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千变与万化，委一顺以贯之。”经济变量普遍性的反复涨落，构成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首尾相继，联结中国经济的历史轨迹。历经七十年风雨兼程，中国经济开拓出独具特色的周期演进之路。遵循学术范式，我们以经济增速为核心指标，按照“谷-谷”法规则，将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划分为12个小周期。总体而言，这些周期从属于三大阶段，在经济规律和历史环境的碰撞之下，于经济波动的路径、动因、关联性等层面呈现各自鲜明的特征，为洞悉中国经济发展脉络提供了超长期的历史视角。基于这一视角，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增长性、稳健性和灵活性三大特性。由此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的周期演进有望进一步趋于平稳，高质量发展时代的增长韧性和结构性机遇值得期待。
一、计划经济阶段（1953-1976）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1952年为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经济增长保持平稳。由此发轫，中国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自力更生的现代化建设，经济亦正式迈入周期波动轨道。这一阶段涵盖5个小经济周期，分别为1953-1957年、1958-1961年、1962-1967年、1968-1972年以及1973-1976年，总体而言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大起大落的古典周期。根据学理，经济周期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古典周期，即国民经济活动的绝对水平交替出现上升和下降。二是增长周期，即国民经济活动的相对增长交替出现提速和放缓。在本阶段，除第一个小周期外，后四个小周期在衰退阶段均出现经济负增长，表明古典周期在本阶段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匹配，本阶段周期波动呈现大起大落的不稳定性。其中，周期峰位和谷位的经济增速差值最大为48.6个百分点，差值中枢为21.9个百分点，年度经济增速的标准差为10.5，均为建国以来三大阶段中最高。
第二，市场缺位的供求失衡。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主要由计划经济体制调节，缺少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对要素资源的定价和配置。短期来看，计划指令的硬性调控，配合以工业投资为主导的扩张方向，能够较快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迅速升温；但长期来看，计划的主观性、粗放性和非灵活性，叠加本阶段“短缺经济”的客观掣肘，容易使总需求超越总供给，导致高增长难以维系并透支后期需求，从而产生和放大了经济周期波动。在这一阶段，周期峰位至谷位的平均间隔仅约为2年，其中1953年、1956年、1958年、1966年、1970年、1973年、1975年均出现因总需求过快升温而导致来年经济增速骤降的转折。
第三，利弊共存的封闭波动。受制于冷战时期的国际形势，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相对隔绝于国际市场以外。在此阶段，外贸进出口额占GDP比重的年度均值仅为8.0%，远低于1977-2018年的均值34.4%。一方面，这一格局为民族工业体系的自主发展提供了必要环境，同时将基础薄弱的国内经济与国际市场的风险因素相隔离，有效避免了全球经济周期的外溢冲击。但是，另一方面，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导致 “短缺经济”的瓶颈难以打破。由此，计划经济体制下内生的供求失衡被再度放大，进一步加剧了自身经济周期的波动性。
二、改革开放阶段（1977-2009）
从1977年十一大宣告“文革”结束，到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新中国的发展迈过历史转折点，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周期的运行亦开启新阶段。这一阶段共涵盖5个小周期，分别是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9年。迥异于计划经济阶段，伴随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动，经济周期的特征迎来新转变。
第一，稳健上行的增长周期。得益于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市场机制的建立，中国经济被压抑已久的要素活力得到释放，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总需求实现长足发展。这一历史性变革在经济周期上的首要体现，即为增长周期对古典周期的取代。在这一阶段，经济衰退仅表现为增速的相对下滑，并未出现经济总量上的衰减，5个经济周期均为增长周期。
