必要的冲突”，进而放弃原来被证明无效和不受欢迎的外交政策， 聚焦于更为重要和迫切的问题。也有人指出， 未来的美国应当采取 “一种无惧海外部署美国力量却牢记其使用必须有实际限制和自我克制的现实主义”， 强调 “民主的最大危险来自意识不到自私利益的腐化的道德理想主义者的狂热”， “一个拥有卓绝政治力量的国家更加可能超越历史可能性的限制”。
最后， 战略区间设置将为美国战略提供明显的实用性。基于其依然巨大的战略野心与正在日益削减的战略能力， 美国必须实用地结合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 追求在维持霸权和体面衰落这一战略目标区间内的任一对既定时期来说值得追求的且合理的战略目标。美国外交有两种传统， 一是非常理想化地在全球推广民主， 这可被称为威尔逊主义， 布什主义是其体现之一；二是孤立主义， 即克制自身关注国内事务。依据前者， 美国应对国际权势转移和霸权衰落的战略应当是抵抗， 但由后者而来的战略则应当是接受。回顾美国全球战略的历史演变， 美国往往是在这两种战略选择之间摇摆， 但这一局面在未来一段时间或许会发生重大改变， 美国将尝试实现这两种战略的有机结合， 美国会采取一种机会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方法， 在局势于其有利时采取道德式的、 十字军东征式的抵抗战略， 而在局势不利时则采取退缩、 从复杂局面中抽身的接受战略。换句话说， 中长期的美国战略一方面将继续高举普世主义和美国例外论的大旗， 另一方面将更多地采取克制政策， 审慎使用美国所拥有的权势。总之， 为尽可能地延续自身霸权并使 “后美国世界” 对自己更加有利， 美国未来较长时期都将采取更加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战略。
四 结束语：中国对策
可以认为， 通过设置战略目标区间的方法， 美国能够更为有效地维持和延续其霸权， 既可使美国避免将霸权和平禅让给中国带来的风险， 又可为美国战略提供灵活性、 经济性和实用性的好处， 而这恰好可满足美国霸权衰落时期资源有限背景下的战略必需。换句话说， 设置战略目标区间的方法将使美国应对霸权衰落的难度得到有效降低， 可使美国在面对潜在挑战者时更为有效地结合进攻性和防御性手段， 特别是考虑到美国目前仍拥有相对于后者的尽管并非压倒性的全面优势。这一方法带给美国的战略便利和优势相当明显地体现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一方面， 美国通过其以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核心的一系列战略措施， 形成对中国的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战略态势， 使中国的周边乃至整个国际战略环境进入 “战略挑战期”； 另一方面， 通过强化其联盟体系和设定下一代国际规范，特别是与贸易相关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ＴＰＰ） 和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ＴＴＩＰ） 谈判， 美国正防御性地建设更多针对中国的国际安全和经济方面的 “防火墙”。这样， 尽管中国崛起仍将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但中国的长远崛起可能被美国提前 “管理”。
要应对美国的上述措施， 中国可有和应有的战略和政策都必须从美国管理霸权衰落的战略设计中寻找， 特别是应针对其设置战略区间方法的灵活性、 经济性和实用性特征， 设计有效的战略应对方案。
首先， 必须始终坚持 “发展才是硬道理”。导致美国战略调整的根本原因是其综合国力的相对和绝对衰落， 美国设置战略区间方法的所有特征都服务于如何管理霸权衰落， 因此， 其短期进攻性也是服务于其长期防御性目标的。美国战略调整的这一根本动因， 决定了中国应对战略的核心举措应当是发展自身综合实力。唯有当前的中美权势转移趋势得以延续甚至加速， 中国相对于美国的战略处境才可能得到长期性和根本性改善。当然， 为了保证中国的长期持续性崛起不至于导致美国的过度恐慌， 有必要针对美国对霸权衰落的担忧、 其战略中的短期进攻性和长期防御性、 其战略联盟网络及国际规范建设等做出系统性回应。
其次， 设置与美国战略目标区间相匹配的目标区间， 确保中国应对战略的灵活性。美国设置战略目标区间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短期进攻性和长期防御性的有机结合， 这使中国的短期战略环境面临重大挑战， 也极易导致中国做出相对单调的战略回应， 甚至战略对抗。要避免相对简单化的战略方法， 中国就有必要建立具备高度灵活性的战略目标体系， 以确保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崛起为基本底线， 但可追求时间上的灵活性。这一战略目标灵活性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可有效应对美国战略目标区间， 更在于通过培育和展示中国的战略耐心， 极大地缓解美国因霸权衰落引致的焦虑感， 即一种“时不我待” 地抓住 “最后的机会之窗” 的冲动。
再次， 充分利用美国设置战略目标区间方法的经济性和实用性原则， 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建设领导权共享机制， 减轻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成本负担。受限于衰落的实力， 美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时相当关注成本的分摊， 这也正是近年来美国加大对中国参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压力的重要原因。尽管目前美国对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范围和种类有着很大限制， 但的确为中国参与其中提供了方便。就中国自身的战略设计而言， 不能简单地回应甚至回避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呼吁， 而应将其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和国际领导权的共享等相联系， 使中国在提供美国所要求的国际公共产品之外， 还能更为积极地提供更多的能够提供并应当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通过提供美国要求之外的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能得到有效提升， 而将这种提供额外的国际公共产品与新型大国关系、 领导权共享等相联系， 又能有效避免这种额外提供所引起的美国的担忧甚至打压。
最后， 积极参与下一代国际规范的设计进程， 避免长期的“被管理” 风险。很大程度上， 出于长期性防御目的， 美国所启动的下一代国际规范建设旨在通过设定目前中国尚无法满足条件的新国际规范平台和相应的机制体制， 使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前被设定。尽管中国目前尚难以满足美国所试图设定的多数规则的特定标准， 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无法做出有效的战略应对。尽管中国尚难以参加诸如 ＴＰＰ 或 ＴＴＩＰ 等协议的谈判， 但中国的确可通过在国内建立中国 （上海） 自贸区或实施 “向西开放” 战略等措施， 使自身的能力建设得以在短期内快速提升， 进而为未来参与美国的相应努力领域奠定基础；通过积极参与诸如 ２０１５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 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议程等， 以全球层次的规范设置努力抵消美国在区域或局部层次的努力。这样， 通过内外兼修， 中国便能在较短时间内以不那么具备冲突或对抗性特征的措施， 有效地避免中国长期崛起 “被管理” 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