第二，走向市场的改革阵痛。这一改革阶段，市场“无形之手”逐步成长，与政府“有形之手”共同承担起调节供求平衡的重任。一方面，初生的市场机制所激活的发展动力，与计划经济遗留的“投资饥渴症”相叠加，导致投资规模扩张过快、片面追求高增速的问题。另一方面，“价格双轨制”退出之后，物价的大幅起落一度对经济周期形成扰动。但是，改革最终功不唐捐，迈过阶段性阵痛之后，市场 “无形之手”更加灵活高效地匹配供求两侧，发挥出熨平经济周期的功能。基于此， 2000-2009年，中国经济迎来一轮长达10年的经济周期，其中扩张期为7年，创下建国以来之最。
第三，拥抱全球的周期联动。对内改革的同时，中国经济以2001年加入WTO为标志，成为全球产业链的核心一环。一方面，通过对接全球市场，“外需驱动—制造业发展—外资流入”的良性循环形成。得益于对外开放驱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中国经济供求的主要矛盾从生产水平较低、供不应求的内向型“短缺经济”，转向为供大于求（内需）、生产水平较高的外向型“世界工厂”。这也是增长周期取代古典周期的动力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在拥抱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大气候的周期性冲击。其中，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均发生在中国经济内部周期下行轨道中，显著放大了顺周期的压力。
三、“减速增质”阶段（2010-2019）
以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作为序曲，“拐点”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无论是内部增长动力、发展模式还是外部国际环境，一系列数十年量级的历史性拐点纷至沓来，推动中国经济步入“减速增质”新格局。截止目前，这一阶段可以分为2个小周期，即2010-2015年、2016-2019年（尚未结束），并且本阶段有望长期延续。在拐点共振之下，“减速增质”阶段的经济周期展露以下新特点：
第一，L型的减速增质。这一阶段，中国增长动力之源从扩大要素投入转向提振全要素生产率，从要素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受此影响，在“4万亿”政策刺激效应衰减之后，中国经济步入“三期叠加”状态，然后在新常态下开启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型。一方面，“唯GDP论”退出历史舞台，经济增速稳步下台阶。在此阶段，增速中枢打破8%以上的传统束缚，逐步下滑至7%以内，但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位居前列。另一方面，经济增速峰值和谷值的差异不再明显，逐年的波动亦更加平滑，年度增速的标准差降为1.3，远低于前两个阶段。
第二，日渐重要的金融因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步伐并未停滞，金融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亦由量及质。其一，金融深化注入增长新活力。一方面，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在需求侧成为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推进器；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定价和筛选功能，在供给侧加速了实体经济的优胜劣汰和新旧更迭，由此市场对总供求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完善。其二，金融风险成为周期新隐患。宏观层面杠杆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微观层面股灾等风险事件的渐次发生，使得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上升为重要国策，防控金融风险和“结构性去杠杆”成为政策重点。
第三，由外向内的重心迁移。在这一阶段，全球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地缘政治格局均发生长趋势裂变。其一，全球经济长期处于危机阴影，总需求疲弱成为常态。其二，中美经贸博弈走向长期化、复杂化。两国经济局部去一体化的风险加速逼近，由此引致的全球产业链重塑亦为中国经济增加外部不确定性。受此影响，内需成为稳定经济周期的压舱石以此为起点，中国经济由供大于求（内需）的外向型“世界工厂”，渐次转向供需匹配、内外均衡的内生增长模式。
回顾七十年筚路蓝缕，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三大特性。第一，增长性。从改革开放阶段开始，增长周期就代替古典周期成为主流，周期波动不改经济增长的长期韧性，中国经济增速长期位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前列。第二，稳健性。经济波动从“大起大落”转为“大起缓落”，继而再转为“缓起缓落”，同时经济周期的长度逐步延展、切换趋于平滑。第三，灵活性。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动力源泉、内外关系等深层要素始终保持灵活调整和与时俱进，以变革之“动”实现周期之“稳”。虽然当前在内外因素共振之下，中国经济短期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但是其穿越周期的稳定锚并未动摇，长期发展的动力源持续更新，由此中国经济的增长韧性和结构性机遇依然值得期待。
